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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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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亲信、兵部尚书崔呈秀议论此事，崔呈秀也不敢轻举妄动，支支吾吾不开口。魏忠贤再三追问，他才吐出了一句话：恐怕外面有义兵声讨。魏忠贤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关于魏忠贤心怀异志，野史还有种种传闻。例如：“阉党”分子向他献计，诡称皇后怀孕，暗中把魏良卿的儿子抱进宫内，搞一回“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然后由魏忠贤辅佐，仿效王莽辅佐孺子婴的方式，进一步篡位。例如：为了排斥信王，魏忠贤主张另立福王（按：万历皇帝之子）继承皇位。
种种迹象表明，魏忠贤不愿意看到他无法控制的信王登上皇帝宝座。
但是，毕竟有先帝明白无误的遗言在先，有皇后张氏的大力支持，魏忠贤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不得不向外颁布先帝的遗诏：“皇五弟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丕绍伦，即皇帝位。”并且向外宣告皇后的懿旨：“召信王入继大统！”
于是乎，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和英国公张惟贤等###重臣，遵照先帝遗诏、皇后懿旨，前往信王府劝进。按照传统礼仪，劝进的程序照例是三通，第一通、第二通信王朱由检委婉推辞，第三通才表示“勉从所请”。
这一切表明，朱由检继承皇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但是他自己似乎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当魏忠贤派来的忠勇营提督太监涂文辅把他迎入宫中时，他念念不忘的是进宫前皇后张氏对他的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因此，他在袖子里面藏了自家做的麦饼。这一细节，把当时朱由检的内心活动流露无遗。如此提心吊胆地继位，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罕见的怪现象。
朱由检知道魏忠贤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得不有所警惕。进宫后的第一夜，他没有睡觉，而是秉烛独坐，静观事态变化。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一个巡逻的太监走来，朱由检请他把佩剑取下来，佯装观赏一番，然后留在桌上，许诺给以重赏。为了和巡逻的警卫人员搞好关系，他要近侍太监取来酒菜犒赏，众人对于新皇帝的平易近人十分感激，欢声如雷。他在宫中的第一夜就这样在战战兢兢中度过。魏忠贤虽然气焰嚣张，但也不敢对皇帝贸然采取大不敬的行为。
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在皇极殿举行即位仪式。
宫中三大殿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遭毁以来，直到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日才修复完毕，四天后就举行大典，忙得鸿胪寺官员不知所措。仪式举行得很简单，礼部堂上官、侍班史官、导驾科员、殿班御史一行人等，分东西两行排列未定之际，朱由检已经身着冠冕来到建极殿。他大声宣布：“百官免贺免宣表！”意思是取消了众大臣的致贺辞、宣读表章的程序。随后，他在一行人等的簇拥下，从建极殿经过中极殿来到皇极殿。两旁的侍班官向皇帝鞠躬，侍立于帘下，帘子卷起后，朱由检从中径登上九级御座，座位旁站立的两名太监在他的呵斥之下悄然退去。
两天后，朱由检颁布即位诏书，宣布年号确定为崇祯，把明年改为崇祯元年。
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1）
大智若愚，继续优容魏、客
朱由检即位后，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置专擅朝政、气焰嚣张的魏忠贤和客氏。如果听之任之，放任魏、客继续为非作歹，那么他只能当一个傀儡皇帝，这是他这个刚毅自强的人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在当时“阉党”盘根错节，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如果操之过急，必然导致局势复杂化，而无法收拾。必须等待恰当的时机，才能下手。《明史·阉党传》魏忠贤不是寻常角色，他想继续把持朝政，把新皇帝当作傀儡。于是故伎重演，在皇帝即位不久，就进奉绝色美女四名，在身边侍候，既表示讨好，又是一种迷惑手段。朱由检这个人和他的前辈绝不相同的一点，就是不好女色，对于魏忠贤送来的美女本不想接受，又恐怕引起对方的疑心，只得接受下来。事后，对这四名美女全身检查，在各人的裙带顶端发现一粒香丸，名叫“迷魂香”。此物十分奇特，男子一接触，就会产生“迷魂”效应，激发性欲。朱由检毫不犹豫地毁弃了这些“迷魂香”。
一、崇祯元年：一个惊心动魄的精彩开局魏忠贤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有一个晚上，朱由检正在书桌前静心思考。忽然，一阵奇异的香味幽幽传来，缕缕不绝，使他这个不好女色的人也有点“闻香心动”了。他命太监查遍墙角，没有发现什么。过了一会，望见远处墙角有微弱的火星闪烁，原来是一个小太监躲在复壁内，手里拿着一支香。一审问，原来是魏忠贤派来的。朱由检不由得一声长叹：父亲和兄长都为此所误！他不愿意听任魏忠贤的摆布，但是要摆脱他并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魏忠贤和客氏，一个以“九千九百岁”自居，一个以“老祖太太千岁”自居，宫内宫外布满了亲信党羽，内外呼应，稍有不慎局面就难以收拾，为此必须讲究一点权谋术数。他以大智若愚的姿态，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精力集中于册封后妃，以及筹办先帝丧葬事务上，不让魏、客感到有什么异样动态。不仅如此，他还一如先帝那样，继续优容魏、客，对于大臣们弹劾魏、客及其党羽的奏疏，一概置之不理，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他挑选吉日，册封他的信王妃周氏为皇后，把皇后之父周奎由兵马司副指挥提升为右军都督同知，任命皇后的兄长周文炳、周文耀为兵马司副指挥。派遣大臣为去世的皇帝建造陵墓。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丝毫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对于魏、客而言，这种平静似乎有一点反常，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试探皇帝的虚实，他们主动出招。
九月初一日，魏忠贤率先向皇帝提出辞去东厂总督的职务，朱由检明确表示不同意。
九月初三日，客氏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朱由检同意了。这显然是把魏、客二人分开的重要一步，又不露痕迹。因为客氏是以先帝的乳母兼保姆的身份留居宫中的，朱由校大婚以后，有皇后、嫔妃在旁侍候，客氏已不必留在宫中。天启二年（1622）在外廷官员的舆论压力下，朱由校不得不下旨命客氏出宫。但是，第二天立即反悔，给内阁发去一道谕旨，说什么朕长期受到客氏朝夕侍候，一旦离开，没有心思吃饭，从黄昏思念到晚上，痛心不止。无奈得很，只得派人把她召回宫中，希望内阁关照外廷官员，不得对此说三道四。此后，客氏继续在宫中居住，“出宫”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与魏忠贤一起，把持宫内大权。正如夏允彝《幸存录》所说，天启皇帝对于宫内事务一概不闻不问，宫中一切全由魏忠贤与客氏做主。太监刘若愚在回忆录《酌中志》中说，客氏在宫中享受“熹宗八母”的待遇，所乘坐的小轿，由宦官扛抬，前呼后拥，侍从规格之高不亚于皇帝。她出宫回私宅，天启皇帝下达特别谕旨，命令扫街除尘，大批宦官身穿蟒袍玉带排队护送。她自己则盛装打扮，乘坐锦玉装饰的轿子，随从的宫女，提着香炉，散发出沉香、龙涎香的缭绕烟雾；还有纱灯、角灯、红蜡烛、黄火炬等，把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路上，警戒的呼叫声清澈悠长，几里路外都清晰可闻。回到私宅，她在大厅升堂登座，随从人员依次上前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十足的“太后”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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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2）
天启皇帝死后，客氏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宫中，不得不提请新皇帝批准出宫。朱由检不露痕迹地顺水推舟，予以批准。出宫的这一天，客氏五更起身，身穿丧服前往先帝灵堂祭奠，打开黄龙绸缎包袱，把朱由校幼年时的胎发、痘痂以及历年剪下的头发、指甲，付之一炬，痛哭而去。客氏对朱由校的错综复杂情绪，丧失“老祖太太千岁”权位的失落感，一并从哭声中宣泄而出。
客氏的出宫名正言顺，而且低调进行，但对于魏忠贤及其“阉党”而言，无疑是一大震慑。
由于巴结魏、客而破格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体乾，预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在第二天向皇帝提出辞职请求。朱由检出于全局考虑，没有批准。这个王体乾为人奸佞狡猾，在魏、客的支持下，从尚膳监太监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此后一心一意附和魏忠贤、客氏。按照制度，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高于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王体乾为了讨好魏忠贤，把自己看作魏忠贤的下级。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是一个文盲，无法“秉笔”，一切全由王体乾代劳，成为他的“谋主”，所有“朱批”都出于王体乾之手。朱由检深知魏、王之间二位一体的关系，暂不触动王体乾，也就稳住了魏忠贤。
舆论的逐步升级
敏感的大臣们还是察觉到了政治空气的微妙变化，开始试探性地弹劾“阉党”的骨干分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所修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等人，理由颇为奇特：崔、李、陈、朱等人父母过世，都因为先帝“夺情”而留任，有悖于“以孝治天下”的准则，希望皇上批准他们辞去官职，回乡守孝。他还顺带批评吏部尚书周应秋，没有恪守职责。这一招，明眼人一看便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手法，轻而易举地剥夺“阉党”骨干分子的权力，同时窥测皇帝对于“阉党”的态度。朱由检并没有上当，他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不但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反而谴责杨所修“率意轻诋”。
崔呈秀、李养德毕竟心虚，陆续请求辞官，周应秋则请求罢官，朱由检一概不同意，下达谕旨，对他们好言相劝，表示安慰与挽留。
皇帝的这种态度，令老奸巨猾的魏忠贤如堕五里雾中。为了进一步试探虚实，他请人代写了奏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朱由检看了他的《久抱建祠之愧疏》，当然明白，其目的是由此窥测对他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朱由检谨慎地批示了一句话：各地要建而未建的生祠，一概停止。措辞十分微妙，只是宣布停止，没有对此定性，似乎对魏忠贤生祠事件采取一种既往不咎的态度，使得魏忠贤的试探落空。
“阉党”分子看到皇帝态度暧昧，继续玩弄天启时期惯用的政治手腕，打击反对派。礼科都给事中陈尔翼在给皇帝的奏疏中，针对杨所修弹劾崔呈秀、周应秋之事，大做反面文章，指责杨所修播弄是非，显然是“东林余孽”企图“因事生风”。因此请求皇上命令东厂、锦衣卫严查在京城的“东林余孽”，企图再度制造恐怖气氛，钳制舆论。他的目的很明显，力图把水搅浑，用门户之争来掩饰“阉党”专政的真相。
对于这一敏感话题，如何处理是颇为棘手的，既不能表示同意，又不能表示反对。朱由检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朕刚刚登极，需要和士大夫一起缔造太平盛世，不许捕风捉影，蔓生枝节。对此谈迁在《国榷》中有精彩的评论，称赞朱由检在不同意严查“东林余孽”，钳制舆论的同时，对“阉党”分子表示“薄示优容”之意，让他们“自以为得计”。
所谓“薄示优容”，显得颇为微妙，一面驳斥陈尔翼逮捕“东林余孽”的主张，另一方面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主持登极典礼的功劳，给他们的亲属在锦衣卫挂个清衔；几天之后，又乘皮岛（在朝鲜附近）捷报传来之机，再次嘉奖魏忠贤、王体乾以及兵部尚书崔呈秀，让“阉党”分子如沐春风，产生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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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3）
但是，魏忠贤依然隐隐约约感受到，危机随时都可能到来；为了化解危机，必须“丢车保帅”。“阉党”分子、御史杨维垣心领神会，把兵部尚书崔呈秀作为替罪羊推到幕前。他扮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模样，着力弹劾这个“阉党”骨干，力图把人们对于“阉党”专政的不满情绪全部转移到崔呈秀身上。指责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秽浊”，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把官职的肥缺“议价”出卖，人称“悬秤卖官”（拿着秤按照分量出卖官职）。这个言官果然有一副铁嘴铜牙，耸人听闻地爆出独家新闻：在先帝驾崩的第二天，文武百官朝见新皇帝时，忽然听得几名宦官大声招呼崔呈秀进去密谈，让在场的官僚惊诧莫名——天下大事难道只有崔呈秀一个人可以密谈吗？显然，此举意在突显崔呈秀的地位，转移人们的视线。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在奏疏的后面露出了马脚：杨维垣千方百计为魏忠贤评功摆好，说他得到先帝的信任，那是因为“孜孜竭力，任劳任怨”的结果；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看穿崔呈秀的本质，听任他为所欲为。
这实在是挖空心思的“丢车保帅”策略！然而明眼人一下就能识破他的拙劣伎俩，当然瞒不过朱由检的眼睛。不过，他佯装不知，连“车”也不让他“丢”，下达谕旨，谴责杨维垣毫无根据地轻率诋毁崔呈秀，但是考虑到朕刚刚登极，理应“优容言路”，对杨维垣不加追究。
杨维垣一看皇帝没有对他追究，五天以后，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基调依然是“丢车保帅”。不过这次的重点是美化魏忠贤，言辞非常肉麻而且不合逻辑。他说：不知道情况的人以为崔呈秀是有功于魏忠贤的第一号人物，其实是一个名教的罪魁祸首。崔呈秀对于魏忠贤不但毫无益处，反而受他的连累。两人截然不同，魏忠贤“公”，而崔呈秀“私”；魏忠贤“不爱钱”，而崔呈秀“贪”；魏忠贤知道“为国为民”，而崔呈秀只知道“恃权纳贿”。一派奇谈怪论！
面对这种情况，朱由检将计就计，作出决断，既然“阉党”要“丢车保帅”，既然崔呈秀的罪状已经暴露无遗，对他加以惩处，无疑是斩断魏忠贤左右手的第一步，于是顺水推舟地下达谕旨：令崔呈秀“静听处分”。经过两天周密思考，作出惩处“阉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免去崔呈秀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项重要职务。
魏忠贤手下掌握军事权与监察权的亲信一旦罢官，使得正直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决心铲除“阉党”的方针已经初露端倪。这引发了政坛上强烈的震动，于是乎，揭发魏忠贤罪状的高潮随即到来。
“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
首先弹劾魏忠贤的是工部主事陆澄源，他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主要罪状：
——魏忠贤得到的恩宠超过了开国元勋，他的亲信布满了各个部门，京都衙门充斥他的干儿义子；
——先帝在谕旨中常常归功于“厂臣”，魏忠贤居然安之若素，大臣的奏疏都不敢书写他的名字，败坏了“君前臣名”的礼制；
——对他顶礼膜拜的生祠遍布海内，把他推崇为周公、孔子一类的圣贤。
这些话虽然不算尖锐，但句句打中要害。这可以算作崇祯时期对魏忠贤及其“阉党”的第一次公开###。皇帝的表态仍旧十分谨慎，不但没有谴责魏忠贤，反而谴责陆澄源“言之不当”，原本应该予以惩罚，考虑到他是新进小臣，姑且不予追究。这是为什么呢？朱由检在等待政治气温的逐步加热。
多年之后，“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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