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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魂-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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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运动的退潮，中国进入政党和政治强人的霸权时代。在*之上，蒋介石一手加强政治控制，一手致力于思想统制工作。他把“三*义”确立为全国的“中心思想”，宣称“思想统一，比什么都要紧”。在党内，他强调党的纪律，说：“党要我们生，我们就可以生；党要我们死，我们就要去死”；“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党员要有服从性，不能有一点自由”。在党外，宣扬爱国主义，领袖崇拜。1934年，他亲自发动“新生活运动”，将国民党的政党文化社会化。他规定运动的目标是“改革社会，保国保种”，必须“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对于“公民”，则强调以德国和意大利为“卓越榜样”，结合儒教传统的“礼义廉耻”教育，使之按照义务行事，遵守社会秩序和集体法规，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在1938年3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仿效纳粹的做法，公开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1940年初发表《中国之命运》，说“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标志着国民党一党*，已经进入它的巅峰状态。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9）
在蒋介石的党化宣传中，爱国主义是一个中心内容。再没有什么语汇比“国家”和“人民”更能够让大家获得那种利益分享的愉快了。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呢？那是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儒家大一统思想，以及一整套封建伦理观念的结合。韦伯说：“国家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的一个纯粹的技术性工具，国家惟有从这些其他价值中取得它自身的价值，而且只有当国家不追求超越它的这个仅仅是辅助性的地位时，它才能保留它的这种价值。”在和平时期，“爱国主义”的提倡，只能有利于权力者或最高权力者，因为国家权力在其中代表了“最终的”价值。但是它不可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因为概念自身的含混性，容易唤起他们关于幸福的幻觉，在国家的祥光之下，模糊，忽略，以至放弃个*利的追问，和争取这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合法权益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被剥夺了存在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从艰难曲折中走过来的。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是一个相对稳定、发展和壮大的时期。在这个西北偏僻的小镇里，刚刚上升至党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并完成了两大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抢救运动”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这样一种带有首创意义的群众性运动，结合严密的组织措施，把全党全军和个体知识分子统一到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中国化了的*主义之中。当时，全国正处在抗战阶段。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在阶级论的内容中，增加了比以往更为浓厚的民族色彩。当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其爱国主义—*主义时，毛泽东阐述的是*主义，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他有一个总结性的著作，就叫《新*主义论》。在论著中，他把*主义分为新旧两部分：“旧*主义”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性质，“新*主义”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可谓泾渭分明。这种观点，给历史的阐释带来很大的方便，而且有利于现实政治的操作。但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并不可能像描述的那么明显。这种带有机械论味道的划分，在时间的纵轴上，容易造成对辛亥—五四一段思想文化成果的排拒；而这个时段，正是被称作“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的启蒙时期。同时，这种划分，也容易从横向拒绝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这两种可能性，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整风文献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和被它所辐射的运动，有两个相当复杂的特点：一，对西欧启蒙时代产生的一些重大理念基本疏离；二，对本土文化资源，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传统，乃至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等，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化”一词，就是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最早提出来的。1940年代初，出现在延安和重庆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其实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有关的思想在正反方面的展开。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即创立了一条与十月革命和莫斯科的中国模仿者完全不同的军事路线，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农村和城市，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两个反差巨大的象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同样也是他的思想文化路线，两者是完全吻合的。毛泽东把他心目中的革命，完全纳入中国的民族传统之中。他的*理论就建立在这上面，形成被认为对革命而言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和伦理价值观，支配了中国自延安以来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10）
作为大*者，蒋介石使思想国有化。毛泽东统一思想，则在于凝聚党内力量，以利于进行革命战争。两者是不同的。但是，由于相同的民族土壤，以及所遭遇的民族战争的特殊气候，使之同样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层面的皈依。因此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中国化、民族化的论调，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在延安，曾经一度形成风气。1938年，艾思奇、陈伯达等积极提倡“中国化”；1939年，五四时期的活跃分子，著名学者张申府则随之发挥为“启蒙的中国化”的观点。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在这里，倒是“救亡”变成了“启蒙”的同义语。知识分子对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种灵活的应变态度，启蒙运动也就不断变通到了迁就斗争对象的地步，甚至可以和平共处了。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指出：“一旦知识者被‘中国化’，他们就不能积极有力地投入启蒙，不能有效地发出警告：中国人还没有从封建文化中得到完全的解放。”历史表明，这位美国学者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与此相关，是对五四的态度。蒋介石是基本上否定五四的。他在《中国之命运》中把五四思潮归结为“自由主义”，五四人物自然也就是自由主义者了。*者是不喜欢自由的。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神自居，批评五四一代对之“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对西洋文化则“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致使一般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他把五四精神与共产主义并提，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如果说他曾经对五四还有过一点肯定的话，那么就是反军阀，反列强侵略的民族情绪。对此，进步的知识分子是难以接受的。闻一多曾经表示说，正是蒋介石对五四的态度，是刺激了他的思想的转变的。他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们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相反，毛泽东对五四一直予以热烈的肯定，与此同时，也曾指出其中致命的缺点。但是，在整个阐释过程中，有些论点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五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解释就很牵强。对于五四，毛泽东做的是大致轮廓的概括，至于其中由自由、*、科学等等构成五四精神的具体内容，则很少深入的论述。在涉及有关的精神范畴，也多基于*的需要，作了别一意义的引申。像个人主义，便长期被当作唯我主义而加以排斥。由于个性是隐没在党性所灌注的集体中间的一种间离体，所以，摧毁“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是必要的。又如自由主义，在毛泽东的文本中，像《反对自由主义》的使用就完全失去了原意。再如*，它并没有被视为一种保护个*利和自由的制度，而被仅仅解释为“多数”，这样便有了“*集中制”和“极端*化”两种褒贬不一的用法。总的说来，五四的全面反传统，也即非“中国化”的倾向，破坏偶像，个性解放的内容，是并不见存于毛泽东关于五四的论述的。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的意义，从中被忽略过去了。当然，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不但没有忽略，反而恰恰注重及此，才反复多次申论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重要性的。他承认，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部分，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更广大更觉悟的；但是，“它的弱点，就是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4＇。在《五四运动》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就十分强调知识分子的立场的“转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不应当存在独立的立场的；所谓“转移”，即意味着对原有立场的放弃。这样，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这是一处重要的伏笔。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11）
其实，在当时就发生了著名的“王实味案”。
王实味以他的《野百合花》等极其有限的几篇短文，引来杀身大祸，并非出于偶然。这位出身北大的知识者，在他主动投奔而来的地方，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呼吁*和平等，希望进行中的革命臻于完善，本来是十分正常的，自然也是十分难得的。或许把此案同五四问题联系起来会显得过于迂远，但是至少可以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批判立场和表达方式的不尊重，在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多么严重！在批判斗争王实味的整个过程中，除了一个倒霉的肖军，竟没有一个知识者可以站出来为他说话！
在国统区随着“党治”的加强和战事的紧张，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除了当局的压力以外，这同知识分子自身的状态的改变也大有关系。从多次论争可以看出，许多动议和观点，是明白维护“*”，向政治权威邀宠的。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都有大批煊赫的学者进入“好政府”，以自己的知识资本和全部才智，为统治者效劳。为了迎合知识分子中普遍的“权力饥渴症”，从193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政府便在政党保持不变的政治框架之内，实行专家治国。1932年，由地质学家翁文灏等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汇聚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政治、经济、社会调查和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其中计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王世杰、吴鼎昌、陶孟和、吴蕴初、刘鸿生等，堪称一代名流。1933年，征集马寅初等一批著名法学家参与《五五宪章》及其他有关法规的制订工作。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任院长，下属九个部中有三个由专家主持。1930年代，蒋介石还委任了一批专家教授和社会名流担任立法委员，任命蒋廷黻为外交部次长，朱家骅为*长，还任命和聘用了一批著名学者担任国家高级官员、大学校长，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此中有几个重要人物，正是*主义的拥护者。1938年，国民参政会建立，从此又多出了一批知识者，充当中央政府高级幕僚的角色。1941年民盟成立，其他党派随之纷纷兴起，短短几年内形成一股组党热潮。这就是中国现代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群，他们努力通过参政议政，试图改变长期以来的无权状态。二十年间，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的几年，知识分子相率改变工作的书面性质，而热衷于具体的政治实践。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合流，是1940年代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是一道罕有的风景。
雅斯贝斯一再论及自由，说：“也许人类最深刻的对立，是由人们意识自由的方式决定的。对一部分人是通往自由之路，对另部分人则正好相反。在自由的名义下，人们几乎要求一切，但是也很有可能踏上奴役之路。”1944年5月，著名的西南联大开过一个五四历史座谈会。在会上，张奚若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则是思想革命。”闻一多则总结道：“张先生说现在精神解放已走入歧途，我认为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实在是整个都走回去了！是开倒车了！……”他不往回走，他逆风前行，结果死在政府爪牙的子弹和身后学者的讥嘲中。
难得的是抗议的声音。但是，在1940年代后期，那类具有批判立场而又富于道德力量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在知识界，很少有人不为党派所罗织；笼盖于五四时代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后启蒙时代的氛围已然为*所代替，虽不见文化思想的交锋，却一样的闪动着刀光剑影。储安平是活跃于其中的一位出色的人物。作为一个时评家，他表达的不是深层的文化思想，而是最坦率最直接的政治见解；从《客观》到《观察》，以办刊代替组党，意在“干政”。虽然他显示了在两党斗争中的独立不倚的决心，但是从个人文字和编辑倾向来看，毕竟是偏袒政府的。他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胡适和拉斯基的影响，一直向往秩序和法治，希求“在岗位有所建树”，“对国家有所贡献”。可以说，骨子里头是一个“好政府主义”者。他对政府许多做法的抨击，确乎十分猛烈，诸如反对摧毁舆论，践踏*，反对豪门特权，贪污*，反对用政治控制的办法控制教育，出动军警，用残暴的手段对付学生，等等；另一方面，仍然强调说“政治力量不能没有重心，现在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无可否认仍在国民党。所以我们能尽力来帮助国民党，努力建国大业，也就是我们尽了为国家服务的责任”。他呼吁“结束党治，开放政权”，也都是为国民党的前途设想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到底是“乱”，不是“叛”。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已经无法抵抗共产党，或本身确实无法维系社会与人心，这时，只有由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分子”出来领导。他关心知识分子的权力问题。对于权力，他所关心的也不是文化上的领导权，像五四人物一样，而是政治上的领导权。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1947至1948年间，《观察》杂志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松散的争论。这个问题，牵涉到对国共两党斗争的前途的看法。所谓“天下不归杨，则归墨”，知识者是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当然也与对国民党尚怀希望是有联系的。
在时间的峡谷里，没有任何从容思考的余地。无论信仰也好，抗拒也好，疑虑也好，时代列车的巨轮是轰隆轰隆地开过来了！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正是在发生五四运动的古老而年轻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在五万万中国民众中间，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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