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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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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母亲们总是不幸的，总之是得提防着点，小心她们寻短见。当父母吵架后，我会格外小心和警惕，当小朋友的父母吵架后，我会悄悄的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妈妈，最好把家里的绳子藏起来，把农药挖一个坑埋起来。
。 想看书来
地主
我小时候，村里有两个地主，他们的地位在村里最低，村里的公厕和街道，长年累月都由这两个地主来清扫。这两个地主已经老了，胡子都白了，总是默默地清理街道，从不说话。 一个地主姓侯，住在我家斜后院，隔条马路（当然那马路只是走的人多了踩得比柏油马路还坚硬的泥路）；另一个地主姓宋，离我家大概有一百五十米远，隔了几户人家。这两个地主家我都去过。当时全村人包括孩子都瞧不起地主家的人，他们家的猪和鸡也都受气。
与别人相反，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地主与他家的人，还有他们家的院子及院子里的菜园。他们的家总是非常整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劳动工具——筐、锄、镰刀、镐头等都井然有序地挂在仓房里的墙壁上，像出操的士兵。家里的水缸擦得发亮，猪圈里很干净，没有积存的猪粪尿。地主一家非常勤劳，闲下来，就去及时清理猪舍、鸡舍，整个院子，既闻不到异味，也没有在别人家随处可见的猪粪，鸡粪什么的。
对于别人的蔑视，地主不反抗，更不会说什么。小孩子常常拿小石子、土坷垃打正在用心、用力扫大街的两位地主，我看到后，非常愤怒，就去干涉他们的胡闹，其实我的年龄也不大，所以常常打架。
姓侯的地主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都嫁到了外省；儿子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儿。他的孙女和我年龄相仿，有点弱智，经常流口水，成为附近孩子们的出气筒，三天两头被打哭。孩子被打哭了，妈妈也不生气，总是默默地领着孩子离去，背影悠长而孤单。 就在我快要上小学的那一年，地主的一个儿子生病住院了，听说是肠梗阻，在通辽市医院做手术，换了狗肠子，手术不成功，还没等人下手术台就死了，从此地主的儿媳妇就成了小寡妇。地主也越来越苍老了，没有力气扫大街，他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处了，她女儿将他接到自己家。我也就再也没见过他。
姓宋的地主，叫宋真。宋真一共有七个儿子，没有女儿，他的小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宋真比姓侯的地主要年轻一些，姓侯的老地主走后，只剩下宋真一个地主扫大街。小孩子照旧在他身上打石子，讥笑与打逗他。因为地主身份，儿子们也娶不上媳妇儿，也没人跟他玩儿，地主父子成了全村贫下中农共同的敌人。在这些人的眼里，允许地主住在自己村里，已经是洪恩浩荡了。那是个冬季，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宋真在他家那整洁的仓房里上吊自杀了，上吊的麻绳是他自己亲自搓成的，洁白。
村里人说宋真是畏罪自杀、罪有应得，是逃避劳动和拒绝贫下中农对地主的改造和教育，还说宋真死后一定得下地狱，继续改造。
当时，我悄悄地对妈妈说：我觉得宋真和他的家人特好，他家的狗不咬人，也不汪汪叫；他家的鸡从不去别人家菜园啄食吃；他家的猪也不到公家的地里吃玉米棒子；他家的孩子从不打架，也从不骂人。妈妈叹了口气，说好人不长寿，好人受欺负呀。又说：你姥爷当年把地和房子全部主动捐给共产党，你大舅又参加了革命，要不然也会被划成地主的成分，那样就惨了，你也就成了小地主崽子了。
上大学后，寝室的一位好友又勾起我对地主的记忆。我们寝室住了八个人，无事时，聊起家庭出身的成分问题，当时的成分好像只有三种：地主、富农、贫农。八个人七个是贫农出身，只有高伟是富农。高伟讲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每一个同学站起来回答自己是什么成分，成分是贫农的同学，充满自豪地大声喊：我是贫农！成分是富农的同学声音就小多了，成分是地主的同学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每当此时，老师就会说：大声说，我是地主成分！喊到高伟时，高伟回答：我们家成分是干部。高伟爸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中学老师。高伟认为父母应该是国家干部，事实上，高伟家的成分是富农，老师非常严厉地说：不对，成分里没有干部，只有三个等级：贫农、富农、地主，从这三项里选。
高伟再次高声回答：我的家庭成分是干部。而且一连说了好几个干部、干部、就是干部。老师愤怒了：我告诉你们，其实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和成分，高伟，我现在请你记住你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富农、富农。高伟真是急了，跳起来说：不对，是干部、干部、干部。
寝室里的人笑了。高伟说：我恨那个老师，我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愤怒地向我喊，你是富农，富农！
“小挎兜”（1）
“小挎兜”住在村东南头儿的机井房里； 守护着方圆几百亩上好的黑土地。这片黑土地肥得流油，每年结出的玉米棒子，又粗又壮，硕大的玉米粒饱满得像一个个穿着金黄兜肚儿的胖娃娃，就连玉米秆也粗壮得像甘蔗一样。这么肥沃丰产的黑土地，与我们村子紧紧相连，与村民的房屋仅仅相邻一条不足五米的马路。
但这片黑土地不属于我们村所有，它属于村后面四里地外的雾里巴哈村。每一年村民们进进出出的，看着别人家的庄稼长势喜人，自家村里的土地总是比人家的薄一点，玉米棒子总没有人家的大，亩产总比人家少上三五百斤，这不能不让人嫉妒，为什么偏偏在自家门口的土地，却是别人的。大概原来雾里巴哈村的大地主比较厉害，拥有的土地幅员比较广吧！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又到农村合作社，再到大集体人民公社，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行政归属上，这土地就属于人家雾里巴哈村的。吐拉嘎村的人再怎么嫉妒都没有用，不是自己的永远都不是自己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村民们经常捉弄和嘲笑看守这片黑土地的机井房主“小挎兜”。
“小挎兜”原本有名有姓，但村里人谁关心他姓甚名谁，只是见他的灰布长衫上用粗麻线不规则地缝上了一个硕大的黑口袋，所以都叫他“小挎兜”。“小挎兜”的个子不高，相当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十岁左右的儿童。你想，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多半营养不良，都身材瘦小，“小挎兜”就像个未长熟的儿童。喜欢穿长衫，看得出不知是捡哪一个成年人穿得又旧又破的淘汰货，再缝上那么个大口袋，这口袋都快有他身高的三分之一了。但“小挎兜”的布口袋却常常吸引着村里孩子们的眼球。虽然“小挎兜”的五官长得像一个捏了太多褶子的大包子，上面又按了四个黑枣：小鼻子，小眼儿，小嘴儿。看着都让人替他委屈，身体没长开，五官更憋屈了。真想不明白，雾里巴哈村怎么就派了这么一位人物来守护他们的万顷良田。
对于村子里的孩子们来说，“小挎兜”长什么样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挎兜”的黑口袋时常能变出好东西来。自然了，哪个小孩只要友好的喊一声：“小挎兜儿！”很可能就会获得一颗水果糖，有时也可能会变出几块饼干或小面包，奢侈的时候，也可能变出几个煮熟的鸡蛋来。
其实，“小挎兜”已经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他没有父母，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成了弃婴，是一位好心的牧民收养了他，六十岁之前他都是个孤独的牧羊人，只是这几年才被派到这里来，驻守在机井房，看护那片黑土地。
“小挎兜”在我出生前就住在那个又矮又黑的机井房里。村里的每一个小孩都不止一次光顾过那个小黑屋，每一个小孩也都吃过“小挎兜”黑口袋里的糖果。他赢得了吐拉嘎村所有孩子们的心；但和成人们却形同陌路。村民们谁都懒得搭理他，好像将对那片黑土地的嫉妒，都化成一腔愤怒和敌意全部算在了“小挎兜”一人身上了。后来长大后，我总算明白了雾里巴哈村的煞费苦心，让这么个儿童式的老人来守候良田，总不至于招来暴力，要是派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恐怕早被村民们揍扁了。但“小挎兜”是快乐的，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心。他一生的积蓄都花在了孩子们身上，孩子们给他带去了真诚和快乐，同时他也给了孩子们无数次的惊喜。有一次，他从那神奇的黑口袋里变出了一只大鹅蛋，放在了我的小手里，我用双手捧着跑回了家，惊叫着告诉妈妈：“小挎兜”今天用一颗石子给我变出了一只大鹅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小挎兜”（2）
可也不是每一个小孩都那么幸运的，有一次，荣儿拿一片柳树叶让“小挎兜”给变出一颗酸三色水果糖。“小挎兜”变了半天，只变出一个紫茄子，气得荣儿半个月内见到“小挎兜”都不理，扭头就走。直到有一天，荣儿拿一只红辣椒让“小挎兜”随便变！看那样儿，如果不满意，下辈子荣儿都不想再理他了。那一次，“小挎兜”从黑口袋里变出了五只即将破壳而出的鹌鹑蛋。荣儿兴奋得满脸通红，大声尖叫着，双手捧着五只即将离壳的小鹌鹑，让秀儿和我嫉妒了一个多月。后来，那五只鹌鹑有三只“长大成人”，另两只不幸夭折，荣儿哭了半天。
最幸运的要数沙家的三兄弟；也就是邻居家的三男孩。沙家的三兄弟从小失去母亲，“小挎兜”也觉得这三兄弟怪可怜的。在一个冬日落雪的午后，三兄弟抓到了一只小田鼠，小田鼠太可爱了，灰灰的毛，只在嘴巴和眼睛四周呈现棕色，嘴巴是粉红色的。我和妹妹春、秋都劝三兄弟放了小田鼠，可他们回答说小田鼠是四害之一，偷吃庄稼和谷米。无论我们怎么说明，小田鼠和老鼠不同，都没有用。后来妹妹秋提议让三兄弟到“小挎兜”那去变，看“小挎兜”能将田鼠变成什么。于是，荣儿、秀儿、伟儿，还有我和妹妹春、秋，以及沙家的三兄弟冒雪来到“小挎兜”那又矮又黑的机井房。那天的机井房，就像一只北极熊一样，静静地趴在那儿，只有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才能让我们找到小挎兜的家门。
“小挎兜”明白了我们要力保小田鼠的命，他眯起那双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眉毛的位置上几乎就找不到眉毛的踪影，但那眉骨却硬硬地屹立在眼窝之上。“小挎兜”煞有其事地将已装进他口袋里的小田鼠尾巴提起又放下，口中念念有词：变、变、变��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双脚踩着好听的踢踏步，和每次一样，大喊一声：闭上眼睛！全体小孩子都很听话地紧紧闭上眼睛，又是一两声拖长了音的变——变——，睁开眼睛吧！大家刷的一下，全部将紧闭的双眼打开了。天呐！一只又白又胖的小兔子被“小挎兜”变了出来！这时，谁还关心那小得可怜的田鼠呢？那一年，村里的小朋友都认为沙家的三兄弟是最幸运的了。
第二年的冬雪来临了，那一年遭遇的真是百年不遇的大雪，房子都快被雪埋没了，麻雀们都无家可归了，在雪地上扫块空地，扔一把谷粒，很顺利就会逮到几只麻雀。沙家三兄弟手捧一只小麻雀，叫我们一块去找“小挎兜”变，没准能变出一只雄鹰来。我们来到机井房，不见了炊烟，门口的雪堆得厚厚的，门窗紧闭，我们奋力敲门，怎么都没有回声了。村民们似乎忘了村东头机井房的“小挎兜”，可孩子们没忘他，他是孩子们的朋友，是孩子们的圣诞老人，越是在寒冷的冬天，越有意想不到的礼物。但从这一年开始，孩子们再也不能从黑口袋里得到礼物了。“小挎兜”在这个百年不遇的大雪夜，静静地离开了那片黑土地，还有黑土地旁边的孩子们。
我不记得那一天我是否哭过。雾里巴哈村来的老牛车将“小挎兜”用一床花被，像包裹孩子一样，拉走了。荣儿和秀儿跟在牛车后面，踩在雪中刚刚压出的车辙上，发出啧啧的声音，荣儿和秀儿的小脸因为哭泣，被冻得更红了。那捧着麻雀的三兄弟，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顽劣劲儿，像一个乖孩子，默默地跟在老牛车后面。牛车后的孩子越来越多，孩子们自动组成了送葬队伍，远远望去，不像是送葬，因为“小挎兜”被一床大红花被包裹着，静静的躺在牛车里，随着牛车的摇晃，花被子也在颤动，似乎“小挎兜”还活着。渐渐的牛车后面又聚来了许许多多的村民。吐拉嘎的孩子和村民将“小挎兜”送到了村口，又送了三里地，就快到雾里巴哈村了，他们的村长劝说着：快回去吧，看别冻着了孩子们。说完向吐拉嘎的村民和孩子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代表李泽厚老人谢谢你们了！直到这时，孩子们和村民们才知道“小挎兜”的真名实姓，但“小挎兜”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将李泽厚的大名装入了“小挎兜”，永远的珍藏了。
后来，雾里巴哈村又派来一个人驻守机井房，这个人五十岁左右，瘦高、脸黑，孩子们都叫他“黑脸疯”。不知为什么，小孩子都怕他，都躲得远远的。童年里“小挎兜”的黑布口袋，就像潘多拉盒子，里面藏有许许多多的惊奇和快乐，远非圣诞老人的长筒袜子所能比拟的。
与邻家男孩打仗（1）
在我五六岁左右，搬了新家，由村中搬到了村东南，新的房子。很大，院子也特别宽敞，地基特高，站在院子里，看两边的邻居，他们像居住在山谷里。房子面南背北，前后院儿都比较大。左边的邻居，也就是东边的人家姓沙，是一位父亲带领四个儿子生活。妈妈早就过世了。他家的四个儿子，与我们兄妹的年龄相仿，我的小哥常常与沙家的小安一块玩儿。但我和两个妹妹和沙家的另三位男孩——小棋、小杰和小叮却像“仇人”一样。
我们管他们的爸爸叫三大爷，他们管我的爸爸叫二叔，我爸爸常常隔着墙头儿喊：三哥，过来杀一盘！对面院就会应：唉！来了二弟。十几年两家的父亲就这样三哥，二弟的称来呼去，常常在一起下象棋，喝酒、聊天、玩牌。
两家的父亲是要好的朋友，两家大一点的男孩也是好朋友，但小的却常常形同仇敌，战乱不断。
常常在两位父亲下象棋或推杯换盏互诉衷肠时，我和两个妹妹与邻家的三个男孩已经开始恶战了。
二妹刚刚搭建了一个新鸡窝，被沙家的沙小杰瞬间就摧毁了。我就带领两位妹妹拿着镐头、铁锹，将沙家的狗窝捣毁，临了还要将他家喂猪的食槽踢翻。这时，小棋、小杰、小叮贼眉鼠眼贴在他们家那几乎快陷到地下去的玻璃窗上看，本来就低矮的鼻子压得平平的，特丑。当我们姐仨翻墙跳回自己家院子时，这三兄弟会立即跑出来，吹着口哨，心情愉快地和泥的和泥，垒砖的垒砖，重新搭建他们家的狗窝。这算打了1：1平手。而父亲和沙家父亲两兵交接是三局两胜，当然了，下象棋父亲一定是常胜将军，除了我的小叔之外。
第二天，大早起来，推开屋门，我和二妹春、小妹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院子里爬满了刺猬，大大小小，有苍灰色、深棕色、嫩黄色、秋叶色、枯菜色，五彩斑驳，在院子里悠闲地爬来爬去。有的老一点的刺猬，后背上的刺呈铁灰色，在刺尖上呈奶白色，像小猪似的，嘴巴上生着苍白色的胡须，大概就是祖爷爷级别的老刺猬了。两个妹妹被吓坏了，问：姐，这刺猬会不会咬人？那满身的刺会不会扎人，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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