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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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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汤彤瑢走进了那个四合院中的小楼房，里面是灯火辉煌，门庭若市，客厅、书房、饭厅，乃至寝室、厨房，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其中有进步的学者、名流、专家等，如：孙晓村、雷洁琼、王造时、彭文应、范长江、孙席珍、曹聚仁等，还有青年音乐家何士德、青年活动家杨炳超等，以及来自四面八方抗敌剧团的男女青年演员、导演和许多的青年学生，济济一堂。就在这座房子里，有的角落学者在作专题讲演，有的角落在开座谈会，楼上的厅堂里还在举行音乐舞蹈演奏会，都围绕着抗日救亡的宣传内容。小蒋却在各个场合巡回观看，有时还参加一些活动或提出改进意见。他更多的时刻是认真地向专家、学者请教，诚心诚意地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着重了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有时大家请他发表意见。他当时对国民党的腐化的现象也是不满的，特别对军队抓壮丁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对抗日救国的主张，基本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尽管主人与宾客之间，客人与客人之间，各人的出身、经历、学识、思想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当然，其中也难免混杂有极少数以盯哨、刺探、告御状为职业的阴暗人物。
不久，以政训班的学员为主，加上政训处的宣传人员，在南昌市搞了一个抗日宣传周。大幅漫画悬挂通衢大道，抗战标语贴满街头巷尾，各种形式的小演唱、活报剧等通俗化的小节目出现在街头，一时把整个南昌市搞得热火朝天。最后两天，还借用公安局礼堂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和相声等节目，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时，设在高升巷的新四军文工团人员，也积极支持并参与了这次活动。
从这以后，蒋经国经常会来找喻松谈谈，有时还邀他上街走走，询问些有关南昌市的历史情况和现状，有时也会去看看难民收容所和小手工业工厂。他多次表示愿意和青年人接触，希望喻松能介绍一些青年朋友谈谈。
有一次，喻松去保安处联系工作，蒋经国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招手要喻松进房来坐坐。小蒋劈头一句便说：“我就是坐不惯这样的办公室，房间大，桌子也大，却没多少事情要做。”接着，他突然问喻：“你没有手枪么？听说你的手枪打得很准。”他一面说一面按铃把经理科的黄科长请来，对黄说：“上次你给我看的那种左轮手枪，可以给大队附同志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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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南昌搞得热火朝天（2）
1938年2月底，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第一期学员已告结业，绝大多数学员都派到江西保安团充当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喻松前一段的工作不符合保安处的参谋长熊彬（熊式辉之侄子）的口味，熊彬有意把他调到曾戛初的保安第二团担任团指导员，并指派中共叛徒陈洪时续任政训大队的专职大队附。
喻松到职之前，曾陪同蒋经国去过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青年服务团和江西政训处等单位，并先后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等，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保安二团驻在瀛上，喻松到职以后，蒋经国也经常来到瀛上玩玩。瀛上是郊区，丘陵较多，有时练习打靶，有时也去各中队看看士兵的政治学习。于是，蒋经国与团长曾戛初也很熟悉了。
在这段时期，蒋经国还常和喻松谈到他所深恶痛疾的“四害”问题，即鸦片烟、赌博、娼妓、贪官污吏。有一次，他突然问喻松：“你们江西的草鞋怎么这样贵？听说一双两元钱。”
喻松听了愣怔不解。稍后才悟到，原来他是幽默地讽刺各县那些下乡催税催粮的法警，对老百姓敲诈勒索的草鞋费。
蒋经国还问他：“听说坐牢的人，进牢、出牢都要花钱，真是这样吗？”
喻松说：“确有其事。”
还有一次，以###起家的浮梁区专员酆景福前来拜访蒋经国，喻松轻声对他说：“这家伙原是我们高安的县长，是个刮地皮的能手。”
小蒋不客气，出来指着酆景福的肚皮说：“你这么大的肚皮，里边可有不少老百姓的东西啊！”
酆专员窘得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应对。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1）
1938年1月，小蒋刚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就应邀出席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的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主张国共两党“携手共进”、“合作抗日”。他不光嘴皮子上说一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蒋介石在考察苏联的时候也觉得共青团有朝气，就接受儿子的建议成立了“三青团”。蒋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蒋经国又提议，三青团团员的地位与国民党正式党员相等，甚至年逾25岁之后，三青团团员可以无限期留在团里，不必转入国民党。三青团团员这种特殊地位，使掌控党的机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
“三青团”头子康泽是蒋经国非常不喜欢的法西斯型的官员。三青团成立不久，康泽就抽调12个人（大部分是蓝衣社旧部）“协助”蒋经国筹组江西支团部。他们想要操纵小蒋，架空他对三青团团务的权力。小蒋哪是那么好操纵的？他要反操纵，有心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做为团中央、甚至国民党组织的样板模范，首先发动和团结青年参与抗战，这使他和戴笠的蓝衣社成员以及CC派掌控的省级、地方级国民党党部，统统合不来。
1938年3月中旬，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约他晚饭后去他家里谈谈。喻松按时前往，进门一看，围着两张大餐桌坐了二三十人，还摆了茶点。
蒋经国告诉喻松：“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谈谈如何动员青年参加抗战的问题。”
应邀到会的，除了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外，其余大多是青年服务团、抗敌后援会和政训处的工作人员，彼此都是熟悉的。座谈开始时，蒋经国首先发言，大意是：敌人已经打到我们江西门口来了。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狠狠地打敌人，进行有效的战斗，敌人就会一步一步进逼，南昌也难保住。今天邀请大家来，就是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供政府参考。
参与座谈的都踊跃发言，主要的论点大都集中在抗战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一致认为：“要坚持抗战，必须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坚持抗战。”座谈会开到10点钟才结束。
1938年4月初的一天早上，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语气很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抗战建国纲领》发表了，下午见面再谈。”
在参加保二团刘副官的婚礼时，蒋经国拿着报纸对喻松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有了这样一个纲领大家共同遵行，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说这话时，轻松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
可正是《抗战建国纲领》颁布的前两周，喻松向武汉订购的七百多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经再三向邮局查询，得知被邮电检查所扣住了。无可奈何，喻松只有求助于蒋经国。他知道后，立即驱车偕喻前去交涉，不但把书全部取来了，而且教训了那位所长一顿。
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二大队的队长何士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雷宁（又名薛汕）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队里主编《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文风尖锐，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喜爱，很多外面的人一进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雷宁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内容都是来自党报党刊，他只不过是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观点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分赴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来。
初秋的一天，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亮丽。篮球场上，活跃着健儿们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观看的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远，雷宁没有去瞧那个热闹，仍在室内写他的文章。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嚷嚷着：“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昵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直呼“蒋经国”的，就算是贬意了。雷宁想：小蒋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他的事。可心里不免想着：小蒋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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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2）
没过多久，雷宁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士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雷宁抬头一瞧，很容易地就看出小蒋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忙着跟人握手。他的嘴巴忽地闭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喂！老表！”
碰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不是“老表”，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他不得不改口说：“哎呀！我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往前走，带着他进到第一大队来了。
蒋经国看看床铺，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目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士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
何士德说：“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
“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好在室内走动，何士德指着说：“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然而响亮地回答说：“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微讽？蒋经国没有说什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雷宁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何士德高声地喊着：“阿雷，到这儿来！”
雷宁走上前去，这才把小蒋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何士德把雷宁介绍给他：“就是他，是个广东人。”又补充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郑重其事地说：“好，雷宁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
雷宁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你……”
蒋经国问他：“《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怎么知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蒋经国对“托派”问题感同身受，最有发言权，他站在“托派”立场上参与了那场残酷的斗争，也遭受了许多的冤屈，但是他不想说什么。
雷宁简单地回答说：“就是我写的！”
他一听，不多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对何士德和雷宁说：“什么时候有空？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雷宁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还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马上回答：“好，准去！”
小蒋嘿嘿地笑开了，声音有点沙哑，带着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然后，就自顾朝前走，又对旁边的何士德说下去：“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嘿’，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他们是‘辟呖拍，辟呖拍！嘿！’”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的人这么称呼，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士德对雷宁说：“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
“去，我们去约他！”
“你没有到过他的家？”
“没去过。”
“好，我带你去。”
他们走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到南昌城郊了。穿过林荫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一瞧，就知道到了小蒋的家。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搞乱了。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青年们问的，都是他在苏联生活中的事情，诸如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是什么模样，等等。小蒋一一满足青年们的好奇，他不拒绝这些常识性的询问。
小蒋见何士德和雷宁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呃，雷宁同志，广东人，你是北伐到南昌来的。”
雷宁一笑了之，何士德也一笑了之。然后，何士德说明来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红艳艳一片……”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3）
“好啊！我们也去。”
小蒋还没有回答，挤在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小蒋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些青年人就喊开了：“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辟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
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预备——唱！”众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轻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大家沉浸在热情的歌声之中。小蒋用俄语，青年们用华语，竟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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