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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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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众多中国游历中，江南留给了他深刻印象，所以，他将中国杭州称为“天城”，将苏洲称为“地城”，这与中国历来由民间所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几乎一致。他记载了当时杭州人烟稠密和商业发达的情况，谈到“（杭州）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同时很好赞扬了这一东方的商业集散城市：本地人对于外来贸易的商人很亲切，待人周到、辅助及劝导。更讲到杭州城市市容整齐清洁，人民讲究卫生。对于杭州西湖的美景，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而从此可见，当时中国都市化的程度之高，以及民间商业的繁荣。
《马可波罗行纪》是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之后写就的。1298年，马可？波罗44岁，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并让他也卷入，后来在一场海战中被俘虏，关进了牢狱。与许多奇书的诞生一样，马可。波罗狱中向狱友们口述了他的东方见闻，由魯思蒂谦记录成文。马可？波罗70岁（1324年）去世，葬于威尼斯的圣。多雷玆教堂。这部亲身经历东方中国的威尼斯人所留给欧洲人的东方见闻，在13世纪末问世后，被人们争相传阅和翻印，被欧洲人称为“世界奇书”。这部最早系统介绍中国以及亚洲的游历，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的视野，并为西方展示出一片富饶的东方土地、奇异的国度和悠久的文明（这种文明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向往不仅帮助了中世纪的欧洲人加速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于世界的更大想像力。二百年之后，这种想像力在西方变成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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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4）
不讳言地说，元朝帝国的兴起，尽管是一个游牧外来民族对于传统汉族中国（一个以中原土地为生养的人类种族）的入主，然而也正是因为了这种强势的“外来”力量，给已呈高度稳定而传统沉闷的宋末中国带来了一番全新的景象，这种景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便是“破立”的原则。我曾经半玩笑地将闭合型文化比喻成中国的狗不理肉包子，里面是馅，外面是皮，结合紧凑，稳定得很，而且还会因为馅肥皮薄而颇为自得，唯一困难的是改变它，因为要改变就必须破坏这种超稳定性的结构，所以改变中国往往很痛苦，很不堪，不如汉堡包的改变来得轻松。元朝定都中国，其疆土巨大，所以，让忽必烈帝来看中国，与南宋那些败国皇帝是不一样的，在忽必烈帝的眼里，南宋只是元朝帝国的一个局部，而偌大的元朝所需要资源，南宋原有的陆路水道皆已不能满足。于是他率先开创了由江南闽浙至直沽天津的海上运粮通道。而几乎与统一中国而同时，元朝帝国招徕蕃商的海外贸易也在继丝路通商之外获得了鼓励和发展。
1277年，忽必烈就在泉州建立了第一个市舶司，次年，忽必烈则诏福建行省官通过往来的蕃舶而向东南各国家商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忽必烈帝在诏示中所称的“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八个字，颇有今天我们热谈的WTO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概念。而这个时候，已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第四个年头了，他亲眼看到了元朝的这个帝国实施开放与通商繁荣的过程。他在《行纪》中这样谈到发生在泉州的元朝国际商贸交易和市舶司的税收业绩：
大可汗（忽必烈帝）由这城和商埠收得极大的税额。要晓得，所有由印度来的船，要付百分之十的税，就是他所载货物、宝石、珍珠价值的十分之一。此外，轻货各船皆取百分之三十作运费。故椒要取百分之四十四。沉香木、檀香木以及其它笨重货物皆要取百分之四十。因为要付税钱和运费两样，所以商人们必须拿出他们所载货物之半。
南宋时候，海外贸易的旧制是实行“双抽”税的苛政，后来忽必烈则迅速放宽了这一过重的税收政策，并严令出台了保护海外贸易发展的###新法，在他执政时期，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在中国的发展，致使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得以出现。这一盛况，可以从马可。波罗在泉州所看到并描述的景象想象到：
这里是海港，所有印度的船皆来这里。载着极值钱的商品，许多贵重的宝石和又大又美丽的珍珠。这里也是四邻蛮子国商人们所群聚的一个商埠。一言蔽之，在这个商埠，商品宝石、珍珠的贸易之盛，的确是可惊的。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去到亚历山大港或是到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必有一百只船来到这刺桐港。因为你们要晓得，据商业量额上说起来，这是世界上两大港之一。
与这位异国威尼斯商人的后代记录有相似者，是元朝的江南名儒吴澄。这位中国传统的书生文人，对泉州的海外贸易之盛，也是惊叹不已，与马可。波罗的评价不分伯仲：
泉，七闽之都会也。蕃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源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自1279年南宋败亡而至忽必烈帝执中国之政，在外族而入主大汉民族的历史，从这样的城市发展和海外贸易繁荣的史实来看，是颇有一番改革开放的大元朝新中国的新景象的。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发生，那就在是1284年11月18日发生在忽必烈帝跟前的一场御前大辩论，题目是忽必烈钦点的：负责掌管国家要务的中书省究竟应当行使怎样的职责？对于国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为此，忽必烈帝有意在以宰相和礼霍孙为首的中书省官员们面前安排了一位颇善财政的新人卢世荣作辩论对抗赛。和礼霍孙强调内务省的职责是“守正不挠”，而则强调内务省的主旨在于“理财富国乃可强兵安民”的立论，两相比较，和礼霍孙的立论显得迂腐教条而不务实，而卢世荣大力发展元朝经济和国家财富收益的主旨则得到忽必烈帝的赏识。这场辩论的当天结果就是，右丞相和礼霍孙等一干中书省主政官员们被罢黜而由卢世荣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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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5）
这是元朝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颇具经济国是意义的事情。事件的过程只有一天，然而引动的变化却是十分巨大。尽管半年多后卢世荣也因为敛财过急以及培植私党而而致坐法被忽必烈帝所诛，然而，一个追求财富梦想的开放国家思维模式却在这一小小事件中展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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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1）
现在是2007年1月27日。重庆。一个阳光明朗的日子。之所以记得住这样的日子，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入冬之后往往很难见到阳光。现在，阳光在这座刚刚直辖十年的城市里普照着。有超过二十天的时间，我没有能够再续写这本《华文漫史》，有时我突然想，它是否会在责怪我。有很多次（习惯性的）把文档打开了，准备进入著写的状态，然而事务却把我拉扯到另外的空间和时间里（很现实的当下）。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每一天都是这种状况。然而我知道这并不成为让我仅仅只是关注现实的理由。
这一段时间中我从事了许多件工作，而且属于在许多人看来是极其有压力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些工作很富有积极的现实与将来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许多朋友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这些工作大都是与中国创意产业和社会所需的公益教育有关。在创意产业领域，智谷参加了一次创意投资展，来者如云，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经济，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引擎，展览中智谷大放光彩，我的同事们做得比我想像得要好。明天，智谷将举行一场投资洽谈酒会，会有超过一百五十名投资者参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意味着创意产业与投资的历史转折。我能够自知的就是：我一边在漫谈过往的中国历史时，同时也在编写着这个国家的新历史，在许多这样的工作者中，我是其中之一，这应当是历史的殊荣吧。
我们所办的农民工夜校，第一班也在今天毕业了，所有毕业的同学都修完了整个课时。第一班的班委会给夜校和讲师团授了一面锦旗，讲师团副团长朱艺老师、负责成功学培训的张均老师、校务处的同事和我与第一班班委会的同学拍照留念。在今天的这一课里，我讲了弗里德曼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与同学们讨论了全球化的问题，谈到了个体、中国与全球同步的关系，讲到了的世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这是一种客观的演进）。我注意到绝大部分的同学思想是乐意于接受这种同步演进的思想的，而且，我们也共同回顾了中国历史中放弃进步所带来的不良与落后的结果。但是，在全球化面前执意于自我并主观强调单边利益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这在同学当中、社会当中还很普遍。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总会有人会认为：他的那一亩三分地很重要，但与地球没关系。这是一个很直接也很生动的例子，科学思想、民主思想、启蒙思想都在其中。下课的时候，有同学向我们报告了一件小有趣的事情：在他们发动其他农民工来校听课的时候，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传销班。我看到朱艺老师在微笑着听着。于是我忍不住就对同学说了：当然是传销班了，传销文化和励志创业，这样的传销，当然需要啦。
很多的事物，人们不会立即认识和理解，这是一种客观认识不足的存在。但是，将这种认识不足转移到另外一种很充足的错误认识上，这种错误则往往更容易产生。所以，相对一说，无知可能会比拥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好得多，也更好给予正确的培养和教育引导。从今天中国的社会观和事业观与人生观的现状来看，教育所面临的更大层面工作，是首先纠正我们对客观事物的错误认识，之后，才能真正输入正确的知识和技能，这个过程，需要科学这把手术刀，需要民主思想的新鲜血液。
在纽约纽约五楼我之咖啡刚刚开始的城市精英读书会上，也来了很多新朋友。一位叫王琪博的诗人朗诵了他的诗作，而丁东的新儒学论则受到了一些质疑，这也是正常的。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而正在迈向开放的转折时期，历史巨大的车轮，它驶去的时候我们听不见，而它驶来的时候，我们也未免看得到。人类在这样的宇宙之中，更多的时候，都是显得渺小而不自知，在自设的观念之中寻找答案。这样的模型，几乎就是中国式的思想，现在，我看到它正在被快速打破。
现实的，当下的，2007年的。还有这本书所记述的1000年、2000年甚至更多，直至宇宙大爆炸以来的100多亿年，尚有未来的所有时间以及人类所有的梦想和可能的经历。这样的大生命，大姿态，大运动，把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微小历史掺杂于其间，神奇而生动，充满着令我们惊叹的体验。历史是如此激动人心和鲜活生动，历史也是如此平坦，然而我们许多人，却把它忽略掉了，其结果就跌入了自设的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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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2）
我在思考着现实、过去和将来的时候，就一直在考虑一个关于“历史熵”的原理。“熵”是热力学系统的一个函数。熵的原文字意就是“转变”的值，描述任何一个系统的内能与其他形式能量自发转换的方向与转换完成的程度。这里面，系统的界定变得很重要。在热力学系统理论中，存在着闭合与开放两种系统模型，同时也就造就了可逆转变与不可逆转变的两种能量转换态（熵值态）。在熵增加原理中，系统的熵值在可逆绝热过程中保持不变（甚至可以被控制到较小），这种可逆性，存在于开放性系统中。而在不可逆绝热过程中则将单调增大，直至系统内所有能量的转换值归于最小而使系统重新达至平衡，这是闭合性系统的根本规则。所有的闭合性系统，无论它的开端是多么的有序，看似多么的繁荣与整齐威武，但都避免不了这个缺乏交流的闭合系统向无序化演进，这种无序化将会愈演愈烈，直到将整体系统可换转的能量耗散干净，重新归于另一种系统的平衡，而熵值，则在这个过程中由最小值演进到最大值。中国的历史以及历史中各个朝代的更替，似乎就是这个热力学熵值向最大化演进的生动例子，它表明，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闭合性的最大特征（这一系统特征直到20世纪中国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几乎没有根本改变过）。
与我们看似无关的物理学实际上与人类这一更大的生物物理群落有着其内在的神妙关系。以微观的层面看，熵是组成一个系统大量微观粒子无序度的一个重要量值。在任何一个闭合的系统中，这种熵值总是趋向更大，并使原有的有序变得无序和混乱。这就是热力学过程不可逆性的微观本质。而在开放系统中，由于存在着可逆转换的特性，所以熵值将保持不变甚至趋于较小的值。如果将这一微观的粒子态放大到唯象的宏观理论中，熵定律则可成转换成为“历史熵”的概念。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视作为一个系统，而她的人民则视作为大量的微观粒子（我也是这样一个粒子）。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那么，她将会因为丰富的能量转换通道而获得有序的发展和进化，反之，如果她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她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无序化演进。尽管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然而最后终于避免不了安史之乱直至最后的消亡。而南宋的自保之态、唯我之心，其最后的结局，乃是客观规律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样来看历史，就接近了科学观了，我们来评判并汲取历史的成果，便也可以泰然和有所收获了。
之所以在这里提出“历史熵”的概念，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变迁以“能量转换”的科学观点来检测历史的一个尝试，这种尝试应当是十分有益的，有可能改变我们惯常所接受的传统历史观和教育观。按照“历史熵”的定义，对于中国乃至人类历史，我们应当可以接受以下的观点：无论从唯象的宏观还是微观而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系统。这个系统会因为人类自身的思想意识而导致闭合与开放两种系统存在模式。在闭合系统中，“历史熵”将会趋向增大，直至使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而渐渐失去可供转换的持续新能量，这种“历史熵”增加的状态下，人类社会组织（国家、宗族、家庭或个人）将会变得越来越虚弱而失去其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文化以及社会价值也将变得苍白乏力（无论这个系统的存在时间有多么的长）。如果这种闭合性发生在一个国家身上，那么这个国家则将面临消亡（我所指的是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如果这一闭合性发生在一个种族、企业或家庭和个人身上，那么其结果也是不言而喻。观测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尤其是自宋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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