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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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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之阻
那感觉就像被困在一口蒸汽腾腾的大锅里,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机组的同志原指望用仪表降落,但试了三回,都没有能够成功。 1965年9月,陈老总率领代表团完成了一次艰难而又充满色彩的出访。所谓艰难,并非指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明争暗斗。相反,与几国首脑的会谈轻松愉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所访问的是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5个与我国有友好往来的国家。给我们行动造成重重困难的因素,是来自无法与之抗争的大自然,而且都发生在访问结束后的归途中。 9月17日清晨,当飞机飞临阿尔及尔境内,到达预计降落加油的机场上空时,只见翼下漫漫浓雾,遮挡了一切物体。坐在飞机里往外看,那感觉就像被困在一口蒸汽腾腾的大锅里,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机组的同志原指望用仪表降落,但试了3回,都没有能够成功。飞机嗡嗡地重复着升降动作兜着圈子。这时,代表团大部分同志都沉不住气了,一个个先后向陈老总身边围拢过来。虽然嘴上都没出声,但一双双焦灼的眼睛分明在说:总这么转圈怎么行?应该去前舱提醒一下机组赶快落下去。陈老总一副稳坐钓鱼台的神情,不去理会。一位副部长忍耐不住了,便怂恿我去同陈老总挑明了说,我只好照办,走到陈老总面前,两只脚刚站稳,话还未来得及出口,陈老总好似要先发制人似的几句话就甩了过来: “怎么?去给他们下道死命令吗?又有什么用?我们都是外行,不要去干预!到底怎么处理才好,还得机组的同志拿出办法来。在这种时候,我们既帮不上他们的忙,就更不要给他们施加压力帮倒忙。大家不要着急,机组的同志很有经验,我们要充分相信他们!” 果然,机长跟着陈老总的话音进了客舱,来报告他们研究的新计划:“雾太大,能见度几乎等于0,3次降落都没有看见跑道。另外,飞机上所剩的油料已经不多了,又不知道浓雾还要持续多久才能散,所以,若采取在机场上空盘旋等待的办法行不通。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立即飞向就近机场降落。可是离我们最近的机场,也在此地南面900公里以外,一个叫做拉格瓦特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已经废弃了的旧机场,除了一条跑道外,一切降落设备都没有,但是我们只能飞往拉格瓦特。” 为了不干扰机组的决心,陈老总鼓励他们: “你们认为怎么飞最好就怎么飞,我们完全相信你们,一切听你们的安排。” 飞机重新爬高上升,终于摆脱掉迷魂阵样的浓雾向南飞去。一个小时左右,我们顺利降落在拉格瓦特机场。直到此时,大家才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一颗上上下下的心才安定下来。 因为这是个多年不用的机场,所以没有导航设备,没有着陆雷达,没有指挥塔台,一切地面保障都没有,只有一条直直的跑道。但着陆很成功,全凭了飞行员们的胆识、经验和技术。落地后,供油装置指示器就亮了红灯。陈老总对机组的应变能力和驾驶、航行技术非常满意,当即对机组的同志们翘起了大拇指: “你们处理得很果断很及时。飞行技术也很高超。坐你们的飞机我非常放心!” 落地后,从代表团到机组,谁都丧失了主动权。身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一言一行都必须谨慎小心,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大家心神不宁地在举目荒凉的机场耐着性子等待,等待有人发现我们。在众人热切的盼望中,终于出现了一位拄着双拐的人,大家好似大海的孤舟靠了岸,呼啦一下把他围住了。通过翻译,我们得知他是位对国家有功的荣誉军人,无意间发现了停留于此的飞机,便跑过来看个究竟。当他知道我们的情况后,挥挥手: “我马上就去报告,你们再耐心等待一会儿。” 他的双拐“笃笃”地敲击着地面,渐渐远去。由于有了希望,大家聚在一起轻松地交谈起来。不久,一辆军用吉普车飞驰而来,停稳后从上面跳下一位年轻人,他大方地自我介绍: “我是本县县长,请您们上车先到县里休息。” 年轻的县长很能干,他把我们安置在他的办公地点,便去布置准备午宴,同时向上级汇报我们迫降拉格瓦特的情况,还插空来陪伴我们,尽主人之情。他做事麻利,有条不紊,看不出有丝毫慌张、怯弱的神情,好似他只是在接待毗邻的县长,根本就不是突然而至的一个大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老总对此人非常欣赏,冲我们一指年轻县长的背影,夸奖道: “看看人家的县长,主动、热情、大方。要是我们的县长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咱们的县长应该向人家学习,要有主人翁的精神。” 在场的人对此都有同感。我们国内的各级官员们,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显得他们的能力似乎要差一些。主要原因是他们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太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无框框可套,便束手无策,别说是突然接待外国的副总理兼外长,就是陈老总此刻突然降落在国内的某个地方,恐怕当地政府就不知如何是好。  
霍乱(1)
东道国满腔热忱,为我们在郊外搞了一次野餐,其中有一道佳肴,烤全羊。可待全羊摆在我们面前时,却都个个紧捏着刀叉不敢下手,人人目瞪口呆,相对无言。 好似上天要故意考验陈老总的胆魄意志。这次出访归程中,每一个降落点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异常情况。 18日,原来准备取道巴基斯坦回国,临去机场前得到印巴武装冲突升级的消息,只好改变航线,途经阿富汗的喀布尔。好在机组的同志准备充分,应变能力强,很快完成了地面准备工作。可当飞机刚要起飞之时,又有新的坏消息报来:喀布尔正流行霍乱。陈老总召集机上人员共同商量,最后决定飞喀布尔,但需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飞机在机场不能多停留,完成给飞机加油的任务就走。加油这段时间里,机上所有人员一律不允许下飞机。 可是,这些措施只是我们单方面制定的,无法生效。飞机落在人家的国土上,还得听从人家的安排。 阿方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霍乱可能带来的危险。我们的飞机在坎大哈机场着陆后,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停机坪,糟了,那里停放着好几辆高级轿车,显然,人家的政府首脑来了,不下飞机行吗? 打开机门,见站在飞机下面迎接的是礼宾官员,才都松了一口气,可翻译的一席话又搞得人人紧张起来: “我受首相的委托,前来迎接阁下到首相府会晤。敬请光临!” 尤其是把随行医生吓坏了: “怎么!还要去首相府,这怎么行呢?” 但陈老总二话没有说,已经步向舷梯,医生尾追过去,无可奈何地压低了嗓门说: “陈老总!您可千万别吃任何食物,水也不要喝。对了,不要同他们握手啊!” 陈老总一脚踏在舷梯上,一脚停在机门口,回过头注视着满面愁云的医生笑了: “还有什么规定?我洗耳恭听。我先告诉你,到了那就由不得你了。不过你尽管放心好了,他们国内虽流行霍乱,不见得会流到首相府里去吧。人家以礼相待,我们也不能有失礼节嘛。是不是?” 他挥挥手大步走下飞机,乘车而去,留下医生急得又摇头又叹气: “他忘了,他忘了上回来这里的事,还不是住在讲究的大宾馆里,可照样拉肚子。” 上回访问阿富汗拉肚子已是几年前的事,我虽然也一同前往却差不多把这档子事全给忘了。大概由于职业的关系,医生没有忘。经他这么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 那是1960年的8月,正是气候炎热易发生食物变质的季节。陈老总第一次访问这个毗邻友邦。带了两个任务:第一,作为周边友好国家,被邀请参加阿富汗独立42周年庆典;第二,签署一个《中阿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到达阿富汗的第四天,陈毅便腹痛腹泻,不过半天功夫,便拉得浑身无力。也无法再参加阿方安排的活动,因为堂堂国家副总理兼外长,会谈或参观中间总捧着肚子上厕所,终是一件很不雅观的事。这件事的起因只是出席了一次东道国外长举行的宴会。回到宾馆后便感觉腹内异常。显然,餐桌上有不卫生或变质食品。 宾馆里的饭不敢再吃,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也吃不下去。但为了不使东道国难堪,依然还是像往常一样,让服务员把饭菜送来。那个时候也无法注意浪不浪费这个问题了,只考虑到东道国的感情和面子,所以,待服务员一离开,陈老总便让我们把送来的食物用筷子搅动一番,造成已经吃过的假象。可这种假象只能欺瞒服务员,却不能欺瞒饥肠辘辘的肚子。正常情况下,一顿两顿不吃饭还可以,一天两天不吃可就难以坚持了。医生建议,由我国驻阿使馆熬些稀饭,再弄点咸菜来充饥。起初,陈老总不同意: “那不好,让阿方知道了人家会怎么想。别把它当作小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小事情。” “可是您的身体快要被拉跨了!再不吃东西怎么能支持得下去呢?今天的活动虽然借口疲劳推辞掉了。明天、后天该向人家怎么解释呢?药物只能治病,不能填肚子呀!” 医生情急之中不择言语地放了一通,不过倒挺管用,陈老总被说服了: “嗯,也有道理,体力不恢复参加活动也受影响。那你们可千万要注意方式,别让人家给发现了。”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会做得很稳妥。” 我在驻阿使馆里找到一个大口径的暖水瓶。满满装了一瓶稀饭,不用遮不用挡,大摇大摆从宾馆的正门提了进去。陈老总见到稀饭后胃口大开,就着咸菜一气喝了两碗。 在医生的积极治疗下,次日上午,陈老总基本上止住腹泻。下午,陈老总的身体尽管还很虚弱,却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分别接见了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大使。晚上又连续工作,出席了中阿联合公报和友好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 “回来了!回来了!” 等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是陈老总已从首相府回来了的时候,陈老总已经上了飞机。医生快步奔到他的面前,拉住他的胳膊就往卫生间里拽。 “快先洗洗手!” “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首相府里并没有人染上霍乱嘛。” 陈老总嘴里虽然这么说,还是顺从地被医生逼进了卫生间。  
霍乱(2)
记得还有一段小插曲,护士小姐工作不细,把自己搞得下不来台。访问临结束离开宾馆前,陈老总发现居室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有一个小药瓶,他立即喊来随行护士,指着药瓶问: “这是怎么回事?” 护士嗫嚅着: “首长吃药是保密的。我本是要把药瓶冲掉的,可拉了一次水箱没有冲下来。可旅行箱还没有整理好,来不及等水箱灌满水……” “吃药有啥子密好保嘛,就算要保密也不要采取这种方法嘛。你把药瓶扔在抽水马桶里,如果卡住了下水道,人家会骂娘的。会骂我们中国人缺德!下回注意。” 说着,出乎护士意料之外,伸手从抽水马桶里一把捞出药瓶,扔进旁边的纸篓里,站在一边的护士脸红了白白了红,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他们宾馆的卫生条件的确比较差。我们访问马里的时候,吃饭反倒成为一个问题。因为那里的苍蝇特别多,虽然我们住的是高级宾馆,但那些苍蝇似乎无孔不入,照样光顾。饭菜刚端上桌,它们便一拥而上,抢先品尝。有回我把一只正专心致志的苍蝇当作黑色鱼子酱了,当我的筷子就要触到它身体的一刹那,它才猛地惊飞起来。同时把我也给吓了一跳,庆幸这只苍蝇还没有撑晕过去,不然,我这一辈子恐怕见到鱼子酱就要恶心。这还是在室内就餐的情形,而室外餐桌上的情形简直可以称作目不忍睹。东道国满腔热忱,为我们在郊外搞了一次野餐,其中有一道佳肴,烤全羊。可待全羊摆在我们面前时,却都个个紧捏着刀叉不敢下手,人人目瞪口呆,相对无言。老远望见端来的那道美味被弄得黑乎乎的,大家低声嘀咕着厨师的技术太不高明,待摆在桌子上仔细一瞧,那些黑乎乎的家伙都在蠢蠢蠕动。试想,谁还有胆量去领略厨师的手艺呢。 在这样的卫生条件下,我们有些使馆和代表团的同志便受不了那份刺激,宁愿吃白水煮面条也不愿吃肉。他们私下里通知大使馆,做了面条,熬了稀饭送到宾馆里,悄悄地偷着吃小灶。送了几回后,终于被陈老总发现了。陈老总当时不动声色,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决非放任不管。因为在外交事务上正如陈老总经常提醒大家的那样,是没有小事情的。这件事若让东道国知道了,会严重地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有可能会酿成意料不到的后果。待到一个合适的时机,陈老总循循善诱地对那几位同志开了口: “同志哥呀,假若换个位置,是我们在北京接待外国朋友,他们每天让驻北京使馆人员往钓鱼台里送饭,那么我们会有何感想呢。” 不是批评,胜似批评,几位同志心悦诚服地低下了头。 曾经有一些不知底细的同志错误地认为陈老总做思想工作方法简单,不注意细节。我想这大概是由于陈老总具备激情澎湃、爱憎分明、一副敢做敢当敢于负责任的豪侠性格,具备那么一种做事大刀阔斧、虎虎生威的气势,给人造成的错觉吧。其实,陈老总非常体谅人情冷暖,对于一些关系到下级切身利益的事情尤其关心。   。 想看书来
杜尔总统
陈老总穿着随意地在房间里休息,突然有人匆匆来报:杜尔总统夫妇双双驾到。 五六十年代出国可不能与现在出国相比,现在出次国就可以带回来一大件另加一小件的家用电器。当时国家财政制度规定,临时出国,每人每月只发给10元外汇人民币作为零花钱。有的同志想买点小商品带回国作纪念,只得去逛外国的一元钱商店。一个堂堂政府代表团成员逛廉价商店,的确有损国家声誉,有失大国体面。陈老总知道了这件事后,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批评一通了事。他体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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