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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堂纪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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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反右倾以后，人们心里的余悸震荡未已，像这一类的事，少说为佳。我劝阿董不要多谈这种无聊闲话，尤其是在外面。我所知的江青的胸襟是极狭隘的，前祸未清，不要再惹新祸了。
有一次在一起闲谈。潘汉年说：“阿董是最冤枉了，我犯了错误，关她什么事，她却也陪坐了几年牢狱，算什么名堂！”
革命冲洗掉这位大资产阶级小姐的铅华，自从投入党的怀抱以后，她永远是那样质朴、纯真。她说：“有人劝我和潘汉年离婚，就可以恢复党籍、职位。”她冷笑了一下：“为了荣华？ 为了富贵？ 我连生命也视若等闲了。”这么多年了，阿董的浓厚的广东口音还是没有改造好。
孙师毅坐在远远的地方插了一句话：“阿董，你是嫁错老公罚坐监，罪有应得，何冤之有，哈……”
人们说潘汉年是一个传奇性人物。董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香港一个大银行家的继承人之一，从年轻时在北平当学生参加“一二· 九运动”之后，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开始后，她从延安到
上海、香港。她回到“老家”，又打扮成原先的“小姐”，但她实际上却在掌管地下党的经费开支，而形式上则是她父亲的银行中一名兢兢业业的女职员。同时通过她广泛的社会关系，潘的一包包“小东西”从香港总行带到上海分行，还有一些取保、证明等等，她做的是许多掩护工作。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她再一次到香港时，这时她更是一个不露面的机要工作人员。潘每天在外活动，坐咖啡室，她从不参加。连潘去参加接管接收上海工作，她也不送行。
解放后，她在上海是副市长夫人，也是一个高级干部——市委的副处长，但这对夫妇的平易近人一如往昔，阿董还在上下班前后帮助行走不便的邻居老太太买菜。
我总认为潘、董被“释放”这件值得高兴的事应该告诉夏衍、胡愈之他们。潘坚持不可，他认为他去看他们或者他们来看他，都是不好的。后来我毕竟还是悄悄地告诉了他们，我又在上海告诉了于伶，他们都曾和他长时期共同为革命做过不可泯灭的贡献，我怎能不同他们共享欢乐呢？孙师毅有一次来我家时，恰巧遇到潘，孙也邀请他们去他的家。
三年的天灾人祸尚未完全康复，但我们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一九六五年，我下农村工作一年，他们继续做孙师毅家的常客。他在郊外的那个“小别墅”，虽然空气清新，但环境冷漠，他更多需要的是友情的温暖。
七、浩劫
接着，大###开始了。我被召回原单位参加运动，立即转入集训班，门卫有驻军把守。
“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前进，被挖掘出来的“叛徒”、“特务” 满坑满谷，全国热火朝天，烟尘滚滚。
我从农村回来快一年了，一直没有潘、董他们的消息。妻总是担心他们会不会又被卷进去，我只希望已关了七年的他们能有自然的免疫力。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阿董忽然来了，神色淡漠。她说他们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说完，留下给我和师毅的小孩两盒饼干，就匆匆走了。
小温泉是个休养地，他们进去享福吗？ 不，那里附近有座林、江一伙的大监狱。这一次，他们从去处来，又向来处去了。
谁知道匆匆一面竟成永诀。潘，你为什么不来见一面呢？
怕朋友们受株连，我找了几位常来我家的朋友，我问他们：
“你们来我家时没有遇见过潘汉年吧？ ”
“我没有给你介绍潘吧？ ”
“你们见到屋里有生客就没有留下吧？ ”
被问的人，都会心地点点头。
这种说法后来被叫做“反革命串连”。
八、哀思
不久，我们的房子被“勒令”上交，全家扫地出门，去“干校”分住在几个小村“继续革命”。
一个风雨如晦的寒夜，外面朔风怒吼，竹棚被摇震得嘎嘎作响，我点燃了火盆旁的烧残炭火，眼光落在手里潘送给我的打火机上，我又想起了潘和阿董。此刻，你们身在何方？
昨天，有人还在批我“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今天，我说我希望退休，不要占着年轻人的位子，于是，又有人批我想“停船靠岸”了，不革命了。“停船靠岸”，多么诱人的字眼，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潘也能停船靠岸该多好，我们这一次可以一起上岸了，如此“革命”，不革也罢。岸上不见得没有可以让我们做的有益的事吧？
我一下子想起许许多多事。我十五岁那年作为你编辑的《幻洲》的读者时，最爱看你写的那些骂人的文章，骂吴稚晖，骂胡适，真解气！ 我贸然给你写了一封表示倾慕的信。你竟很快地给我写了复信。你写的那封走笔如龙腾虎跃的复信给我指引的该不是上这样的船吧？ 那时，我在一只巨轮的甲板上读着你的信，受了你信中的话的感染，顺手把张资平的无聊小说抛进巨浪滔天的印度洋。多么神妙的大海，只是一两秒钟的工夫，一本厚书，变成细小的枯叶，然后吹刮无踪。而现在，江青的那条破船，料必也不会在海面上颠簸多久吧！
哀思和忆念（4）
一九二九年，我从仰光到上海时，通过书店的联系，你第三天就到北四川路余庆坊我的同学处找我。我惊奇地望着你，由于语言不通，我竟怀疑站在我面前的翩翩少年不是你自己。你在约略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为我安排在西门书店当小伙计；一九三○年四月，你带我到“左联”机关料理杂务，在这里我认识了沈端先（夏衍）、华汉（阳翰笙）、冯乃超等许多人。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边开会，一边写文章，有时停下来针对别人的谈话发表自己的意见。
你督促我写作，但我根本没有写作的才能，后来勉力写了一些，你为了鼓励我，拿到革命互济会的小报发表了。
你带我到沈启予和郑伯奇办的日语夜校上学，你时刻在牵着我往前走……
这一年，我参加了纪念“五卅”示威游行被捕，蹲了六个多月的监狱。在狱里，我受到一位难友的教育，懂得第一件事是如何甩掉尾巴——盯梢的特务。出狱后，我没有直接去西门书店和“左联”，而是送一封信匆匆交给光华书店的店员，等他翻过信封时，我已出门无踪了。你赞赏我这一手和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你让尹五为我处理一些事，租了一个亭子间，我在那里收东西，到时间，总有人来取走。
我和你没有直接联系，你不到我住的地方，但你总能和我在街上碰见。柔石被捕的那天，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弄堂内，张瑛（安娥）在弄堂###给我一包东西。你知道了，叫我立刻搬家，屋里如果没有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回去了。我说我刚买了一条新被窝。你说：“我另送一条给你。”那时我每月有五元钱的生活费，由于安全的关系，时常要搬家，每搬一次，总要损失一些东西，我只好分别在余庆坊、洗衣店、当铺寄存衣物。你又时常给我送一束束材料、一包包新书，以及冬衣、夏衣、日用品。
九、手足情
一九三一年夏，你叫我准备去苏区，我非常高兴，你就带我到提篮桥一个“夜校”，做一些准备工作。那时我在旧书店买了一本美共的刊物《新群众》，我告诉你其中有一种群众剧的方法可以参考，你看到封面上有镰刀铁锤，叫我把本文翻译出来带走。后来你说暂时不能去了。
“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我们中断了联系，“七七”事变不久，你又像早就知道我的情况，一下就找到了我。
你约了夏衍、师毅和我在法租界“洁而精”吃饭，之后夏交五百元给我们办了一张四开的《早报》，郭老为报纸编副刊。
演剧队、战地服务队纷纷组成出发，你和夏又分配我参加服务队。上海周围沦陷，服务队随军后撤，并作了新的部署。杜国庠叫我带信去武汉，你又在那里。我们去郭老家，你又为我安排新的工作。
从我走进社会的一天起，你伸手给我指引路向，你手把手教我描绘画图，你对我嘘寒问暖，你一直是我的良师、挚友、同志、手足啊！
我们曾经踏着碎月漫步在上海法国公园外梧桐树下，我们坐在香港浅水湾咖啡座的窗口眺望雨丝垂落在迷蒙的浴场海水中，我们彳亍在山顶小径遥观海湾的落日，我聆听着你缓慢有力的教诲。我们也有偷闲的时刻，我们共倚在Kings戏院阁楼的栏杆上，品评下面匆匆来去的男男女女。
你从不炫耀自己地谈党的机密，你从不作自我吹嘘。那时，我感到我没有学到你的丝毫优良的东西。但而今，我是庆幸呢，还是悲伤？
半个世纪，是多么悠长的岁月，又像是瞬间即逝；像隔世，又像昨天。
十、阴阳界
我们分别之后，许久，许久；终于，有一天，大地上刮起了另一场大风暴，人们就像在欢庆一九四九年那样，举国欢腾。但是，你们夫妇呢，你们在哪里？
大风暴过后，大批绝代才华昨天还是等同垃圾，一夜之间，变成国家的财宝。连丁玲、胡风也解放了。潘，你究竟是什么！
前年，我去过上海，我经过你的故居，园角的那株玉兰树的白花绿叶依旧伸向竹篱外，可如今，却是物在人已非。
有一些风风雨雨的传说：说有人在王府井见到阿董；有说阿董已在上海安居；有说阿董回香港娘家。——多少好心人的愿望呵！我否定了第一个传闻，但却天天在期待出现一个奇迹。其后，有人告诉我在某个会议上已宣布给你平了反，经过多方打听，找到材料一看，是简报。有人提出来，这总是好事。终于，你平反了。
此刻，我才知道你是千真万确被彻底推倒了，你的生命，你的陪葬的妻子，你的……
我们毕竟是相隔在阴阳之界了。
有谁知道你是怎样被推倒的吗？ 为什么去小温泉却死在湘西？是双双共患难、同生死的吗？
你们的尸骨如今飘零何处？古时有托梦之说，事虽荒唐，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能给我托个梦吗，你能吗？让我去捡拾几根骨殖，安厝在那南岛的青山绿水之间。那里曾有你辛劳的足迹；有你的友人可以去探视你；那里一九九七年以后，就要回归祖国；那里还有一个朋友——我的哥哥，他的普通话可以和你畅叙往事了；将来我也会时常去和你们凑一桌桥牌，但我不愿有葬身之地，我将魂游四海。
阴间真有上天与地府吗？ 那些地方想来不是我们去得的。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在这郁郁葱葱的山林之间游荡吧。
。。
哀思和忆念（5）
对你的诬陷不实之词，也推倒了，因为它是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因此，它的被推倒，声音自然也是微弱的。
夜深沉，周遭静寂，我们都该安睡了，我将等待你来入梦。
一九八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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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孙师毅（1）
夏衍给孙师毅起了一个诨号叫“辣面书生”，这一诨号确切地概括了他的耿直不阿，不善逢迎，不弄虚假，才高气盛，还有一张小生面孔，然而有时是“铁青”的。
我初次见他是在上海，那天我和潘汉年走在一起，他在和潘打招呼时瞟了我一眼，那是一双男性很妩媚的眼，却带着一丝凶光。再一次是在一位朋友的家宴上，他拉我到天井里，问我在干什么，有没有空，我点了点头，他约我到三马路口跑马厅旁的爵禄旅馆会面。
从此，我在工作、生活习惯方面都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只是没有传授到他的横溢的才气。
我跟着他以夜当日，不停地抄写、填表格，没有朋友、外人来探望我们。旅馆的茶房敲门送饭时，我们就躺在鸦片烟铺两边。他心里可能在痛骂这两个洋场恶少——那时一位不到三十岁，一位只是二十刚出头。
孙师毅大概是在这时期和周恩来有所来往。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这“抄写”工作，有一天，他介绍一位叫周了因的朋友给我，他已经为我安排在《中华日报》编副刊《电影新地》，并交给我一卷稿子。他说，以后还会源源不断地供给你，你就放胆编起来吧。
当蔡楚生编导的《粉红色的梦》受到进步电影报刊的批评时，本来他正准备开拍一部新片《摩登夫人》。这部《摩登夫人》说的乃是这位辣面小生孙师毅的恋爱故事。
蔡丢下了《摩登夫人》的剧本，夜以继日赶写《都会的早晨》。接着他又导演了《渔光曲》，《渔光曲》的摄制时间拉长了，为了不使工作脱节，他邀请孙为他编写了《新女性》。
“文如其人”，有谁在电影、戏剧里面讽刺奚落过号称“无冕帝王” 的黄色新闻记者吗？ 孙师毅这样做了。《新女性》公映时，影片和编剧受到黄色记者的猛烈围攻。恰在这时，女主角阮玲玉也卷进去了。阮在初进电影界时，影片公司老板的弟弟诱奸她后，和她同居过的小流氓穷途末路也想敲诈她而兴风作浪，两股浊流汇合在一起了。于是黄色记者在记述法官的肮脏语言之后，用奚落轻佻的笔法，描写阮玲玉羞答答地：“是的，是的！”法官宣布：“退庭！”
阮玲玉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以“人言可畏”的遗言自杀。孙师毅在阮的灵堂两边写了一副挽联，最后的一句是：“群犬吠声杀弱者”。
孙师毅在各个领域涉猎颇广。在我认识他之前，他早已是山东实验艺术剧院的老师，蓝苹那时曾是他的学生。二十年代后期，他在商务电影部、在神州与汪煦昌、郑应时等合作，他编剧，导演，又当演员。有声电影兴起后，他又创作了大量响彻遐迩的著名歌词如：《开路先锋歌》、《新女性歌》等。除了以上与戏剧电影、音乐、教育等关系之外，他和新闻、出版，以至井冈山的枪炮声，曾经轰动上海的大陆大厦共产国际事件，潘汉年与夏衍失去联系以后在良友出版公司的会面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都有一丝半缕的牵连。
“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交了一笔钱给孙师毅办了一份《早报》，郭老为《早报》编副刊，我为副刊划样。不久我被安排到张发奎部队的“战地服务队”。上海沦陷，张后撤时把服务队移交给黄绍。我和一部分人转移到武汉。
孙师毅带领了他在无锡江苏省教育学院的电影广播教育专修科的一批学生撤退到武汉（这批学生后来都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精英），他参加到筹组第三厅的工作中去了。
一九三九年秋，他找我去他的重庆住处，告诉我潘汉年托人叫我去香港，他问我已经知道了没有。那天恰巧遇到空袭，我们到他附近的七星岩下一个天然的山洞中躲避。我们都大夸这个山洞是避空袭的好去处。但是，第二天日寇的炸弹炸中了洞口附近的一堆汽油筒，洞中百余人无一生还。
一九四一年春末，我由香港经重庆返缅甸时，潘汉年叫我先找孙。重庆正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夜幕降临后，他带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在挤公共汽车时，他从车门上摔下来，浑身泥泞，使我心中惴惴不安。
日寇南侵，我和一些朋友撤回昆明、重庆。“二流堂”名称的玩笑传到他耳里时，他特地来劝我：“在此时此地，在国民党统治下，以至将来形势变迁，这种玩笑都是不宜渲染的。”
抗战胜利，那位山东时代的学生蓝苹 （现在叫江青），来到重庆，孙师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张照片，——是她和丈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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