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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文学档案:六十年与六十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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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76《天安门诗抄》（3）
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运动一直被视为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被赋予了结束一个“旧时期”或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史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天安门诗歌运动”开始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如郭志刚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所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在22所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总结说：“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中，诗歌是革命的炸弹和旗帜，是人民用以跟‘四人帮’拼搏的主要武器。……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用诗歌作为武器直接参与*，参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这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战斗作用，鼓舞作用，以致于团结群众的作用发挥得这样充分，这也是‘四五’运动中仅有的现象。”
在众多的文学史叙述中，大都肯定或彰显“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思想价值，而对其诗歌的艺术评价不高，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天安门诗歌的政治性因素过强。张清华的《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具有代表性，他说：
在文学史中；关于当代诗歌变革发端的起点；过去通常是把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其标志的。但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已经缺少说服力。因为“天安门诗歌运动”首先是一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是公众对*灾难的一次自觉的反省；而不是一次纯粹的诗歌和文*动；其次；“天安门诗歌运动”所采取的诗歌形式主要是古体诗在我国的“复兴”；人们之所以人人都采用旧形式；是因为这种方式易于传播沟通；易于产生所谓“兴、观、群、怨”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它和当代诗歌发展的方向尚有明显的不一致处；第三；“天安门诗歌”中虽然有不少作品表达了对文化专制的痛恨和对*进步的强烈吁求；但也还带有明显的上个时代的思想痕迹；比如对周恩来的悼念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崇拜的情感因素在内。从这几个方面看；“天安门诗歌”并没有真正开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它所包含的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也未充分发育。鉴于这一些原因；考虑当代诗歌的变革起点；应做更深入的历史探察。
发生在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并非是一场纯粹的文*动，其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是因社会政治的黑暗、强权的压迫进而导致了人民的反抗，从而转变了政治、思想的格局，文学作为社会的镜子是无法置身事外的，考察天安门诗歌的价值离不开政治的因素，谈及当代中国文学史也不能避开天安门诗歌运动的价值。陈思和认为，新时期文学作家有两种构成：来自50与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的来源，则是话剧《于无声处》《重放的鲜花》与天安门广场上的民间诗歌——《天安门诗抄》。（《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四十年挥指一弹间。天安门诗歌运动已成为历史记忆之海的一滴浪花，只有一本《天安门诗抄》还常常地警醒着我们，无声地讲述着那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延伸阅读
童怀周：《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编辑组：《革命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张桃洲：《历史转换的悖谬与契合——“四五”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武善增：《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龙扬志：《叙述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977《班主任》（1）
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刘心武
原发刊物：《人民文学》
发表时间：1977年11月号
（李兆忠 撰）
1977年夏天刘心武在密云写《班主任》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此举将开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中国新时期文学。尽管日后著作等身，艺术风格与时俱进，轰动效应不断，时过境迁，历史记住的，依然是他的《班主任》。《班主任》成了刘心武的“名片”。
《班主任》以张俊石老师接受一个小流氓插班的过程为线索展开情节，揭露“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的毒害，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反响。小说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一个是浑浑噩噩的小流氓，一个是品行端正、根红苗正的班干部，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精神的蒙昧上，在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无知上，却有十分深刻的相似，前者因“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后者轻信盲从，思想僵化，一口咬定《牛虻》是本“黄书”；鉴于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作者惊呼：“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班主任》问世的过程颇具一波三折的戏剧性。《人民文学》编辑部接到这篇稿子后，内部引起强烈震动。据当事人刘锡诚回忆：杂志副主编刘剑青读这篇小说时，“伏案流泪，情绪无法控制”，向他推荐是一篇“极为感人”的作品，但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发表。时任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的涂光群这样回忆：“《班主任》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拍板定夺。”张光年审阅后，召集编辑部三级编审人员在自己家里开会，综合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肯定了《班主任》，也提出些意见。经作者修改，《班主任》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期以头条位置发表。
《班主任》发表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雪片一样地飞来。杂志发行的第三天，作者就收到一位财贸系统的女青年写来的信，表示“在激动之余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思路才好”，认为《班主任》“冲破了‘四人帮’千篇一律的文风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束缚”，通过“艺术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无情地揭露了、控诉和鞭挞了‘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蟊贼。”为此，《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专门开设栏目，刊登读者来信。与之同时，《文学评论》先后两次为《班主任》召开座谈会，一次是与北京第一机床厂青年工人和北京市第二中学同学的座谈，一次是文学圈内人士的研讨，前者对《班主任》的现实意义、教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后者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班主任》的出现，标志着“被‘四人帮’破坏中断了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恢复”，并将它与“暴露文学”、“问题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划清界限。老作家严文井激动地为《班主任》正名：“如果说《班主任》是‘暴露文学’，那是暴露‘四人帮’的文学；如果说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那是批判‘四人帮’的革命现实主义；如果说是“问题小说”，那么‘四人帮’留下的问题成堆，《班主任》提出了问题，这仅仅是开始，还应该有一大批这样的‘问题小说’出世才好。”在这样强大的呼声之下，1978年春《班主任》荣列首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榜首，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亲自向刘心武颁奖。
1977《班主任》（2）
《班主任》能够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决不是偶然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后期），中国社会已经走到新的历史拐点。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化激进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负面不断地膨胀，到“*”时期，已异化为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合理的内涵至此丧失殆尽，终于走向自己的反面。1976年9月以毛泽东逝世为契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沸腾，共同庆祝，正是最好的表征。国家的意志，民众的愿望，知识分子的心声，此时形成合力，如此的盛况可谓千载难逢。然而，历史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长期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惯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其时，“四人帮”虽已粉碎，两个“凡是”依然禁锢着人的头脑。当时“思想解放”派与“两个凡是”派正在较量，处于对峙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另一种力量出来打破这种僵局。在风雷激荡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经常充当政治的马前卒，小说首当其冲，《班主任》的出现，正好应合了这种需要。
从文学的角度看，《班主任》亦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四人帮”倒台，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就大量涌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作品无论思维方式还是结构模式，与此前批“走资派”的帮八股没有什么两样。其情形正如冯牧描述的那样：“一个时期内，我们看够了帮风帮气的作品，这真是一种苦难，本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不很长时间，就可以肃清流毒，打掉这些帮风帮气帮文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相当时期内，我们还不得不在批判阴谋文艺之后，又要与一种我把它叫作‘转移文艺’的东西作斗争。”（《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冯牧所说的“转移文艺”，就是那种换汤不换药的风派文艺，即昨天还在批“走资派”，今天就以同样的方式批“四人帮”，还有那种冥顽不化的“主题先行”的现代八股。正是这样的背景，为《班主任》的脱颖而出作了铺垫。
依今天的眼光看，《班主任》未脱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无法卒读，在当时却让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因为它首次公开冲破僵化机械、千篇一律的“*”文学模式，开始面对真实的生活，朦胧中演绎了中断已久的现代性启蒙的主题，肯定了知识与理性的价值。事实上，这是刘心武决心告别“假门假事”的“*”文学模式，“动真格儿”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对他的文学生涯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他自白的那样：“《班主任》是我摒弃‘四人帮’‘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那一套‘帮规’‘帮法’以后，思想初步解放，敢于正视现实，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发，经过对创作素材的反复深入，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后形成较成熟的构思，又在提笔后随着感情的奔腾，而尽可能往深里开掘，最后又几经修改，才终于定稿。”这段话展示了刘心武挣脱“*”写作模式的艰难过程，很是耐人寻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摆脱一种长期形成的写作积习谈何容易，甚至从刘心武的这番话语中，依然可以嗅出“主题先行”的味道。事实上，从大的框架看，《班主任》的写作并未跳出“主题先行”的掌心。然而，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尽管只是浅层次，《班主任》开始直面现实生活，并且触及严峻的问题——革命下一代的精神创伤问题。惟其如此，它才能超越那些泛滥成灾的“转移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
1977《班主任》（3）
然而，刘心武毕竟不是时代的先觉者、超越者，而是一位与时俱进、得风气之先、勤奋高产的作家。比起同时期的“地下文学”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班主任》不能不显得相当肤浅和暧昧。这表现在作者尽管声讨“四人帮”，对“*”却不否定，采取回避的态度，然而文中对“*”序幕的“四清”运动赞许的口气，足以表明刘心武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有“只见树叶，不见树干”的局限。这其中固然有写作策略上的考虑：当时*中央刚宣布“*”结束，尚未给它定性——那是在一年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刘心武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回避，采取回避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比起自我保护的因素，认识上的局限应当说是更为内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使《班主任》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在中国文坛一炮打响，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启幕之作。
1977年，中国文坛尚处在“*”文学的巨大历史惯性中，这一切清楚地反映在《班主任》中。《班主任》虽然在主题意蕴上冲破了“*”模式的束缚，但在艺术形式上仍是原来那一套。比如张老师的形象，基本是“高、大、全”的翻版，尽管作者写他外表“实在太平凡”、“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却是一个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人，在作品不算短的篇幅中，作者没有留给这位36岁的壮年男子任何私人的生活空间。再比如，《班主任》的叙事基本上沿袭“*”文学路线斗争的框架，张俊石老师接受小流氓宋宝琦的插班，排兵布阵，运筹帷幄，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战役，最后以张老师的胜利在望而告终。这种敌我对抗、我方必胜的叙述套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沉痛感和问题的深刻性。
时过境迁，《班主任》几乎褪尽颜色，唯有谢惠敏人物形象是例外。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具深刻内涵的“典型人物”之一。刘再复高度评价这个艺术形象：“谢惠敏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典型，她的性格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压下扭曲、变形，灵魂的活力被窒息，这是值得悲哀的，这种扭曲和窒息发展到了她本身并不感到痛苦和苦闷的程度，这是第二重的悲哀；然而，当她反过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压抑扼杀另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时，这就进入更深层的悲哀了。刘心武无意之中写出了一个深邃的灵魂时，唤醒和震动了或多或少有一些谢惠敏式的潜意识的整整一代人，引起他们深沉的共鸣、激动、反省。”（《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读书》1985年第9期）许子东认为：《班主任》对宋宝琦和石红的描写，均未跳出“十七年文学”模式，唯独对谢惠敏的描写第一次划出“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界限，在初期的“伤痕文学”中，没有哪个形象能达到谢惠敏性格具有的艺术深度，他这样分析“谢惠敏性格”的实质：“仅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邦的毒害而不自觉’吗？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因而不准同学带走一束麦子；对黄色书籍的警惕性很高以致把《牛虻》也‘错划’进去；艰苦朴素到了天热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这些谢惠敏式的行为，如果放在五十年代‘青春万岁’背景下或出现在六十年代中学生齐抄《雷锋日记》的时候，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虽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挑战性刘心武当时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细节把握的分寸感，事实上却已经为无数热烈追求政治进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树立了一面反思的镜子，照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某一侧面：谢惠敏的错误究竟是错听了‘四人邦’的话呢，还是错在不该只听别人的话而自己不思考？谢惠敏的悲剧究竟是工作不踏实革命不坚决为人不朴实呢，还是缺乏独立的人生意识，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权利都‘上缴’了进而一切听从别人的安排？”（《刘心武论》，《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书包 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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