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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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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组织的无限能量。共和国的新学生与教师一样关心民族命运并负有责任感。
他们时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教育精英们从事的活动从注表可略见一斑。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潜心追求纯学术。维持学校运转始终是个问题。
教育家作为一个群体迟早也会面临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问题。持续了
１２００ 年的政府考试制度到 １９０５ 年才被废除，受西方训练的教育家在它的阴
影下劳动，他们继承了多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旧学者的价值观和问题，同时
他们又有在国外遇到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模式。到 ３０ 年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
较为自主的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统观念的
控制。然而这只是军阀混战年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
于学者－政府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高等教育过去一直
是为统治阶层的，不是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从国家的正统观念解脱出来是
不容易的。这就不难理解脱离政治的较为独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长为什么时断
时续，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
强的多元化影响。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
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围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
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然而受过教育
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世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
为受外国指挥。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
所付出的代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
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
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
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确实，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
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中国的教育家寻求
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
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 ２０ 年代颇为流行的
态度，声称：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
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
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
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①
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
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
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②
① 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 5 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② 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8 章的概括；又见郭颖
大学：机构的建立
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
度。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联贯性还缺乏研究。
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
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
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
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１９１２ 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
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 １８９８ 年的改
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
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
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 １８９８ 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１９０２
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
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①
２０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
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②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
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
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
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
生动活泼的讨论。③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
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１９１２ 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
“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 ７ 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
相应的法规。①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
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
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 ２０ 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
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
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
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①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 5，第 1－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
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59—160 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
办洋学堂》。在 1901 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
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 1 部，第 295 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 V。V。哈格尔斯特罗姆
1910 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 223 页）。在 20 世纪 20
年代，年鉴列举 6 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 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
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 434b 页）。
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160 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 集（1976 年），第 268 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296—297 页。
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
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
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
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
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 １９１２ 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
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②
１９１２ 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
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
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
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１６
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①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
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
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②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
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 ２０ 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
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１９１６
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就职。在 ５０ 岁时，他得以实
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③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
——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④
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
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
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
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
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①他还支持娱乐
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
② 教育部在 1912 年 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647 页。在《大学令》
中，“宗旨”在 1917 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
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 671 页。
① 教育部在 1912 年 10 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 647 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1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0—271 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
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 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 473—474 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
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
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 55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76—279 页。1920 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
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
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
授 化学。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80 页。
合理化。到 １９２３ 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
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１９１９ 年开始
采用选修课程，１９２２ 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１９２０ 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
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②公立小学曾于 １９１１ 年录取女生，到 １９２０
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 １９２２ 年，在 １０５３５ 名学生
中有 ４０５ 名女生。③
其他革新还包括 １９１８ 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
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
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
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
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
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
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④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
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
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
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
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①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
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２０ 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
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
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
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
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
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
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 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
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
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
时他只有 １８ 岁。然而 １８９８ 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
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
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
②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
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
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91—296、297—298 页。
③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年》，第 136—137 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296—297 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
同上书，第 276 页。
① 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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