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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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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些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商业竞争跃上了新的技术平台。反映到组织建构方面,即要求企业在组织结构和调控方式上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管理者进一步下放权力已成为大势所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适应“快鱼吃慢鱼”的生存环境。权力下放后,反过来对组织的凝聚力、控制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什么现代管理学特别关注组织建设,如《基业长青》一书所说,高明的管理者越来越重视“造钟”,道理就在这里。
  商战中的上述情况,似乎很像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路枭雄野心勃勃,都想争霸天下,相互间挖墙脚,争地盘,打打杀杀,攻城略地。他们时而结盟,称兄道弟,时而火并,刀兵相见,明争暗夺,纵横捭阖,没有原则,没有情义,也丝毫不讲信誉,唯一真实的就是各自的利益。整个社会像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大大小小的野兽到处横行。
  有历史学家提出,这一乱象起源于曾国藩办团练。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军队都属于国家,吃的是皇粮,将领由朝廷委派,听命于中央,即“兵为国有”。而曾国藩通过办团练组建起来的湘军,却是自行招募,自筹粮饷,自主管理,将士只听命于曾氏集团,即“兵为将有”。受湘军影响,后来的带兵者都学会了抓军权,打个人旗号,培植个人势力,由此演变为大大小小的军阀。这一说法有些道理。不过再往前看,每逢乱世,中央政权的权威下降时,军事将领都会打出自己的旗号,包括“岳家军”、“戚家军”等,并由此生发种种变乱。为有效控制军队,防止出现“兵为将有”现象,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想尽了办法,包括向各路军队派出监军。所谓监军,说白了就是监控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这一做法明显不符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常理,但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见,组织发展壮大后的分权与控制是管理学始终面对的难题。不分权不行,分权后控制不住更不行。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体制,才能在二者之间取一平衡,这是组织问题的要害。
  曾几何时,在同一社会土壤上,出现了一支完全新型的军队。在建军宗旨的指引下,它异常团结,异常巩固,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叛逃现象,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打不垮,拖不烂,最终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用说,大家都清楚,它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毛泽东是怎样成功地解决了令所有实力派大伤脑筋的组织巩固问题?研究毛泽东的经验可以给企业管理者哪些有益的启示?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诀窍除前面讲的加强思想建设,用宗旨凝聚军心外,再就是独具特色的组织建设。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毛泽东没有使用现代管理学关于直线型、职能型、矩阵型、网络型的思考模式,而是从上到下,设置了两套管理系统:一套是行政指挥系统,这方面与其他组织没有明显区别;另一套是党的工作系统,即从中央军委到大军区、军、师、团以上单位各级党委,再到营一级的基层党委、连队党支部,最后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形象地说,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实行的是一种复式管理结构,即在正式组织机构上附加了一层信仰组织。这是毛泽东组织理论最大的特点,是以往管理理论未曾注意并加以研究的地方。毛泽东管理军队的秘密,就在这两套系统及其职能、作用的发挥上。具体说,就是通过坚持一项根本原则,落实三项制度,发挥三个作用,来解决组织设置中活力与控制这一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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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1)
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并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管理理论上是一种创新。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我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意义。这一举措彻底解决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的问题,保证了军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使军队不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红军时代的龚楚、孔荷宠,到抗战时期的张国焘、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离队、叛逃的情况屡有发生。可他们至多只能带走身边的少数亲信,根本无法控制整个部队。这都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发挥了作用。
  所谓一项根本原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分汲取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教训,自创建军队之日起,就将我军的性质确定为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党与军队的关系。无论是南昌起义,还是秋收起义,都是根据党的指示发动、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直接领导的。起义后,很快就在军队内部建立起党的组织,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强调部队行动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需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特别是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后,上层有党的前敌委员会,中间有团、营党委,基层有连队党支部,班有党员,排有小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领导体系,从组织上解决了党如何管理部队,如何直接影响士兵群众等重大问题,确保了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
  关于“支部建在连上”,有必要多说几句。军史上特别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三湾改编”所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对我军的成长发展有重大意义。为什么这么讲?这要从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说起。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开始注意对国民革命军的影响和领导,着手在北伐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北伐战争中最有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就是一支由党团骨干组成、由我党直接组建和指挥的部队。可当时党的领导人还不清楚该如何领导军队,只是在团一级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南昌起义虽然公开打出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却由我党直接领导,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倾向革命、反对蒋介石屠杀工农政策的叶挺、贺龙所部。南昌起义成功后部队士气很高,也曾对部队领导体制进行过一些调整,如在军、师两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团一级普遍成立党支部,并指派了党代表等。可由于基层单位没有相应的党组织,党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打胜仗时可能看不出来,一旦部队分散行动或遭受挫折,问题马上就会暴露。如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10师,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在师长蔡廷锴的率领下脱离了起义队伍。
  据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同志回忆,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后,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所部尚有2 500人。由于作战失利,生活艰苦,官兵思想十分混乱。部队转移途中,每天都有逃亡现象,包括一些师长、团长甚至党代表,也先后不辞而别。朱德等领导人十分着急,天天在官兵中做工作,仍无法解决问题,最后这支队伍跑得只剩下几百人。多年后,曾直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聂荣臻元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总结道:“在旧军队中,无论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无论党的工作是强还是弱,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而改造这些军队的最好方法,必须要有党的基层组织并与当地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成分,吸收新鲜血液,锻炼和考验大批干部,树立新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使部队在思想作风上根本改变面目。”《星火燎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秋收起义部队开始时的情况也差不多,同样是打了败仗,士气低落,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官兵大批逃亡。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不得不进行“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后,部队各级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在连队一级建立起党支部,开始发挥组织的作用。指挥员通过党组织发动党员群众,有领导、有计划地做其他官兵的思想工作,对部队的掌控能力大大提高。曾直接参加了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并在改编后保留的七个连队之一担任党代表、支部书记的罗荣桓元帅曾深情地回忆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星火燎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13页。。
  “三湾改编”确立的领导体制,对初创时期我军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多年后,几乎所有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者,都对毛泽东将“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举措给予充分肯定。如在西方影响最大的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就写道:“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2)
作为领导体制上的一种创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真正为广大官兵所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军之初,我军指挥员大都来自旧军队,他们虽然倾向革命,愿意服从党的领导,有些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可并不清楚党究竟应该如何领导军队,以及军事长官与党的组织是什么关系,在工作中还是习惯于“长官说了算”。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由党组织来讨论决定军中重大问题,他们感到不很适应。因而建军之初,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也就是如何处理党的各级组织与军事长官的关系,一直是红军领导层内部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我军发展由初创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主要精神之一,就是明确了党与军队的关系,强调党不仅要管党员、管政治工作,而且要管军事、管打仗。“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力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在军史上,通常将《古田会议决议》称为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构建起我军的领导体制。
  古田会议后,党指挥枪的原则开始为红军各级指战员所接受,成为我军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魂”。当然,围绕要不要及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后来又经历了多次斗争。例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作为资本,自恃人多势众,按照“谁有军队,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逻辑,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一度猖狂到另立中央的程度。后来,经过党内同志的坚决斗争,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才解决了红军内部的这场危机。总结与张国焘分裂行为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547页。并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管理理论上是一种创新。我军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组建的,建军初期借鉴了苏联红军的许多经验,如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委派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等。但毛泽东构建的我军领导体制,却与苏联红军有明显不同。如我军实行的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苏军只是在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党务工作,并不领导单位全面建设和业务工作;我军普遍实行的是军政双首长制,苏军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我军明确规定政治机关是党委的办事机关,苏军的政治机关则是在军事首长的领导下,指导党务委员会开展工作,等等。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曾试图否定古田会议确定的领导体制,盲目地照抄苏军的做法,一度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赋予政治委员所谓的最后决定权,结果造成“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我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意义。因为,它彻底解决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的问题,保证了军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使军队不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军史上看,建立起这套制度后,不管是什么人,采取何种手段,如果不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都别想调动军队的一兵一卒,更别说利用手中的指挥权干坏事了。历史上,我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不用说基层官兵成分比较复杂,在高层领导中,也不乏投机分子或经不住考验者。从红军时代的龚楚、孔荷宠,到抗战时期的张国焘、何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离队、叛逃的情况屡有发生。可他们至多只能带走身边的少数亲信,根本无法控制整个部队。这都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发挥了作用。“文革”中林彪等人的权力那么大,直接控制着军委办事组,可林立果阴谋政变时,找长征路上曾经给林彪当过警卫员、时任某师政委的关光烈求助,仍免不了碰壁。正因为长期实行了这样的领导体制,所以,庐山会议后,面对林彪一伙的阴阳两手,软磨硬抗,毛泽东仍非常自信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近些年,不断有人对党指挥枪的原则说三道四,鼓吹军队“非党化”、“国家化”。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那无需多说。即便真的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也是糊涂观念。持这种看法的人大概忘记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当军队失去强有力的控制时,曾出现过什么局面。而在目前社会条件下,除了共产党,谁又能真正控制得住军队?
  企业性质不同于军队,不存在党的绝对领导问题。可随着企业的发展,机构的壮大,也容易出现部分骨干离心离德、尾大不掉的现象,实质上也是“兵为谁有”的问题。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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