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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经典间谍全记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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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特工和英国特工曾多次试图制作同样的窃听器，但却都是枉费心机，“金唇”的秘密技术无法破译。时至今日，苏联人的“金唇”仍旧陈列在美国中情局的博物馆内。
11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过招
1967年，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他对政治情报抱有相当大的期望，希望它们能为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国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依据。上任后不久，他在致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报告中宣称，克格勃一定要有影响国际危机结局的能力，绝不能再次出现“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那种现象。
安德罗波夫命令，克格勃在三四个月内，就“主要对手”及其盟国现在和将来的政策准备一份报告呈交中央委员会。安德罗波夫认为目前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开展不力的主要原因是克格勃在美国缺少足够的优秀间谍。他强调，只有招募到真正优秀的间谍，克格勃才能得到真正的高级情报。
虽然安德罗波夫强化了他个人及克格勃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未能实现。克格勃驻美情报站的PR线（政治情报处）并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望。
1968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闹出了一场涉及站长、前国外情报局一处（北美洲事务处）处长尼古拉·潘捷列莫诺维奇·库列别亚金的丑闻。
当时，克格勃中心收到了一份来自纽约情报站内部人员对库列别亚金的控告材料。经调查证明，他进克格勃时提供的学历档案是伪造的。事实上他并没有完成在校教育，而且还逃避了兵役。这些都与他的档案材料不符。中心担心如果在华盛顿就揭穿他的罪行，库列别亚金可能会叛逃，于是就通知他说他已经被提升为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并要求他回苏联上任。但是他一到莫斯科就被克格勃开除了，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表现比纽约站强得多。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两个主动上门者。1965年9月，罗伯特·利普卡——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一个20岁的军人——来到位于第16大街、与白宫仅几个街区之隔的苏联大使馆，声称他负责高度机密文件的粉碎工作。这让苏联方面兴奋不已。代号为“丹”的利普卡可能是自特德·霍尔——1944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计划时为苏联驻纽约情报站工作的19岁的克格勃间谍——之后，苏联在美国发展的最年轻的能接触到机密文件的间谍。利普卡的档案中提到，他很快就掌握了政治情报处传授的情报工作方法。在以后的两年里，通过死信箱以及与一位专案官员保持“一擦而过式”的快速接触和会面，他与情报站进行了约五十次联系。
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年轻的克格勃政治情报处的负责人，在自己狭窄的办公室里花了“不知多少时间”仔细审阅利普卡提供的大量资料，从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内容，并用电报发回莫斯科。然而利普卡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才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的。利普卡在找到苏联大使馆后的两年内总共得到了27000美元，但他仍然不满足，并多次威胁要终止与克格勃的联系，除非给他更多的报酬。
1967年，利普卡服役期满后离开了国家安全局到宾夕法尼亚的米勒斯维利大学上学，可能考虑到已经不能接触到情报，他再保持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8月份他终止了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利普卡为了阻止克格勃再次与自己联系，在写给情报站的最后一封信里称自己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双重间谍。但鉴于他提供的秘密文件的重要性，克格勃认为他肯定是在撒谎。至少在以后11年里，情报站和一些特工断断续续地试图恢复与他的联系，但是都没有成功。
利普卡停止间谍活动几个月后，华盛顿情报站又发展了另一个能够接触到真正情报的主动上门者。这是华盛顿情报站在冷战时期发展的最重要的主动上门者——约翰·安东尼·沃尔克，他是驻弗吉尼亚诺福克的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里负责通信工作的一名一级准尉。
196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名海军军官。我想挣些钱，作为回报，我会给你们一些真东西。”虽然他的军衔不高，但是沃尔克可以接触到非常高级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的密码设置。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索洛马京带着惊喜的心情检验了沃尔克提供的材料样品。浏览这些文件时索洛马京瞪大了眼睛道：“这正是我想要的。”后来他们一致认为沃尔克是个“一辈子只能遇上一次”的间谍。这些情报使苏联密码破译人员能够破译美国海军使用的密码，从而使苏联能够监视美国海军的行动，这使苏联在情报方面占据了很大优势。
沃尔克在1972年美军军官鉴定中还被其指挥官称为“绝对忠诚”和“具备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人。沃尔克发现，在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通信中心，用普通的照相机偷拍绝密文件和密码资料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后来他说：“就连超级市场的安全措施都比海军的强。”他发展了几个下线并组成了自己的谍报网。被他发展的人包括：他的战友杰里·惠特沃思、他自己的儿子和哥哥。对于苏联人来说，利普卡和沃尔克这两个案子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揭露出“美国一些绝密单位里的安全措施仍然非常松懈，其麻痹大意的程度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绝大多数的主动上门者并不像沃尔克和利普卡这样直率。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设立在苏联驻外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特别是墨西哥情报站，不得不花费精力去对付越来越多的“摇摆”分子——实际上是受美国情报机关指挥、表面上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双重间谍。
在这其中，最成功的“摇摆”分子是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陆军基地的军士长，代号“马雷克”。1966年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军使用的电子设备方面的情报。1968年他被发展为苏联间谍，在以后8年里，他在墨西哥、西德、瑞士、日本和奥地利总共接触过26位专案官员。直到1976年5月，克格勃才从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菲利浦·阿吉（代号庞特）那里得知马雷克是个美国“摇摆”分子，他参与了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联合发起的秘密行动，而且阿吉本人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幕。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挑选一些机密文件提供给美国“摇摆”分子，以增加他们作为苏联间谍的可信度。大多数“摇摆”分子都是国防情报局挑选的，他们的工作是义务性的。虽然“摇摆”分子可以用来在发生冲突或危机时散布假情报，但他们也使得克格勃不得不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摇摆”分子和真正自愿为苏联工作的间谍。
在整个冷战时期，华盛顿情报站都未能在美国联邦政府内招募到可以给它提供高级政治情报的间谍。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情报站却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间谍的情报来源。华盛顿情报站的鲍里斯·谢多夫（一个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政治情报处官员）与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亨利·基辛格搭上了关系。
1968年身为尼克松竞选总统顾问的基辛格利用谢多夫向莫斯科解释说：尼克松树立的思想陈旧的冷战卫士的公众形象并不是真实的，尼克松本人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谢多夫转达了勃列日涅夫个人对他的祝贺以及愿意和尼克松一起改善美苏关系的愿望。在总统选举期间，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容忍了谢多夫与基辛格的秘密接触。然而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他坚持自己来负责与基辛格的联络。
1973年基辛格成为美国国务卿后，多勃雷宁成为华盛顿唯—一个可以通过秘密地下停车场进入国务院的外国大使。而苏联驻华盛顿的其他情报人员则抱怨基辛格禁止下属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会见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使他们无法发展自己在美国国务院里的关系并了解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谈判时的“真实想法”。在华盛顿任职的23年里（从1963年到1986年）多勃雷宁曾与一系列美国决策者进行过接触，其中包括肯尼迪时期的迪安·腊斯克，里根时期的乔治·舒尔茨。在这方面任何一位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都无法与他相比。
克格勃下属的政治情报处在纽约的情报站也未能在美国政府内发展到“有价值”的间谍。然而联合国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目标。联合国秘书处里有300多名苏联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是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军官、间谍或新发展的人员。
1973年，纽约情报站发现联邦调查局掌握了情报站一些官员活动的详细情况和三个“卓有成效”的间谍（代号分别为：格列克、布列斯特、布里斯）之后，它的工作陷人了一片混乱。1974年底的一份报告认为，政治情报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几年来，情报站未能建立一个符合情报工作需要的关系网。
虽然纽约情报站在电子窃听、“积极措施”和科技情报搜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政治情报处的谍报网主要由联合国和移民团体中的间谍构成，当中只有少数人拥有美国国籍。绝大多数苏联间谍都集中在苏联的侨民当中，其中大部分住在里弗代尔的住宅区。克格勃的数据统计显示，1975年苏联侨民中有1366名苏联雇员和服务人员。在533名雇员中，76人是官方认定的间谍，还有16人被称作“可以信赖的关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负责向克格勃下属的侨民处汇报其同事的情况。
华盛顿情报站提供的大部分政治情报报告都是根据公开材料编写的。苏联外交官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外汇经费无法让他们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宴请他们的关系户，这也令一些外交官们相当恼火。尽管多勃雷宁坚持由他来负责与基辛格联系，但是他对情报站工作的看法还是相当宽容的，而且看起来他对从关系户和间谍那里得到的材料都非常感兴趣。
他抱怨说：“在苏联的许多使馆里除了纪律之外，大使与克格勃官员之间就没有正常的私人关系可言。”他们经常为了“显示一下谁是大使馆真正的老板”或者向莫斯科展示自己一方更优越的情报来源而反目成仇。
1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联邦调查局（FBI）
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喜欢看好莱坞大片的人肯定是津津乐道。在电影里，FBI特工无处不在，他们或是精明强干的俊男美女，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江洋大盗，也可能是路边的小贩、出租车司机、办公室职员……他们个个神通广大、技艺超群，与形形色色的跨国犯罪组织进行着看不见的战斗，完成着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对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印象，真实的联邦调查局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联邦调查局是1908年由一个名叫波拿巴的人创建的。波拿巴的全名是查理斯·约瑟夫·波拿巴，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后代，当时任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长。
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任期中，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于1908年7月26日成立了由专门特工组成的联邦调查局。一开始叫做调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BOI），到1935年改为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FBI）。它是美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型情报警务机构，是司法部下属的主要特工调查部门，也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反间谍机构，是美国情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调查局局长由美国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任期10年。
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这是一座8层高的办公楼，本应取名联邦调查局大楼，可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兴建期间，时任联邦调查局长胡佛死在任上，因此建成后以他的名字命名大楼表示纪念。
进入总部大门，穿过一个小院子，对面一道墙上镌刻着一句口号：“打击犯罪的最有效武器是所有执法部门的通力合作并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与理解”。眼前走过的，都是那些匆匆出入其间、神色严肃的黑衣人。
在会议室外面走廊客厅的墙上，悬挂着现任局长米勒于2003年6月13日的一段语录：“评判FBI不能光看如何有效打击和阻止恐怖主义，还要看我们如何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民权和宪法权利，包括那些希望美国生病的人的权利……”旁边有一句横批：“忠诚、勇敢和尊严”。
今天，联邦调查局总部设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在它的指纹鉴定和档案室里，约存有亿份指纹档案，每天要受理25000余件指纹查询业务。它的电子记忆系统储存着大约650万份资料，全国的警察机构均有电子终端同它保持联系，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得到这里提供的技术性资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窃听手法很多，除了电话窃听，还在侦察对象的家里和办公室等地方安装电子监视设备，如播音器、录音机之类。这些窃听装置只有一块小方糖的大小，可以藏在帽子里或放在圆珠笔里，联邦调查局窃听的对象极广，甚至包括美国总统在内……
联邦调查局的任务是调查违反联邦犯罪法的案件；保护美国，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导阶层和法律执行方面对联邦、州、当地和国际机构提供帮助；同时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于美国宪法前提下履行职责。
联邦调查局每次调查的情报资料都会递交特定的美国律师或者美国司法部官员，由他们决定是否批准起诉或其他行动。其中五大影响社会的方面享有最高优先权：反暴行、毒品（组织）犯罪、外国反间谍活动、暴力犯罪和白领阶层犯罪。
长期以来，联邦调查局的主要使命是同暴力犯罪活动和抢劫银行打交道，同时调查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多数属反应性的调查和破案工作。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是调查贪污腐败的唯一执法机构，每年要调查大约1000名受到腐败指控的警官和各级官员。
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坐落在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那是一个林木繁盛的地区，离华盛顿大约１小时车程。如果没有靶场和此起彼伏的枪声，这里俨然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学校园。学院周围不仅安装有高度先进的监控设备，还遍布着时刻戒备的武装守卫。学院对公众关闭，但却对好莱坞敞开大门，因为后者时常拍些电影来吹捧联邦调查局，使其声名远扬。举例来说，电影《沉默的羔羊》的多个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片中那位年轻勇敢的女探员还成了众多女孩的偶像，引得她们争相报考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还利用美国大学作为自己的秘密训练基地。
其实，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虽然二次大战以后，也有大学生自动加入CIA或FBI，但那时往往是公开的，而且主要动机是对外国文化感兴趣，是出自对所学语种文化的崇拜；真正学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巴斯克语的大学生则大多对干特工这一行没有兴趣。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许多大学就被悄悄改变成适应间谍机构新的更贪婪的需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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