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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文学档案:六十年与六十部-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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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从内到外散发着地道的中国味，没有刻意“寻”根，而“根”自在。这是叙事方式与题材高度契合的结果，用王蒙的话说，就是“本体论与方法论完全融合”。这是极高的艺术境界，无怪有人将《棋王》与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比较，认为《棋王》不落下风，“通篇散发中国文学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大量品质，只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熏陶。（略）和主人公王一生的棋品一样，阿城的小说也是‘有根的’，正所谓‘气贯阴阳’、‘汇道禅于一炉’。每个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层。”（庄周《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确实，不像有的寻根小说，西方式的结构，夹杂着洋腔洋调，叙事方式与题材乖离，“寻”与“根”脱节，显得不伦不类，像是西服革履上顶着瓜皮帽。不过仔细想想，这又很正常，这批寻根作家都是知青，共和国同龄人，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操现代汉语——那种由西语语法、日本返销的现代词汇和本土白话混合而成的语言，文学教养主要来自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和以现代汉语翻译的外国进步文学，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他们已是恍如隔世。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失根”的状态，决定了他们“寻根”的热情，正如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中讲到的那样，在一段时间里，他们“聚一起，言必称诸子百家儒释道”，“感到自己没有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致浅薄”；也决定了“寻根”本质上的虚幻。确实，那些凭恶补速成的“寻根文学”作品，总让人感到不够自然，有些装模作样。原因很简单：文化这种东西，本来是自然形成的，无法人为地制造。传统的中国文化历经历史风暴的涤荡，早已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地保留在老一辈文化人身上，而他们早被认定是历史淘汰的对象，在历史的角落苟延残喘，自然消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4《棋王》（4）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城与他的同辈位开了距离。阿城出生文化名人家庭，父亲钟惦棐来自延安鲁艺，却是一位有绅士风度、才华横溢的艺术理论家。八岁之前，阿城住宿育英小说，过着优越的生活。1957年，钟惦棐因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打成右派，家道从此中落。作为大右派的儿子，阿城自然被打入另册，早早就体验到世态炎凉。然而边缘化的结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另一个世界，它隐藏在琉璃厂的旧书肆、古玩店里，少年的阿城在那里流连忘返，触摸被遗忘的前朝历史，不经意间接受了中国古代士绅文化的洗礼。这段阴差阳错的经历，竟使他成为一条漏网之鱼，在知识结构上发生代际错位。确实，读阿城的文章，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时代颠倒的错觉，那种文风与其说属于知青一代，不如说与民国那一辈的作家更加接近。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在“寻根文学”运动中扮演一个特殊角色。
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里，阿城通篇谈“文化”，只字不提“寻根”，这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的寻根文章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在阿城看来，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而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是达不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时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差点连*布也没有了。这是对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文学极其悲观的估计。在这样的语境下，阿城开出的药方——“中国文化”（确切地说应当是老庄禅宗的道家文化），似乎只能是张空头支票，唯其如此，它显得格外的悲壮。阿城作为“中国文化”的传人和“最后一个文化贵族”的形象，无形中得到树立。事隔二十年之后，阿城在与查建英谈“寻根文学”时这样说道：“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韩少功有点像突然发现一个新东西。原来整个在共和国的单一构成里，突然发现其实是熟视无睹的东西。包括谭盾，美术、诗歌，都有类似的现象。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好一副“众人皆断我独续”的姿态，阿城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硕果仅存的“独苗”。不过公平地说，阿城的自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
然而，这又是一棵难以茁壮成长的独苗。套用一句熟悉的成语：土之不存，苗将焉附。甚至连阿城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造不成新文体，他的形成不具有普遍性，偶然性很大，是自修的结果，他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只是一个个案。（《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遥想《棋王》名噪一时之际，阿城曾放出话，要写“八王”，乃父钟惦棐甚至连书名都替他想好：《八王集》。遗憾的是阿城只写出“三王”，就歇手了。这是阿城的高明，见好就收，否则煞风景的事情不免发生。评论家于晴当时就老到地指出：阿城的语言文质而意深，“然而却未必宜于一切生活领域和思想层次；因而就不宜拘于一格，而要力图有所贯通，有所开拓。”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文坛上全能冠军是没有的，阿城得了道家文化的好处，自然也受道家文化的限制。更何况，适合阿城写小说的资源本来就稀缺，得益于十年边地知青生活的经验，他写出了“三王”。时过境迁，王一生那样的“棋呆子”再不可觅，阿城的绝技无从发挥，如同庄子笔下那位运斤成风，能将人鼻尖上的白垩斫掉的匠人因为对手去世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利斧。还有，我以为最重要的是，阿城并非一个视文学为身家性命的人，骨子里仍是一个玩家，正如王晓明指出的那样：阿城并不本色，太做作，好比一个手端水煮青菜的粗服汉子，真正醉心的，却是粗服上的宝石，菜叶下的熊掌。阿城虽然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漏网之鱼”，却不是“中国文化”的殉道者，否则，就不会离开自己的文学土壤，赶时髦跑去美国，弄起别的营生。
诚如阿城所言：文化制约着人类；然而，另一个更为严酷的历史真相是：生存高于文化；为生存所累，一种高级的文化与时俱退，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棋王》的问世，不过是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一次回光返照。
延伸阅读
阿城：《树王》，《中国作家》1985年第1期
阿城：《孩子王》，《人民文学》1985年第2期
阿城：《文化制约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5期
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986《平凡的世界》（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路遥
首发刊物：《花城》
发表时间：1986年第6期（第一部）
首次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一、二部），1989年（第三部）
（白烨 撰）
在完成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遥象是终于跑到终点的马拉松选手，身心都至为疲惫，虚弱不堪；而他的已罹患癌症的身体，这时更是一蹶不振，一病不起。1992年11月17日，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有人说他是写《平凡的世界》给累死的。此话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他为《平凡的世界》呕心沥血，甚至是拼命一博，确是事实。因为是作者小说创作的绝响，人们常常把《平凡的世界》与路遥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提起《平凡的世界》，人们必然想到路遥；说起路遥。人们必然要谈到《平凡的世界》。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生于陕西榆林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境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小说组副组长。1982年以后； 路遥从事专业小说创作； 曾任陕西作协副主席等职。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88年5月25日完成百万字、三卷本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因此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
1982年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并获得广泛好评之后，路遥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构思、酝酿与写作。经过六年的艰苦奋，1988年5月25日傍晚，《平凡的世界》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宣告完成。他在后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详尽回顾了《平凡的世界》6年创作里炼狱般的生活。事实上，写完《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遥就再没有能恢复过来，带着枯槁的病容和孱弱的身体，很快走完他42岁的短暂人生。
《平凡的世界》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家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从“*”后期到改革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以及孙家二兄弟的人生奋斗历程。
第一部，写70年代中后期农村的现状与农民的处境。1975年初，农民子弟孙少平到原西县高中读书，他贫困，自尊；学习和劳动都好，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互相爱怜，后来郝红梅却与家境优越的顾养民恋爱，少平高中毕业，回乡生产。但他并没有消沉，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田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部世界。少平的哥哥少安一直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女儿，县城教师润叶是青梅竹马，却遭到田福堂反对。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与勤劳善良的秀莲相亲并结了婚，润叶也只得含泪与向前结婚。这时农村生活混乱，旱灾又火上加油，田福堂为加强自己威信；组织偷挖河坝与上游抢水，不料出了人命，为了“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人怨。生活的航道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部写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时世变化及其在农村、农人那里引起的反响。 1979年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田福堂连夜召开支部会抵制责任制，孙少安却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头脑灵活的少安又进城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成了公社的“冒尖户”。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 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润叶远离她不爱的丈夫到团地委工作，引起钟情痴心的丈夫酒后开车致残，润叶受到内疚回到丈夫身边，开始幸福生活。她的弟弟润生也已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与命运坎坷的郝红梅邂逅，终于两人结为夫妻。往昔主宰全村命运的强人田福堂，不仅对新时期的变革抵触，同时也为女儿、儿子的婚事窝火，加上病魔缠身，弄得焦头烂额。
1986《平凡的世界》（2）
第三部写80年代之后孙家二兄弟为改变命运而做的种种奋争。1982年，孙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成了一名优秀工人。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润叶也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但是祸不单行，少安的妻子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两万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晓霞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献身。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但他们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少平从医院出来，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迎接他的又将是怎样的生活呢？……
作品第一部在《花城》发表并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反应平平，波澜不惊。及至第二卷、第三卷出版之后，人们才渐渐开始关注起这部作品。
1987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后，《花城》与《小说评论》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研讨会上，人们对于《平凡的世界》还有些说法不一，但也有人认为“《平凡的世界》应该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以1975年至1978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性的图画，是对十年浩劫历史生活的总体反思。在事件和人物之间，作家更着力表现新旧交替时期农民特有的文化心态，试图探寻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和未来。”、“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在于作品展示的大量的生活细节、农村生活图画都相当逼真，而且在于作者众中精细深刻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写出了中国农民个体和群体的命运。”
《平凡的世界》三部全部出版并荣获“茅盾文学奖”后，有关的评论逐渐增多，研究与评论也向深度发展。如李星的《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对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系统分析，认为路遥“坚持了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原则”、“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创造服务于现实人生的活文学”、“小说的现实魅力就在于服务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还有评论家由此也指出：“现实主义创作因直面现实凛利、囊括生活广博，兼之有揭示人的命运和洞悉人的心灵的多种功能，它迄今仍是反映我们这块多难的热土和表现热土上的子民的最有效的武器”，正因为路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平凡的世界》“读后使人萦绕于怀的，无疑是普通人在时代变迁和苦难历程中昂扬不屈的生命力，以及由此隐含的对于民族近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平凡的世界》超越路遥以往创作并跻身于当代优秀长篇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评论中，人们首先认为《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是对《人生》中的高家林形象的一个突破，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出版座谈会上，人们就把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与高家林的性格特点加以比照分析，研究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指出“孙少安、孙少平是《人生》中高家林形象的延续和裂变，他们是作家将高家林个性和灵魂的自身矛盾进行了调整和融合后而产生的新的形象，孙少安更多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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