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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不平庸-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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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养的方法很多。《韩非子》记载,战国时候的西门豹因为性急,就随身带着一块熟牛皮,提醒自己要柔韧、舒缓;而董安于的性子慢,就随身带着一根绷紧的弓弦,提醒自己要加快生活节奏。清代的名臣林则徐因为爱发怒,就在书房里高悬“制怒”条幅以自警,他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也是为了克制自己的怒气而作。
  修养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只能是自己的事,既不能指望别人的帮忙,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宋代的赵概在书房里放了三个盒子,两个分别装着白豆和黑豆,另一个是空的。每做一件好事或者起一善念,就向空盒中投一颗白豆,做一件坏事或者起一恶念,就往盒子中投一颗黑豆,晚上数原来空盒的豆子,检查自己一天有多少长进和失误,不断激励和鞭策自己,后来做到枢密使。
  魅力源于修养,而修养只能源于坚持。
   。。

为什么要慎独(1)
  “暮夜无知”,此四字百恶之总根也
  东汉名臣杨震为人非常正直,而且从小就以博学闻名。因为他是弘农人,属于今天的陕西,所以时人都誉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他不愿意与州郡官员来往,直到五十岁的时候才出仕。后来,大将军邓骘听到他的贤名,举荐他为秀才。
  经过多次升迁,杨震才做到荆州刺史,又转为东莱太守。去东莱赴任的时候,经过昌邑,正巧做昌邑县令的王密本是杨震在荆州的时候举荐的秀才。王密夜里去驿馆拜见杨震,拿出十斤金子表示感谢,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说,我们是老朋友,我了解你所以才举荐你,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呢?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非常惭愧地离开了。
  王密送给杨震金子,并不是贿赂,只不过是为了感谢过去的知遇之恩。王密说的“暮夜无知者”,其含义是“反正晚上没人知道,接受了也不会有损您的清名”。可是杨震认为,以前自己举荐王密,是出于对王密才能的了解,而不是私人交情,所以不能接受回报。面对王密“暮夜无知”的提示,杨震义正严词地提出了有名的“四知”,表示其实根本不存在无人知道的事情,至少,天、神和当事者本人是知道的。
  “四知”,使杨震做到俯仰无愧的境界。他本性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人的拜见。他后来做到太尉的高官,除了应得的薪饷之外,所有的收入,一律归公。他谆谆教育子孙们要“节衣缩食,省吃简用”;出门的时候,要坚持步行或用自己的交通工具,不准乘坐公家给他准备的车子。有人见他这样清廉,做了朝里的大官,家里还是那样的清苦,就劝他应当购置些产业。他却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果然,不但杨震本人被称为古代廉吏的典范,他的子孙也都因为良好的家风而备受重用,从杨震开始连续四代都做到最高级别的官员——太尉,杨氏家族成为东汉一朝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在全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杨震留给子孙的“产业”,的确是最丰厚的。
  清代的思想家吕坤从这则故事中引申说:“‘暮夜无知’,此四字百恶之总根也。大奸大盗,皆自无知之念充之。”所有的恶念,都是从“反正别人也不会知道”这种想法中生出。那些大奸大盗干坏事的时候,都自以为别人是不会知道的。这样一种侥幸心理催生的,不仅仅是“大奸大盗”,更多的是一些不遵守规则、不讲究公德的小动作,可是恰恰是这些小动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也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质和修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在修身的问题上,《大学》和《中庸》这两部经典不约而同地都谈到了“慎独”的要求。
  《大学》是在解释“正心”、“诚意”时讲到“慎独”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认为,所谓诚意,说到底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人的好恶,就像讨厌腐臭的气味一样,又像喜欢美丽的女子一样,统统都发自内心,是无法伪装的。所以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也像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才算真正做到了诚意。有的人自己闲居无事的时候什么事都干,见到君子以后就遮遮掩掩,表白自己的好处,可是人做的什么事都逃不过自己的内心,自己看自己,心肝脾胃都看得清清楚楚,心口不一又能骗得了谁呢?
  《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道无处不在,当然也包括独处的时候。实际上,正是因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最敏感,所以对自己而言,那些最隐秘的事情其实是最暴露的,最微小的事情也是最明显的。说它暴露、明显,原因在于这些看似隐秘微小的事情,一定是一览无遗地呈现在自己的心灵当中。所以君子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听不到的时候,都戒惧警惕,不让不符合道德的意念在隐晦细微处表现出来。
  

为什么要慎独(2)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关于隐私的辩证法。在隐私日益得到尊重、隐私权日益高扬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先人的智慧,认识到“隐私”只不过是对于别人而言才有意义,对自己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即使暂时没人知道,也无法逃脱良心的谴责,而内心的折磨有时候会比社会的惩罚更加难以忍受。
  正因为隐秘的事实际上也是最显著的,所以君子会在最隐蔽的场合和最细小的事情上注意自己的言行,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自觉遵守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这就是“慎独”。
  慎独,可以使道德从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也就能从人们的一切言行中表现出来。不仅在公开的、大的事情上能按道德原则办事,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能在各种细小问题上谨慎行事,不做违反道德原则的事情。这样修养而来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而不是靠外力的强制而勉强遵守的伪道德。
    不欺暗室
  慎独也可以作为识别人的道德品质的方法。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往往从最隐蔽、最细微的地方真实地暴露出来。在公开场合,在大的问题上,由于法制、舆论的压力,人们不能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言行;在独处无人监督时,或者在细小的问题上,就容易放纵自己,暴露出真实的思想面目。还有一种人自觉地伪装自己,给人以假象,我们也要在日常生活和细小的问题上考察他们的思想本质。
  春秋时候,有一天卫国国君卫灵公正与夫人夜坐闲聊,忽然听到宫外车声辚辚,车行到宫殿门前的宫阙,声音就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才又有辚辚车声。灵公问夫人:“你能猜出门外乘车而过的是谁吗?”夫人回答:“这一定是蘧伯玉。”
  她解释说,按照礼的规定,经过君王之门应该下车,见到国君使用的路马应凭轼行礼,这是为了多方面显示尊敬之心。忠臣和孝子,从不因天色明亮就张扬节操,也从不因天色昏暗就败坏品行。蘧伯玉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仁义而聪慧,事奉国君十分谨慎,这样的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所以这个在黑夜里还严格守礼,在国君门前下车步行而过的人一定是蘧伯玉。
  灵公派人出去探个究竟,果然不出夫人所料,这个人正是蘧伯玉。
  蘧伯玉“不欺暗室”,赢得国君的承认和尊重。虽然他遵守的那些礼制和背后的忠君观念,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他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还严格按照规矩办事的精神,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有一个管理学的案例:在一家外资企业里,通常,制造部长需要对各个车间的生产日报表进行确认,尽管部长不一定每天都对每张报表认真阅读,但是他每天都必须对所有交上来的报表进行盖章确认。有一天这位制造部的外籍部长突然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他发现前一天他明明不在厂里,但奇怪的是前一天的生产日报表上却盖上了他的印章!他立刻非常严肃地找总经理投诉,要求严查是谁偷盖了他的印章。
  事情并不复杂,很快就查到了是他的部下盖的。他的部下看见他的印章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又发现他当天出差,认为对生产日报表的盖章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就好心替他盖了一下。
  在事情查清楚之后,这位外籍部长严肃地批评了部下的这种不诚信的做法,他说,我的印章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没有上锁,是我对这间办公室里所有人的信任,并相信,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会擅自动用我的东西。但是你的这个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对你们所有人的信任。因为你今天可以为了生产报表擅自使用我的印章,那么谁能保证你在有其他需要的时候不会擅自使用我的印章呢?为生产日报表盖一下印章,本身是一件小事,但是你擅自动用别人的东西,擅自动用别人的印章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下属的错误却具有非常严重的性质。因为预期没人知道而不顾诚信的原则,以为在很亲密的人之间就可以不要规则,是犯下大错误、造成大损失的前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谨小慎微、防微杜渐才是少犯错的不二法门,而慎独,也就因此而成为一切修养手段的开始。
   。。

控制好情绪(1)
  发而皆中节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在没有产生喜怒哀乐等这些情感的时候,心中没有受到外物的侵扰,是平和自然的,这样的状态就是“中”。在处理各类事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在心理上产生反映,发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变化,并且在表情、行动、语言等方面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出来的情绪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足,而且还符合当事人的身份、不违背情理、适时适度、切合场合,这样就达到了“和”的境界。
  可见,“喜怒哀乐未发”的“中”讲的是本体,是人的处世方式中最本质和核心的部分。假如人的情绪都不因为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之间也就不会发生纠纷和误会,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简单。可是,那仅仅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状态,是《中庸》的作者为了说明“中”的道理而假想出来的情况,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努力追求的不是那种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没有情感和欲望的境界,而是“和”。“和”是和谐,是“中”的表现和发散,是“中”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形式,是中庸之道所要求人们修养的目标。
  关于“中”和“和”的意义,《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则是实际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准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道理。“中”,是“和”的本来面目;“和”,是“中”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中”和“和”,是一而二,二而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庸》接下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推广到“和”,就可以使天地各处于它们合适的位置,世间的事物也都能够正常的生长、发展了。
  我们中国的古代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天地的灵魂,人的喜怒哀乐都得到恰当的控制,天地万物的秩序也会因此而得到保证。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玄远高妙,可是中庸思想强调控制情绪的重要性,则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其实,《中庸》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讲怎样把“中”的原则贯彻到为人处世上去,怎样按照“中”的要求修养人格,陶冶性情,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过上一种高品质、高品位的生活,亦即达到和谐的境界。
  中庸是包藏天下的大道理,可是它在阐述和谐这个重要主题的时候,所着眼的只是喜怒哀乐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实际上,控制好情绪,绝不仅仅是修养的问题,就某种程度上说,它既决定着一个人的气质和生活品质,也关乎为人处世的成败得失。
    从容淡定成就大业
  宋代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作为一名将领,首要的是控制好自己的“心”,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或者麋鹿突然从旁边跃出,仍然保持从容镇定,这样才能谈得上控制战场局面,取得最后的胜利。
  383年,前秦皇帝苻坚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下,志在吞灭东晋,统一天下。当时东晋的军队数量远远比不上前秦,东晋首都建康一片震恐。丞相谢安认为,敌我兵力虽然悬殊,可是敌军孤军深入,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并不太强,东晋以少胜多是完全可能的。他镇定自若,以征讨大都督的身分负责军事,并派了谢石、谢玄、谢琰和桓伊等人率兵八万前去抵御。
  谢玄心中忐忑,临行前向谢安询问对策,他只回答了一句:“我已经安排好了。”便绝口不谈军事。谢玄心中还是没底,又让张玄去打听。谢安仍然闭口不谈军事,却拖着他下围棋。张玄的棋艺本来远在谢安之上,但此时兵临晋境,张玄沉不住气,谢安则神气安然,结果张玄输在谢安的手里。
  果然,东晋军队利用前秦军心不稳的弱点,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敌军。当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小儿辈大破贼。”(因为谢玄等是谢安的子侄辈)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进屋的时候,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也没发觉。
  

控制好情绪(2)
谢安不是没有喜怒哀乐,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不害怕、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放纵自己的情绪无济于事,只有保持冷静,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谢安的高明之处是把情绪控制在了合适的范围,所以才取得了成功,在乱世之中既保全了自己,又保护了国家。
  不但战场如此,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应当从容行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阵脚不能乱。有句成语叫“方寸已乱”,“方寸”指的就是心,保持“方寸”不乱就是苏洵说的“治心”。
  从容淡定,除了有助于事业的成功,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人的境界、胸怀,只有真正成熟的人才能做到。明代的吕坤说:“天地万物之理,皆始于从容,而卒于急促。”又说:“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则有余年”。从容既是处世之道,又是养生之道。
    控制不是压抑
  《左传》中有一个“君子之怒”的故事:
  鲁文公二年,秦国和晋国发生战争,莱驹是为晋襄公驾御战车的车右。作战的第二天,晋襄公捆绑了秦国的俘虏,派莱驹用戈去杀他们,俘虏突然大声喊叫,莱驹吓得手足无措,居然把戈都掉在了地上,旁边的勇士狼瞫拿起戈砍了俘虏的头,抓起莱驹追上了晋襄公的战车,晋襄公就提拔狼瞫作为车右。
  不久,狼瞫被将军先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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