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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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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帝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帝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皇帝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帝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了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鑨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弟弟、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干法,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26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4)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郑贵妃在万历帝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稳定。但赵南星不放过,他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人在“先朝结党乱政”的画皮。其意气用事,“一如为考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有高见,认为此举是逼近三党做恶人,“教他们无以自新之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赵南星老先生的文笔很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是能让人笑爆肚皮的。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种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明史》上说,邹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故所引荐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先生激赏他这一点,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年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决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又问其走哪人路。如其为那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杨大洪文集》)
  可叹,草民我见当今有的地方,即便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人事划线亦是壁垒森严。非我一派,即行打压,谁问你良莠贤愚?人人工作皆平庸,但论起人事关系来却如数家珍,聪明剔透之至!再听那七八品的小官员在台上侃侃而谈,满口大词,那才是“屁颂文章”满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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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1)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明朝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没有止。到这一年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我们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这一年的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獷、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他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非常闻名的事。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对传教士们则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帝就死了,然后泰昌帝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开支持魏“开内操”。其实,开内操并不是魏的发明,前代几个皇帝时都有过。但是像天启帝这样百事不问,只顾玩,情况就比较危险。一万人的武装人员进出皇城,很容易出现参与政变的事(后来在天启帝死的那天,情势就相当危急)。
  东林党人看不过眼去,群起攻击沈潅为“肘腋之贼”。其中刑部尚书王纪攻击尤力,干脆撕破了脸,直指沈潅为当代蔡京。
  当时刑部有一个主事徐大化,笔头功夫甚好,主动投效于魏忠贤门下,给魏出谋划策、代写文书,还常常出头乱咬正人君子。王纪恼恨他的劣行,就上疏弹劾他玩忽职守。王纪在奏疏里质问:“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弹劾,而与正人君子势同水火?”
  王纪那时在天启帝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不久,徐大化就被罢。徐大化的同党、御史杨维垣颇为不平,上疏向王纪叫板:你说的大臣没说出姓名,请指实!究竟是说谁?
  他原本想将王纪一军,猜想王纪大概不敢指名道姓,这样便可压一压王纪的威风。
  哪知道王纪不信这个邪,立刻上疏道:此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他与宋奸相蔡京,代际不同,所为相似。“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出而(皇)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上不知”(《明史》)。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2)
这一激可倒好,王纪这下不仅点了沈潅的名,也等于公开点了客、魏二人的名。“妇寺”之意,就是娘们儿和宦官,明朝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客、魏听说这事后,慌了,双双跑到天启帝那里痛哭流涕,替沈潅洗清,也为自己辩白。天启帝也知道沈潅跟客、魏确实扯不清,但还是给了客、魏面子,说王纪的话说得太多,应该给予申斥。就这么表示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
  沈潅这个家伙,白做了一回斯文书生,自甘下流到了不堪的程度。在阉党之中,他是第一个投效的高官,也是第一个投效的阁臣,所起的示范作用极其恶劣,甚至由此引发了魏忠贤想控制内阁的念头。
  这家伙肚子里坏,却长了一副好皮囊,大概也是一表人材。据说他跟客氏还有一腿。那一段时间,客氏经常跑出宫去,就是与他幽会。
  魏忠贤耳目灵通,早摸清了这情况,但又不敢得罪客氏。于是到后来,只要客氏一跑出去,魏忠贤就矫诏——下圣旨,说有急事让客氏马上回宫。
  圣旨谁敢违抗?明知是假的也得遵守。魏忠贤就是以这个办法,来阻止客氏给他戴绿帽。这个事,在一定范围内被传为笑谈。
  在沈潅挤进来之前,内阁中就已经先走了一位东林骨干——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帝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他也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帝“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开会评议)。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度,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不放。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为了标榜公正无私,他强调:“如游去,而天下晓然:不得以私意用一人,不得不以公议去一人。”(《明熹宗实录》)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之流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帝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什么到了孙如游这儿,就成了问题。
  到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由于讨厌耳根子不清静,皇帝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璟。
  刘一璟人品也很好,怎么会成了靶子?事起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和叶向高回京之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璟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显眼。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璟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璟。
  这下可把刘大人给冤枉了,因为刘一璟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声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小人之心,你真是防不胜防。因为疑心,就要干掉人家。即便冤枉了又怎么样,冤枉好人又不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好人不会心狠手辣,也不会报复),所以就放心干他娘的。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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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3)
刘一璟之所以被锁定为目标,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刘一璟曾经向天启帝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璟,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璟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天启帝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的名义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的这些老账,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帝对刘一璟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他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璟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帝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刘一璟,字季晦,江西南昌人,也是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帝即位后入阁,在拥立天启帝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当时外有刘一璟、韩獷、周嘉谟,内有王安,人们普遍认为大明朝总算中兴有望了。哪里料到,刘一璟的板凳才坐了一年多,就坐不稳当了!
  最让刘一璟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乌龟王八蛋跳出来,刘一璟心里很明白,这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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