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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口述自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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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北方农村，成长在北方农村，一直用笔反映北方农村生活，对西沙生活没有任何积累，对处理战争题材没有任何经验，只凭着一个“大人物”派给的任务，就靠着临时采访的方法写起小说，这本身就是违反创作规律的。我这样做了，还扬扬得意地认为，自己积极地写了不熟悉而应当熟悉的生活，是及时地为“政治”服务了，是我所走“新”的创作道路的一个标志。实践证明，我这个创作活动为“四人帮”阴谋家服务了。所谓“新”路，正是旧路，是对毛主席提出的深入生活、进行典型化的创作原则，以及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一个违背，是我对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正确道路的一个否定。“黑线专政论”、“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毒害，导致我的某些创作从为工农兵服务而变成为党内野心家服务，为阴谋文艺服务了，这个教训是多么沉痛！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制造争端、挑动派性，分裂了文艺队伍，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不堪回首的。就我个人的错误来检查，因那时运动的反复，我与本单位的几位作家伤了感情，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尽管我没有利用后来我自己的所谓得势的地位加害过任何一个作家，甚至没有对任何一级领导汇报过他们的情况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情况，但是在内心里我对他们有排斥情绪，不愿再到一起工作。我对他们遭受“四人帮”压制的痛苦没有切身体会，对他们不下乡、不写作品是受“四人帮”压制的结果没有认识，尤其对一些同志不下乡、不写作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抵制这一点，更不理解。所以在1974年以前，我在跟业余作者谈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带着感情说过，有些作家拿着高工资，不下乡、不写作品这些错误的话。我伤害了这些同志，我在这里道歉。1973年冬天文化局创评组搞所谓反“回潮”。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开始以后只参加半天会，进会场之前，文化局一位领导才在门口把会议的内容告诉我。我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就凭过去的主观印象发言表态，支持这个会。我把这些同志遭到不合理的批判，看成是这些同志本身不好好地深入生活写东西而胡闹应受的处罚。我还从“重新组织队伍”这个错误观点出发，说市委能让这些同志回到创新岗位上来不简单，我让这些同志感市委的恩，不应当再给市委“惹祸”。我还说，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要离开创评组，搬到农村去。我以一个最“革命”、最“合格”的作家的神气“教训”别人，给那些受冤挨整的同志增加了精神压力。我要向这些同志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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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8）
1975年春天开始，随着我对叛徒江青这个人反感、憎恨萌起，对当时受“四人帮”摧残的农村生产，也有些不满意和担心。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华主席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我是从心里拥护的。10月里，根据我前一段的生活感受，写了中篇小说《三把火》。我想形象地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配合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以“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作为正反两方面人物的斗争核心。主人公杨国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访问土改以后当过干部的老同志，把他们团结起来，安排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稿子打印后要在《北京文艺》上连载，已到1976年春天。那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接着批判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我的《三把火》被揭发为是写“三项指示为纲”的，是宣扬“举逸民”，搞“复辟”的。当时我想不通，觉得用作品体现主席的精神没有错，可当时是有理没处讲的，不免又很紧张，怕被文化部抓了典型而遭到迫害。所以，第一次修改，也就是在《北京文艺》上连载的稿子，主要更动是消除“三项指示为纲”的痕迹，例如把女主人公访问、起用老干部的情节，改为访问“老贫农”等。在连载过程中，社会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的口号喊叫起来了，从市委有关部门到文化局各方面向我提出按这个口号修改作品的要求。特别是剧团要把它改成戏、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调演，领导向我提出，全市只有这一个戏，参加汇演必须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只能搞成。搞成搞不成，关键在你协助。在当时那种压头盖顶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我从勉强到自愿、从别扭到顺手地按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调门，一遍一遍地加码，改写了这部作品。因为要遵照领导关于避开“三项指示为纲”、“三上桃峰”这个“三”字的指示，还把书名《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不管这个作品的修改过程如何曲折，但它是通过我的头脑思考、通过我的手完成的，要由我负全部责任。
所谓“写与走资派斗争”是“四人帮”一个重要阴谋。他们借着这套诡计，为他们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这股风刮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医院。我又一次错把“四人帮”的诡计当成了党中央的号令，唯恐因住医院对文艺问题比较闭塞而落后于“形势”，我就从报刊上几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论的文章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二十三条”、“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以及毛主席当时的新指示开始学起。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知半解，不是系统的而是割裂的来学习，所以辨别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伪，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哪些属于坏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谬论。我兼收并蓄地“学”了一通，又被从医院里叫出来参加一次文化局创评组召开的“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座谈会，听了一些发言，立刻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其结果，使我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我把《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三把火》的素材是生活中来的：起用老干部问题来自通县的富各庄、果上山粮下川来自怀柔县蚕坊营；杨国珍这个人物来自密云县新农村的杜常珍等几位同志。到了改《百花川》，就完全按照上边，实际上是按“四人帮”的“要求”和“指示”图解了，违背了毛主席提出的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人物的原则。这也是林彪、“四人帮”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流毒和表现。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5月里路过南京师范学院时，在一个座谈会上大谈“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体会”，替“四人帮”扩散了毒素。我这方面的创作和言论不自觉地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他们效了劳。十年间，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的检查是初步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事业的紧要关头，说错一句对革命不利的话，办错一件对革命不利的事，都是罪过，何况我说错了那么多、做错了那么多！我认账、还账、决不赖账。我的心情是随着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加深的过程而加重的。我十二岁成为孤儿，十四岁参加革命活动，十六岁加入党组织，十七岁开始一边识字一边学习写作。是党把我培养成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犯了错误，我怎能不认错、不改错呢？我是一个自认对党有感情、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为什么会犯下这样有害于党和革命的错误呢？为什么从懂事起就立志在私生活和在社会上都当个正派人的我，却在人生的途程上留下这样歪斜的脚印呢？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但关键在于我自己没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观造成的。第一，是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学习得不够，更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下过工夫，缺乏辨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主要凭着对党感恩的思想、凭着热情工作，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盲目性。“文化大革命”前，因多年当基层干部和从事新闻工作，养成一种偏重于当时的政策学习和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习惯。“文化大革命”后虽然比较注意政治理论学习了，却赶上林彪、“四人帮”干扰，他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主义横行、形而上学泛滥，把我的思想搞乱了。这两点的直接后果是，当上边领导出现了坏人，又跟他们发生了工作关系的时候，就会糊里糊涂地被利用，当了他们的工具。第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大的挫折，看什么都是美好的。学习写作以后，一下子酷爱文学创作，不顾一切地为“创作”而奋斗。这里边既有新生活的鼓舞，有革命事业心，又有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顺利了，有成绩了，就扬扬得意，骄傲自满；有了困难，就急躁悲观；遇到风险，就总想保住写作权利；越有点名气，这个包袱越重，于是就有了怕字，不敢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低和一切围绕着“写作”，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字转，是我犯了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内因。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9）
过去的错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党、向人民认错、改错。而最好的认错、改错，是拿出实际行动。我要跟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他们对我的毒害，深入到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把步子迈正，把创作搞好。我现在虽然身体不行了，但还年轻，还能为党工作一二十年。我要用党和人民给我的笔，写出较好的作品，以功补过，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誓言，更是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要求和希望。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大跟斗跌得很重，是损失，也是收获。如果能从积极方面接受教训，会成为宝贵财富，使我受用终生，我将变得聪明起来、坚强起来。光明的中国，自有每个革命者的光明前途。迷途知返，我要勇敢地前进！
我的检查很不深刻，我愿意继续检查，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这篇思想检查实际上是大会召开后，我以会议发言为蓝本写的。主持会议的是市委文教组的王利民，他说我很真诚，说的都是真心话。他说得对，我的确没有半点隐瞒。但那是70年代，写什么都要加一大堆套话，所以今天读来好像是在敷衍。当时刘少奇还未平反，我将他和“四人帮”、林彪并列在了一起。这篇文章本来是给《北京文艺》写的，但市委看了不同意发表，认为没必要把我的错误大肆宣传。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关于和江青，我觉得还有些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有些军队上的人让我给江青转信，我从没转过。因为觉得转了她也不会看。信的内容并不像后来传的那样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体事务，军队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没什么特别惨、需要帮助的。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那次被市委从延庆叫来，就是让我去开会的。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我走进会场，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儿。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别人刚扫完，他又扫，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
后来，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非常紧张。听说他后来曾送进精神病院，前些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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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10）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我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我写井冈山。我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我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我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一医院，躲在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之时，我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我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
当时江青有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她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
江青没透露过要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领导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 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是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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