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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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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厌食
1899年，感化院监督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在其报告中承认，“由于连续不断供应单调的汤和煮肉，而完全没有烤的或炒的食物，从而缺乏味道，因此产生了多发的厌食。”
官方增加一些监狱食物种类的尝试引起了争议。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强硬者对关于金斯敦感化院在圣诞节向囚犯发放葡萄干布丁的报告感到义愤。一些人呼吁回到面包加水的制度。
囚犯们私下里地发现了自己补充他们食物定量的办法。小卖部和看守们的膳食中的食品总是消失。
金斯敦感化院的鸽子是监狱美食家们四季不断的佳肴。从感化院建立之初，这些鸟就被认为是美味。厨房的职员保留了一把弓箭来射鸽子。一个世纪之后，这种愚蠢的鸟依然落在感化院的院子里和炖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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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监狱看守
一个男人出现在铁栅栏门后面。他穿着制服。他的双眼机警。他的样子紧张、警惕。
他在这儿多久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他怎么承受得了？这给了他什么呢？
来访者试图忘掉所有关于监狱生活的书籍、电影和杂志上的文章。这个人肯定不会像那些陈词滥调所刻画的那样。
穿制服的这个人掏出钥匙，打开了牢房的门。
看守们现在被正式称之为矫正官员，被囚犯们非正式地称之为公牛、猪、马子和驽骀等。他们做的是我们社会中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在违背那些由于犯罪而被社会（和法院）拒绝的人的本意的情况下关押他们。
司法服务者始终被打上一定的烙印。就像G·K·切斯特顿写的那样：“尽管某些刑罚比另外一些更不人道，但是实际上不存在人道的刑罚。只要19个人在任何方面或以任何形式主张把的20个人关押和使其产生中等痛苦……全部程序一定是为了所有相关的人来羞辱一个人。”
从最早期开始，狱卒和刑讯者以及刽子手和绞刑吏都不仅仅被恐怖地看待，而且还被轻蔑地看待。即使到了20世纪，矫正官员依然不愿意透露他们的职业。
作为商人的狱卒
在18世纪以前，看守所仅仅是通向绞架和断头台的中转站。看守所的狱卒不需要任何专门技能来处理囚犯——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看着那些不幸的罪犯在行刑之前不要逃跑。
那时，狱卒是商人，监狱是通过购买或政治赞助获得的一项特许经营。通常不涉及薪水——狱卒的收入是从囚犯们身上压榨出来的。因此，看守所常常被称之为‘负债人拘留所’。
在18世纪，看守所的囚犯自己负担各自的食物、水和稻草。他们为光线、空间和隐私付费。他们为会见来访者、往外寄信和接受基本医疗的权利付费。在最差的看守所，他们还要为避免挨打、被鞭打、被带锁链或被‘忘在’地牢付费。
狱卒有许多赚钱的办法。有些狱卒把囚犯作为奴隶劳动力使用，使他们成为出价最高的土地承包商。狱卒还可以强迫女囚犯卖淫，从每一次卖淫交易中分成。狱卒甚至从囚犯们从面街‘乞讨架’上获得的施舍中提取一定比例。
但是，最赚钱的东西是囚犯和来访者都可以在其中消费的监狱酒馆或‘酒吧’。在18世纪，声名狼藉的英国伦敦新门监狱至少开了3个这样的酒吧。这一古老的传统很难去除。到1844年，代理店看守所的看守仍然向囚犯出售麦酒。
看守们的贪婪是传奇性的，对于囚犯行为的漠不关心也是如此。只要囚犯付了钱，看守们就让他们为所欲为。如果即使发生了抢劫和强奸微弱囚犯的事件，在看守们看来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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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士兵的看守
监狱变成了准军营
在改革者的眼里，很难说是看守们的冷酷还是囚犯们的道德紊乱更令他们吃惊。
这不是感化院缔造者们想要在新的、经过改善的监狱中雇佣的那种看守。约翰·霍华德在其《1777年监狱的状况》中称，在挑选看守时首先要关心的必须是找到“诚实、积极和人道的人”。
改革家们要的是作为文职官员的对国家负责并接受官方监督的新看守。法治将被扩大到既包括看守又包括囚犯。
在感化院里，看守们享有更少的权力，但是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依然必须防止囚犯脱逃，但是现在还应当控制囚犯们的行为。改革家们相信，感化院将提供一个全然有序的环境来帮助看守们重塑囚犯的灵魂。
旧式的看守们自然绝对不适应这一任务。感化院当局寻求那些适应纪律、适应下达和接受命令的人。他们期待着军人。
感化院变成了一个准军事机构。职员都穿着制服，列队上岗，向上级敬礼，操练使用武器。监狱结构是一个监狱长在顶端、囚犯在底端的金字塔。从理论上说，准军事指挥结构保证绝对的服从和对危急快速集中的反应。
行为的榜样
监狱管理一直在革命，但是改革家们实际上仍然不满意。严格的纪律本身不足以改变囚犯的态度。他们需要正确的行为榜样。
在加拿大，金斯敦感化院的监察们在1841年的报告中对此表示了关切。他们坚持，“对这些官员给予如此重要的信任及其在看管罪犯时丝毫放松纪律就会产生危险，使得从最受尊敬的人中间挑选看守和警卫绝对必要。”
事实上，主要因为政府所付的薪水太低，监狱很难招到优秀的人。监狱管理者总是抱怨可挑选的候选人的质量。他们对于自己的职员缺乏信心。
看守和囚犯都很艰苦的年代
在19世纪，加拿大感化院的看守们几乎像囚犯们一样受到限制。他们的工作生涯为一成不变的程式和排除任何个人判断的缺乏灵活性的规则所决定。
对于监狱长来说，官员的纪律问题几乎像控制囚犯一样令人头痛。看守们经常被他们的上级描绘成懒惰、缺乏创新、衣服和体态都肥肥大大、经常在背后嚼舌头和中伤他人。
他们总是不断由于下列一些原因受到处罚：迟到；不守岗位；未锁好囚舍；忘记给钟上发条；工作时抽烟；结交囚犯；对钥匙马马虎虎；未给枪上弹药；留下囚犯无人看管；将报纸带进监狱。
对于轻微违纪实行罚款制度。对于从事违禁品交易这类严重渎职行为的官员将予以开除。
如果一个囚犯脱逃了，当班看守可能面临调查，而且或许受到刑事起诉。有时，监狱长的怀疑得到证实。1877年，金斯敦感化院的一个看守在帮助两个罪犯从后墙逃跑时被抓住了。当时，监狱长约翰·克赖顿突然出现，阻止了他们的计划。那个看守自己在被起诉之前逃跑了。
即使在不当班的时候，看守们也不能忘记他们的角色。1888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监狱长张贴了一份告示提醒职员，如果他们从事了“不道德行为”，频繁出入酒馆，散漫地在附近闲逛或者从事其他任何有违官员身份的行为，都将被解雇。对于那些住在感化院或者附件的看守来说，很难有私人生活。
当一个官员由于不良行为被解雇时，通常没有上诉。一些官员以向司法部长申诉或向报纸写匿名信的手段报复横暴的监狱长，但是没有人给予太多注意。
“高尚的官员”
尽管现实中存在着人事问题，但是刑罚改革家们依然抱有为囚犯树立良好榜样的“高尚官员”的幻想。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的第一任牧师约翰·莱克勒克神父对看守的角色有一种几乎神秘的观念。1874年，他写道：“要成为一个好的感化院官员要求宛如一种特殊的需求。”这一职位要求“能够将慈善精神和公正精神结合起来的人。”
看守们自己做到了部分公正和慈善。在19世纪80年代，看守们的薪水比血汗工厂工人的工资高不了多少。即使加上补贴的住房和免费午餐，他们的生活标准依然很低。
1892年，金斯敦感化院的官员们向司法部长呼吁增加工资。“我们现在每年500元的工资根本不能满足我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当中许多人以现在发给我们的工资水平几乎难以维持。”
他们的呼吁书继续写道：“我们的职责与您领导之下的其他各感化院所雇佣的看守们相比，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我们的压力更大；压力大到这样大的程度，我们常常被迫24小时－36小时回不了家，并且没有任何轮换。”
他们提醒部长，他们长期处在危险之中，而且“在伤残和死亡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为家庭的未来做出安排。”
由于没有退休金，许多看守一直工作到他们倒下为止，而不仅靠过去的工资而陷入贫困。许多官员无视不得雇佣近亲的规则，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儿子在同一机构获得雇佣。这是一种退休保险：当父亲干不动的时候，年轻人的工资可以养家活口。
在19世纪，看守们几乎像囚犯们一样受到限制，为一成不变的程式和缺乏灵活性的规则所主宰。
莫伊兰从1875年－1895年担任感化院的总监。他认为对看守不必太重视。在1892年的报告中，他对看守讲得很严厉。“当然有许多看守们在执行职务时干得不错，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少数。”
金斯敦感化院的看守们愤怒了。他们贴出了如下保留条款：
“我们，本感化院的签名看守们，吃惊和义愤地获悉，你在你的报告中认为我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智力上不适合我们现有的职位，如果不在上级的眼皮子底下就不可靠和玩忽职守，仅仅是阳奉阴违的仆人和没有其他任何能力生存的人。
我们将尊敬问一声：在没有对我们的作为人和公民的私人生活或我们作为本感化院官员履行我们职务的方式没有切身了解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发自良心地对我们提出如此严重和广泛的指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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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度抗衡：看守们对管理者们
莫伊兰与看守们之间的相互憎恶成为看守们长期不断的形象问题的征兆。感化院的管理者们倾向于将看守看作监狱机构中最弱的成份。看守们自己也感到他们被当作制度缺陷的方便的替罪羊。当局需要最好的人，但是不愿承担费用。1911年，一个试用期的看守每月的工资仅50元。当时，劳动部估计，一个5口之家的房租和食品就需要这么多钱。1924年，一个看守的起点工资是每月元加上制服和靴子（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是195元）。这很难吸引像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监狱长库珀盼望的那类人。在1926年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看守：
“感化院工作的核心是人的品质。领导的能力和自制很重要。看守要接管一伙20－30个不同国籍和性情的人，使他们保持有序地工作，防止他们逃跑和违反监规，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或与难驾御的囚犯搏斗以及晚上将这些人带回来，而且要使他们靠近一些以便在一个人的监督之下。所有这些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品质的勇气，而且还有体格。”
1892年，看守们的工资是每年500元，没有退休金。
在加拿大感化院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看守们的职责没有什么变化。1835年的看守在1935年的监区里仍然感觉很适应。只是枪支和制服变了。尽管囚犯们享有了更多的权利，但是看守们仍旧被各种规章包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依旧单调乏味，只是偶尔被惊惶打断一下。
困在机械上：对囚犯一视同仁
1818年，一个名叫塞缪尔·丘比特（Samuel Cubitt）的人向英格兰伊普斯维奇郡（Ipswich）的法官提供了一套使罪犯保持忙碌的新设备。这种设备便是齿轮机（Treadwheel）。
这种齿轮机的结构是，在一个旋转的巨大圆柱上安装一个由梯阶构成的铁架子，形状就像一个大齿轮。罪犯们用手抓住架子上的一个棒，用脚踩齿轮的齿，从而使这个大齿轮不停地转动。齿轮机的轮子被设定成每分钟转50个梯阶。当齿轮转动的时候，囚犯们一步也踩不实，因为他们一踩某一个齿，这个齿就下滑。
踩齿轮机的工作特别消耗体力，许多体弱的囚犯都累倒下了。怀孕的女犯流产了。到1824年，至少有3个人被齿轮碾死了。
如果说任何东西象征着感化院，那就是齿轮机。像齿轮机一样，19世纪的感化院是一部不人道的机器。像齿轮机一样，感化院没有制造出任何东西，除了纪律的幻想。像齿轮机一样，早期的感化院制度把它关押的囚犯简化到无思想，自动操作的程度，仅仅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
感化院制度对所有囚犯一视同仁，不允许囚犯有特殊的需要。感化院的建立是为了处理典型的囚犯——健康的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任何调整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加拿大，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矫正当局必须处理许多不适合这一模子的人。女人、原住民、宗教上的少数派别、吸毒者、性罪犯和心理或生理具有残障的人是一些不能用传统方式处理的例外群体。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努力尝试使机构的轮子停摆，但是许多人都被绞进去轧烂了。
精神角斗士
加拿大感化院当局有史以来不得不处理的最顽固的罪犯是“裸体圣歌歌手”。
他们是杜科波尔派自由之子派的狂热信徒。脱光衣服是他们蔑视当局的方法。
裸体是自由之子派囚犯使用的破坏性最低的一种手段。他们尝试以任何手段来打击、羞辱和破坏监狱。如果他们不能严密地打击监狱系统，至少他们绝不会被它所吓倒。
杜科波尔派（意为灵魂力士派）产生于18世纪的俄国。这个名字的含义是“精神角斗士”。这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是东正教教堂给他们起的。杜科波尔派教徒拒绝东正教。他们还拒绝各种形式的现实政府。除了上帝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
杜科波尔派的独立就像卡在沙皇喉咙上的一根刺，俄国政府愿意让他们迁移到加拿大。1899年，第一批移民的杜科波尔派教徒抵达哈利法克斯。移民官员在大草原上向他们提供了土地，而且如果他们同意遵守加拿###律还可以免除服兵役。
但是，仅仅一年之后，杜科波尔派教徒便食言了。他们宣布不打算注册出生、死亡和婚姻。他们感到这与他们信奉的“神圣真理”的指示相抵触。他们声称是宗教迫害的受害者。他们以绝食和游行示威来戏剧性地表现他们的观点。1903年，他们在萨斯喀彻温省埃尔伯附近举行了第一次裸体示威。
1908年，由于杜科波尔派教徒拒绝宣誓效忠皇家，他们被剥夺了政府在大草原上授予他们的土地。他们的领袖彼得· “上帝的”维里金（Peter “The Lordly” Verigin）决定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大福克斯（Grand Forks）重新开始。
此时，他的追随者中争端纷起。“独立”的杜科波尔派教徒们不再迷恋传统的公社式游牧制度，而要像其他加拿大人一样生活。他们注册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学校。
黑手党式的胁迫
但是，“自由之子”派杜科波尔信徒拒绝与加拿大社会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使用黑手党式的胁迫手段强制其他杜科波尔派教徒们支持他们的温和抵抗。
自由之子派信徒特别反对公共教育制度。1923年，他们焚烧了英属哥伦比亚省布里朗特（Brilliant）城的一座学校。这引发了杜科波尔派社区里的一股放火和爆炸浪潮。大多数暴力都是针对政府机构的，但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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