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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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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其狂锋。”
  这确实是十年未遇的大好形势。然而,这样一位扭转十年积弱局面,力挫敌人狂锋的功臣,竟然遭到魏忠贤的嫉恨,唆使他的党羽攻击袁崇焕“暮气”,迫使他辞官而去。这是在自毁长城,好不容易开创的大好局面,被无端地葬送。以后虽然袁崇焕再度出山,无论怎么努力,再也恢复不到以前那样的局面了,不免令人遗憾。
  应召提出平辽方略
  朱由检即位以后,把扭转辽东局势作为营求“中兴之治”的头等重要任务。根据朝廷大臣的建议,他召回了袁崇焕,立即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很显然,他对于曾经战胜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帅才,是寄予厚望的。
  兵部署理部务的左侍郎吕纯如极力推荐袁崇焕,请求皇帝破格重用。他的奏疏写得别具一格,评价也独具只眼。他说,之所以建议朝廷重用袁崇焕,只认定此人与众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可以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十个字实在精当得很,“不怕死”是勇敢无畏,“不爱钱”是清正廉洁,“曾经打过”是曾经打过胜仗——两次宁远大捷,威震辽东。吕纯如在奏疏中分析道:当强敌压境之时,其他人都大声疾呼盼望援兵,唯独袁崇焕把母亲妻子安置在军中,表示誓与将士共存亡的决心。纸上谈兵人人都自以为是,而未必能够在战争的矢石锋刃中练就一身胆气,这就是臣所以说袁崇焕始终可用的道理。
  这番话说得很别致很深刻,也很有道理,朱由检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出任总管蓟镇、辽东、登州、莱州、天津军务的“督师”大臣,把华北、辽东及渤海湾的军事全权委托给他。就是考虑到他确实是进士出身的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帅才,不但有过人的勇气和胆略,不怕死,不爱钱,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而且在运兵布阵、计谋韬略上也是行家里手。朝廷渴望扭转辽东战局,他毫无疑问是不二人选。
  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与高级官僚及督师袁崇焕讨论平定辽东事宜,主要是听取袁督师的平辽方略。
  会议一开始,朱由检就直截了当地向袁督师提问:建部(按:指后金)跳梁,已有十年,境内疆域沦陷,辽东生灵涂炭。你不远万里从家乡应召前来,忠勇可嘉。请把你的平辽方略,如实说明。
  袁崇焕回答:臣受皇上知遇之恩,把臣从万里之外召来。倘若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的权力,那么五年之内辽东外患可以平定,整个辽东可以恢复。至于平辽方略,臣已经另写了书面意见。
  朱由检一听五年可以收复辽东,十分兴奋,说: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决不吝啬封侯之赏,希望你努力,解天下倒悬之苦,你的子孙也可以世世享福。
  在一旁的内阁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人听到“五年全辽可复”这样的豪言壮语,莫不欢欣鼓舞,纷纷称赞袁崇焕胆识实在不凡,真是奇男子。
  御前会议第一阶段结束,皇帝退入便殿休息。熟悉军事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乘会间休息,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平辽”的具体方略。原以为他会滔滔不绝地陈述高见,不料,袁崇焕不假思索的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那意思是说,我是为了安慰皇上,姑妄言之的。许誉卿听了大为惊讶,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信口开河!五年以后,按期追查你的功绩,怎么办?
  

袁崇焕督师辽东(4)
袁崇焕听了许誉卿一席话,方才意识到在皇上面前失言了。待到会议继续进行,为了冲淡刚才夸下的海口,他急忙向皇上解释“五年复辽”的含义,并且提出许多前提条件。他说:辽东边防是四十年积累下来的局面,原本不容易了结,但是皇上励精图治,正是臣子枕戈待旦之秋,所以臣尽心竭力,企求“五年复辽”。这五年中,必须事事落实才行,第一是钱粮,第二是武器,各个政府部门一定要悉心措置,使臣得心应手。
  朱由检立即交代户部侍郎王家祯、工部侍郎张维枢,一定要着力筹办,务必使前方不缺钱粮、武器。
  袁崇焕又提出人事问题:五年之中,事变难以预料,吏部、兵部在用人事宜上必须让臣得心应手,当用则用,不当用则立即罢斥。
  朱由检立即关照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照办。看得出来,朱由检把恢复辽东作为营造“中兴之治”的重要举措,所以对于袁崇焕提出的要求一一满足,为了实现“五年复辽”,什么都可以答应。
  袁崇焕又提出言官的舆论监督问题,说: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人之口则无能为力,那些忌功妒能的言官,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也足以乱臣之心。
  朱由检全神贯注于“五年复辽”的方略,听得专注,不由得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听罢袁崇焕的话,略加思索后回答:朕自有主持,你不必为浮言介意。
  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了,只得表态:臣如果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什么颜面见皇上!但臣才疏学浅,还望皇上指示、教训。
  朱由检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教训,平淡地说:你的陈述井井有条,不必谦虚。随后敦促他早日出山海关,实现诺言。
  在一旁的内阁大臣刘鸿训等提请皇上,赋予袁崇焕便宜行事的权力,赐给尚方宝剑,把指挥大权统一于袁崇焕。朱由检表示同意。他还招呼袁崇焕走近,和颜悦色地说:愿你早日平定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袁崇焕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遵照皇上心意,早日了结辽东战局,宣扬皇上威德,消灭敌寇。
  这场御前会议,显示了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的焦虑心态。他即位以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清算“阉党逆案”,二是平定辽东,应该说全部抓到了点子上。在他看来,只有办成这两件事,“中兴”才有希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几乎言听计从,全力支持。袁崇焕看透了皇上的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提出“五年复辽”的方略,来“聊慰上意”。动机固然良好,效果却适得其反。
  袁崇焕虽然清正廉洁、能征善战,毕竟缺乏谋划全局的政治头脑,尤其不熟悉在朝堂之上、皇帝面前条陈方略所使用的政治家辞令,应该模棱两可,有回旋余地。他贸然提出“五年复辽”这样的军令状,使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铸就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是在用“戏言”搪塞这位办事顶真的皇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异于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
  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许诺“五年复辽”。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君前无戏言。当时在场的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君主面前信口开河,到时按期责功,你如何交代?袁崇焕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提出许多苛刻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帝已经一一满足,使得他再也无退路可遁。一年后,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评论袁崇焕向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如此说:他对豪言壮语佩服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这并非袁崇焕平日胸有成竹的语言,眼中毫无全局观念,恐怕是仓促应对陛下的提问,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确实,从当时力量对比判断,明朝方面要抵抗后金的南下,已经很困难,企图收复失地更是难上加难,“五年复辽”云云,完全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袁崇焕日后的悲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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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督师辽东(5)
这和袁崇焕的秉性有很大的关系。清初学者张岱《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写的传记,对他的秉性有这样的评论:“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猴子),而性格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基于对袁崇焕秉性的深切剖析,就可以理解“五年复辽”豪言壮语的提出,并非偶然。但是,大言不惭的结果,不仅不能“灭寇”,反而导致了“自灭”。
  钦差出镇行边督师
  御前会议以后,袁崇焕就成了皇帝寄予厚望的“钦差出镇行边督师”,位高权重的钦差大臣、督师统帅。如果说一句套话:机遇和挑战并存,实在很牵强。对于这位督师大臣而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离京履任之前,向皇帝呈递奏疏,再次想从皇帝那里得到一点回旋余地。
  他从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孙承宗一再受到排挤、难以实现抱负谈起,说到自己的顾虑。说得文一点,就是“任而勿二”和“信而不疑”——对任用的人不要有二心,对信用的人不要有疑心。他认为,朝廷驾驭边臣与驾驭京官有所不同,边防统帅处于战争之中,可惊可疑的事情经常发生,必须从成败大局着眼,而不必过于计较一言一行的细小差错。
  出于这样的考虑,他重申自己的“平辽方略”,可以概括成三句话。第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第二句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第三句是:“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他的意思是,守卫辽东这片国土必须依靠辽东人民,辽东人民必须依靠辽东这片国土来养活,这是基本的立足点;因此战略方针应该固守、征战、和谈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导,征战为辅助,和谈为补充,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和他两天前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是格格不入的,他希望皇帝能够谅解,不必拘泥于五年责功;也希望朝廷大臣能够宽容边臣的难处,不必疑虑和怨恨,一旦五年之内没有“复辽”,不要骤然绳之以法。所以他要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看得出来,袁崇焕字里行间流露出瞻前顾后的不安情绪。
  朱由检是理解他的,接到奏疏后立即批示:“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希望他按照战略方针大胆行事,不必瞻前顾后。袁崇焕当然明白,任之愈专,爱之弥深,一旦失误,则责之愈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朝廷大臣则不然。在御前会议上深知袁崇焕信口开河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针对袁崇焕提出的“法在渐不在骤”,向皇帝请求“以法治边臣”,不给他留下回旋余地。许誉卿援引杨镐、熊廷弼、王化贞在辽东惨败的先例,总结其中的缘由,就在于: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吏久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果敌军入境而不能堵截,攻占城池而不能固守,隐瞒伤亡而不如实上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以据实揭发,在内的六科给事中可以参驳弹劾,有关部门可以按照法律逮捕法办。
  许誉卿和袁崇焕并没有个人恩怨、过节,他的话也没有偏激之处。确实,只有“依法治边臣”,才能确保不再出现杨镐之类的边臣。朱由检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这无异给袁崇焕预示一个不祥之兆。
  袁崇焕这个督师大臣实在不好当。他还未出山海关,辽东巡抚毕自肃就向他报告宁远守军因为长期领不到军饷,而聚众哗变的消息。袁崇焕一面向朝廷请求拨发军饷,一面前往宁远安抚士兵,严惩哗变首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接着,他着手调兵遣将,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部署将领。调蓟镇总兵赵率教以“平辽将军”名义出任山海关总兵,把原任总兵麻登云调任蓟镇总兵;山海关外宁远、锦州军事由总兵祖大寿以“征辽前锋将军”名义统辖,驻守锦州;宁远则由都督佥事何可纲驻守,原先驻守此地的总兵朱梅被撤职。为了统一指挥权,以免重蹈“经抚不和”的覆辙,取消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这样整顿的结果,他的督师辖区再无一人可以与他的权力相抗衡。
  

袁崇焕督师辽东(6)
然而,驻扎在鸭绿江口皮岛的总兵毛文龙,却是一个例外。袁、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了。
  

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1)
毛文龙其人其事
  在裁撤了辽东巡抚、登莱巡抚之后,袁崇焕势必要对驻扎皮岛多年,逐渐尾大不掉的毛文龙加以制裁,否则就不足以显示督师大人的威严,号令的统一。
  毛文龙何许人也?
  在明末的历史上,他实在是一个毫不显眼的人物,一般人对他感到陌生,是不足为奇的。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习麻衣相术,摆测字摊,以看相谋生。后来浪迹江湖,来到北京,又从北京前往关外边塞,在军队中混迹二十多年。天启元年(1621),友人把他引荐给辽东巡抚王化贞,成为一名小军官。辽阳沦陷后,他从海路突围,乘虚攻下鸭绿江边的镇江堡。镇江堡又名九连城,位于鸭绿江口定辽右卫(凤凰城)东南,与朝鲜义州隔海相望。王化贞提升他为副总兵,命他驻守镇江堡。镇江堡被后金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
  皮岛也称东江,又名椴岛,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地理位置险要,处于辽东、朝鲜、山东的中间,号称三方交流的孔道,颇有战略价值。毛文龙为了永久驻守此地,在岛上披荆斩棘,招集流民,吸纳商贾,成为南货绸布、北货人参貂皮的集散地,皮岛随之号称东北雄镇。
  天启三年(1623),毛文龙鉴于辽东的金州地势险要,南可通旅顺口,北可通三牛坝,西可通广宁,向东可以收复失地,如果据有这座城池,那么陆路能够遏制后金骑兵的南下,海路能够前往登州运粮,还可以同皮岛构成犄角之势。于是,率领部将张盘拿下金州,命张盘驻守此地,自己仍旧退回皮岛。朝廷因此提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赏赐尚方宝剑。不仅认可他镇守皮岛的事实,而且予以嘉奖,希望他在牵制后金军队方面发挥作用。
  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军队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要消灭后金显然力量不足,但是要牵制后金则绰绰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说得更为明确:自从后金猖狂以来,毛文龙是孤撑海上的唯一力量,经常在后金的肘腋间撩动、牵制。后金军队没有离开老寨,不时前往攻掠;后金军队离开老寨窥探边关时,乘机捣袭,断绝它的后路。这就是毛文龙控制皮岛、金州的战略价值。因此皇帝朱由校在谕旨中,多次嘉奖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西顾,惟尔是赖。”在派遣内官监太监、御马监太监前往朝鲜册封国王李倧时,皇帝特地命他们转道前往皮岛,赏赐毛文龙蟒衣、银两,表示朝廷并没有忘记这位孤守海外的将军。
  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与皇太极多次联系和平谈判,维持边疆安定。天启七年(1627),在给皇太极的信中说:如今两国相持,终无结局之期,为何不缔结和约,寻求停战的对策?此后又去信指责对方言而无信,一面与我讲和,一面又来偷抢我人民,似此颠倒反复,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朱由检即位以后,继续对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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