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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 :李锐银城故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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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该有的自信——代前言
“展望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这样的大题目是最难做的。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学、法文文学或是阿拉伯文文学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会相同。关于文学的发展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动力，这被许多理论家分析过，也有过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众说纷纭的原因当中，只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和一种人为确定的时间界限是无关的。人们对于不同时代文学的划分，是一种向后看的结果，它最大的理由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用“世纪”划分年代之前，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创造出了许多种文字和口头记录的伟大文学。这些文学都和“世纪”无关。我们使用象形的方块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所谓“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后的数千年里，方块字的文学发展和“世纪”根本无关。屈原、李白、关汉卿、蒲松龄、曹雪芹们，也都根本没有“世纪”这样的时间观念。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出最杰出的文学。 相比之下，华文文学和“世纪”无法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于是，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空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我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家园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园。方块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经熟悉的模样。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机：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在那个别人给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标准之外，几乎别无一物。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别人？这几乎是一场毫不犹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化”。而我宁愿把外在的殖民、别人的“东方化”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报》之邀来到马来西亚，参加“花踪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并在槟城、新山等地做过演讲。第二年，我发现我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被人引入一场争论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汉学家提问说，李锐在马来西亚曾经说过：“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吗？”提问的人提到的“李锐说过”是一个缩写和简化的“说过”。当时报纸上有关的报导我也看过。我记得提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候，我的原意是说，他们之中一个是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而另一个只是在黑暗中凭着良知做出的孤独探索。他以一个孤独者的良知和才华，同样表达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载的慈悲情怀。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是那个孤独者的探索更显得可贵、伟大。在我的讲话里并没有谁比谁“更伟大”这样的简单判断，我所强调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在我看来，说李白比杜甫更伟大，或者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那都已经不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文学。在这里，报导者或引用者是否简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谈的问题。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准确的判断，任何一张报纸在做有关报导的时候，都会对事件做一番选择和简化，哪怕只是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须缩写和简化。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是因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如果对马来西亚华人、华文的历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讲话变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那是一个长期受到压抑、歧视、排挤、剥夺的人群，在情感和语言上的直接反抗。这种反抗带有它充分的道义、情感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却也附带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希望用简单的否定来填满那个不平等的深渊。这在所谓发展中国家，在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地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反过来，这个缺陷立即被简单地本质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狂热”等等罪名，变成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指责。所谓“民族主义”的简单指责，已经成为掩盖压迫和剥夺、掩盖不平等的最好的理由，已经成为一切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原罪”。而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所谓发达国家，在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以这样两种思维方式来对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引出的争论必然是如此这般： “你竟然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还伟大？你显然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显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义！” “你说莎士比亚永远是最伟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范，无非是在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显然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 这样的相互简化，离真实和理性越来越远，离真正深刻的理解也越来越远。这种理直气壮的争论，几乎是立刻就把文学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之中。尽管我知道如今国际流行的文化气候是“政治正确”，但在我看来，文学要表达的是和政治完全不同的东西，文学要比政治宽广得多！一个中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和一个英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们的痛苦是同样的，这用不着事先选择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因此，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判断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深刻表达的生命悲剧同样是文学，同样是伟大的艺术，这才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不同语种的文学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关于“欧洲文化中心”、“中华文化中心”、“美国文化中心”的判断都是一种历史的局限和幻想。都是一种为了某种权力和利益而制造出来的神话。我知道，我这样讲文学、文化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的想像。而理想这种东西几乎从来就没有人看到过。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人们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剥夺和不平等，是世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别人的压迫。但是，在有所谓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之前，伟大的文学不是早已经存在了吗？在所有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横行的同时，人们不是也一直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吗？难道在所谓的“欧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义”之外，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真的就没有任何另外的意义？被人剥夺、被人压迫、被人不平等地对待，已经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为什么还要用这不幸的忿恨去污染文学，为什么还要因为别人的压迫而诋毁最可宝贵的生命表达？最可悲的是，为什么还要把别人世世代代的剥夺和歧视，内化成自己惟一的判断尺度？用人世间压迫、剥夺的尺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划分优劣和等级，岂不是对文学、对人类最大的讽刺？ 不错，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我们也许无法预测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走向，但我们却可以相信文学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这无数努力所得出的结果，不管它是华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马来文的，或者是任何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文字所写成的，它首先应当是我们都深爱的“文学”。这是所有写作者本来该有的自信。 2001年8月25日写 10月5日改定于山西太原 （本文是笔者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1年12月8日 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所撰写的演讲文稿。）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
如今的银城人已经闻不到烧牛粪的味道了。在明清两代或更长的六七百年间，银城人一直用干牛粪当燃料烧水煮饭。主妇们把掰开的干牛粪饼放进灶膛里，然后慢慢地拉动风箱，借着风力，火势均匀旺盛，偶尔会有一丝青烟从灶口冒出来，那味道不臭，只有一些微微的草腥味，再加上一点蚕豆烧煳的烟香。于是，银城漫长的历史就充满了干牛粪烧出来的烟火气。 在这漫长的数百年间，用干牛粪烧火做饭是银城人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内容。把牛粪做成牛粪饼出卖，曾经是一个最牢靠易得的职业。在银城，凡是和牛打交道的苦力都能无偿地得到牛粪，也就都会做牛粪饼。当有人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常常要请牛屎客来做。只有那些专门做牛粪饼的人，才被银城人称做牛屎客。做好的干牛粪饼叫做牛屎巴。晾晒牛粪饼的山坡叫牛屎坡。卖牛粪饼的市场叫牛屎巷。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糖，在这八样生活必需品当中，牛粪饼就是银城人的“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能缺少。市面平稳的年景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六百文，不好的年景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五百文。在银城买一百斤煤要铜钱三百文，一百斤木柴要二百文，一百斤牛粪饼只要一百文。低廉好用的牛粪饼当然最适合普通百姓的需要。每天的早晨和傍晚，牛屎客们都会把干好的牛粪饼放进竹架，挑着竹担聚集到牛屎巷。或者干脆用一个草圈垫在头顶，把牛粪饼高高地摞在头上，手里敲打着两块竹板，沿街叫卖。听到竹板啪啪的敲打声，就会有主妇从家门里探出身来招手，牛屎客，转来，转来！ 所有关于银城的历史文献，都致命地忽略了牛粪饼的烟火气。所有粗通文字的人都自以为是地认为：人的历史不是牛的历史。所以，查遍史籍你也闻不到干牛粪烧出来的烟火气，你也查不出那些长角居民的来龙去脉，你更不会看到牛屎客们和繁荣昌盛的银城有什么干系。只有银城的主妇们世世代代、坚定不移地相信，如果没有牛，没有便宜好用的干牛粪饼，就没法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就没有银城和银城的一切。银城有无数的盐井、无数的盐商、无数的银子，可如果没有那些牛，盘车就不会转，井就凿不成，卤水就提不上来，一切就都是空话，银城的历史就会丧失了动力。在六七百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和十几二十万人共同居住在银城的还有三万多头牛，是水牛。这三万多长角的居民每年要吃下蚕豆五千万斤，谷草三亿两千万斤，青草十亿八千万斤，这三项的开销要花去的白银总数在一百三十万两上下。三万头牛中每年大致会有五千头因伤、老、病、死而退役的。这五千头牛的宰杀，牛肉、牛油、牛皮、牛角、牛骨的加工和买卖，又促成了一些长盛不衰的行业和交易。数百年间最为充足的牛肉和盐商们最为挑剔的口味，造就出一种闻名遐迩的食品，叫做火边子牛肉。当银城的一切都变成过去被淡忘被遗弃的时候，火边子牛肉竟然代替了所有的文献和记载留在人们的口舌之间，代代相传，声名远播。为补充新牛，在银城周边的高山场和鸡鸣镇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牛市。每个月逢三、六、九的日子开市卖牛。其中三月二十三的春市，八月二十三的秋市最为盛大，一年之中要有三千多头牛的交易是在这春秋两市上做成的。牛市里按上、中、下三等分类，每头牛从三十两到一百两银子不等。以平均价格七十两计算，五千头牛又是一笔三十五万两白银的交易。每二十五头牛需要一个壮实的男人来喂养伺候，除了铡草、喂料、饮水、打扫圈棚、疗伤喂药之外，天热了要赶牛到堰塘或是银溪里去洗澡，此外还要每月一次给牛灌药通肠——“打通槽”。这个行当被叫做牛牌子。三万头牛就要一千二百个能干的牛牌子。牛上了盘车，要有人驾驭，要有停、走、疾、缓的变化，这个赶牛人叫小帮车，俗称打牛脚杆的。每五头牛需要一个小帮车，三万头牛就要六千小帮车。在银城的盐井上从来都是停牛不停车。所以这三万头水牛，一千二百个牛牌子，六千个小帮车和盐井上的工匠们联为一体，不分昼夜无论寒暑，一刻不停地转动着盘车。三万头黑灰色的水牛，晃动着庞大的身体和它们好看的弯角，眨着善良温顺的眼睛，不动声色地把银城拉进残缺不全、真伪难辨的往事里去。 盛产井盐和天然气的银城一直是一座繁荣昌盛的城市。成百上千口盐井拥挤在银溪两岸的大小山谷之间，井口上耸立着几丈、十几丈高的井架。为输送熬盐的卤水，在河谷两岸井架的森林里，巨蟒一样盘绕延伸着数十里长的竹管。银城人把用杉木做成的井架叫做天车，把用楠竹接出来的管道叫做枧管。天车下面是盘车，牛拉着绞盘车咿咿呀呀日夜不停地转动，把挂着凿具或是提桶的竹篾绳从几十丈、几百丈深的盐井里提上、送下。凿成的盐井旁大都围着几十或几百个燃烧着天然气的熊熊火圈，火上的大铁锅里翻滚着咸浓的卤水。银城平均年产四亿两千万斤井盐，每年要上缴盐税白银五百多万两。全省总税收的一半，都来自银城。银溪码头上停泊的盐船帆樯如林。从云贵、康藏远道而来的驮盐马帮络绎不绝。随着盐业的兴盛，竹业、木业、铁业、畜业、粮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业，百业俱兴。甚至连兽医畜药也都是一年几十万两白银的交易。银城人从来不遵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时间。太阳下山天黑以后，成千上万口火圈照样火光冲天，新旧两城的八百店铺和盐商巨富家的门前明灯高悬，天车上下做夜工的工匠们挂起无数牛油风灯，盐船的灯光在银溪的水面上流淌闪烁。有道是：天上的星火，银城的灯火，你是数不清的。灯火不息、商贾云集的银城，车水马龙、富甲天下的银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城，在地广人稀的农耕时代，显得突兀而又怪诞；繁荣昌盛得近乎没有理性。 流几身大汗，晒一百斤干牛粪饼才换一百文铜钱的牛屎客，是银城最低贱的苦力。在那些流银如水的岁月里，没有人记得银城到底烧了多少牛粪饼，更不会有人记得银城又到底有过多少牛屎客。 可是，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确切地说是在中秋节后的第五天，那个叫旺财的牛屎客，还是在银溪岸边的芦苇丛里捞起了那块竹片。清澈的河水从竹片和臂肘上滴下来，在河面上敲打出流动的涟漪。 和别的同行一样，旺财每天不是被人雇去做牛粪饼，就是到牛屎坡来自己做牛粪饼。旺财和同行们把新鲜的牛粪收集起来，掺进适量铡碎的干草，再少许兑水，而后用赤脚在粪泥里反复踩踏，直到碎草和牛粪搀和均匀。这工作很像是在和抹墙用的麦秸泥。粪泥踩好了，就在干燥平敞的地面上铺一层细细的碎草，把踩好的牛粪用铁铲一铲一个地摊在碎草上，再用抹子抹成一个个光滑的圆粪饼。粪饼直径一尺五寸，外厚里薄，从外沿的一寸厚渐次减到中心的半寸以下。等晒到半干，把粪饼立起从中心穿洞，用马莲编成的草绳将两条一指宽、尺半长的竹片扎成十字形的托架，草绳穿洞，托架就能把粪饼悬空提起，再把这半干的牛粪饼挂到避雨通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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