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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罗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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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兜牡厍ィ灾劣谔焐侥媳钡摹安菰欢说奈⑿〉亩遥冀馓蹩砉愕囊泼翊蟮赖乃拿姘朔酱匆庀氩坏降木薮蠛蠊保�33］。这样，便使得中西交往的历史篇章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上，有声有色地开展下去。
（三）乌孙
在西汉以前，乌孙也是河西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故国与月氏为邻，乌孙在西，月氏在东，约以今张掖为界［34］。因受月氏袭击，国破民亡，幸受匈奴庇护，得以保存基本力量和本族传统。后乘匈奴遣其守西部地区之机，远徙独立，并击走大月氏，入居伊犁河谷地区，成为中亚有影响的一个大部族。
乌孙与汉朝的关系，远比月氏密切。张骞出使乌孙时，曾以厚赂招之东归故地，共御匈奴，只因乌孙当时刚脱离匈奴统治不久，而且内部尚不稳定而未从命。但从此时开始便加强了与汉的政治、经济关系。乌孙以马千匹聘细君公主为右夫人，达成乌…汉联姻，表现双方在政治上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汉遣细君公主时，曾“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以后又“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35］。这不仅是政治交往，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交往。后来乌孙侍子久居长安，形成了臣属关系。这种联姻收效甚著，细君死后，汉复以解忧公主妻乌孙，更加巩固了汉朝在乌孙的影响。解忧曾命侍女冯持节使旁邻各国，所至广行赏赐，大受欢迎和尊重。《汉书·西域传》载，龟兹王绛宾娶解忧长女弟史，自以得汉外孙，自愿与弟史俱入朝，留居一年，得汉绮罗杂缯、奇珍物品，凡数千万。后来又多次入朝贡献，乐汉衣服制度。归国后，依汉法治宫廷制度，以至于外国胡人到此，皆以为龟兹效汉是“驴非驴，马非马”。这“非驴非马”之讥，历来传为笑谈，但实际上却表现了汉朝政治、经济、文化向西域迅速扩展这一事实。
乌孙与汉朝经营的另一个重要联系，是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乌孙与汉联合进攻匈奴，获大胜。远在北方的乌桓与丁令，也积极响应，发动夹击，使匈奴损失惨重，力量大为削弱，陷于分崩离析，完全丧失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此后，乌孙一跃而成为这一带最强盛的民族政权，它与汉朝的亲善关系，也在政治军事同盟中得到加强。本始二年之战，汉朝势力进入天山南北地区，又开展了屯田积谷，扩大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而导致了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于确立中国在西部地区的政治统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乌孙西迁之后，成为一个混合型的部族。它击破大月氏，月氏主要部分南下入主巴克特里亚，但其中一部分未能迁走的月氏人，也就归随了乌孙。在此之前，月氏迁来此地，击走塞王，而塞种许多残留民众也汇入月氏部落之中。正因如此，《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但十分重要的现象。中亚地区，游牧部族众多，迁徙无定，他们之间相互的兼容性是很强的。月氏从中国河西故地迁伊犁河域，发生过一次与塞种的混合，它再次迁往巴克特里亚后，又一次与当地民族（主要是希腊化土著和南下北方草原民族）混合，并且很快吸收了当地的许多文化特征，以至于后来建立的贵霜帝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希腊的传统和风格，也显露出北印度的许多特色。“乌孙有塞种，大月氏”，这正是它与西方和北方其他民族进行接触交往的社会基础，也是西域汉道经由乌孙继续向西方和北方延伸的重要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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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7）
西汉末年（宣帝甘露三年解忧告老返回长安以后），乌孙内部发生纷争不和，但局限于其上层阶级，并未给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带来影响。汉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友好的。迟至王莽时，乌孙大小昆弥还遣使贡献，关系密切。
东汉时，乌孙依然遣子入侍于洛阳。班超上疏中曰：“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并赐乌孙“大小昆弥以下锦帛”［36］。乌孙与汉关系中断，是东汉末年政治衰败，政府无意西顾的结果。
乌孙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就，也为中西交通增加了新的内容。它的人口增殖很快。西迁时约十万口，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百年间便达六十余万［37］。这说明它所采取的摆脱匈奴、归顺汉朝的基本政策，不仅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它发挥自己畜牧业的优势，又积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38］，重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如乌孙“西极马”的东来，大量丝锦缯帛的西去等），这些都加深了汉代社会与西方交往的程度。
（四）大宛
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在汉正西，在匈奴西南，大夏东北，乌孙西南约两千里，即今费尔干纳一带地方。大宛是中亚故国，非外来移民。这一点与月氏、乌孙等相比，有很大不同。西汉以前，它一直是独立国家。古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的扩张，以及塞种部族在阿姆河流域的称雄，似乎均未影响到它的存在。其民以农业定居为主，兼从事畜牧业，且皆有较大的发展，故人民生活较为富庶。该地种植蒲陶，酿之成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这种生产工艺，在汉民族及邻近各部族（甚至天山南北各城郭国家）不曾有过，而与西亚、欧洲的古代国家相类似。大宛广种苜蓿、胡麻等农业经济作物，又特产“天马”，不仅数量多而且品质优良，为中原蒙古草原产的马所不及。大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人口数十万，又拥有能弓矛骑射的军队，是中亚西北部的一大强国。
西汉经营西域时，大宛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及经济优势，不可避免地介入了中西交往的历史潮流之中。
由于大宛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形式（“田稻麦”），在经济上与中原比较相似，可供相互交流吸收的东西也多，因而引起中原王朝和人民对它的特别注意。大宛以蒲陶造出甘醇的果酒，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增加美好的色彩和欢乐的情趣，这是中国史书中赞誉不绝的。汉使及商贾自大宛归时，还带回那里的许多农产品种，在中原繁殖。
大宛不仅农业发达，牧业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准。经济价值很高的苜蓿，既是很好的绿肥，也是营养丰富的饲料［39］，因而大宛出产的马匹，品种极佳，号为“天马”，为中原所慕求，尤其受到刘彻的钟爱，派遣李广利率五万之师，捐亿万之资，经四年之时，终于击破大宛的军事抵抗，“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40］。可见大宛的牧马业对汉朝的吸引力之大。
汉为天马伐大宛，历来遭到史家议论，毁誉参半。有的将之归因于刘彻其人嗜好善马，或因一时冲动，耍耍威风［41］。有的则认为这表现出汉武帝有远见卓识，着意于抵消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增强汉朝在西域的地位［42］，扩大中西交通的范围。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真实背景。促成汉政府和武帝下如此决心、投入这样大的力量取得大宛马匹的主要原因，在于汉代社会生活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汉朝马匹不足，而自皇室、贵族，至交通、邮驿，对马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光依靠民间饲养繁殖，或从匈奴交易，仍然不够，必须扩大马的来源。汉朝与匈奴的战争，马是极重要的军备。《汉书·食货志》：“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入调旁近郡。”这似乎是汉朝天子好马的真正原因。此外，引进大宛“汗血马”牡牝三千余匹，在客观上也有改良马种的意义，这对古代中原畜牧业有促进作用。这样看来，李广利伐大宛，直接的导因出自汉代马政，也是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所促成的。其第二步的结果，才是“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43］，进而联络西域，繁荣交往，沟通贸易。至于朝中诗歌唱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44］，显然带有赞美的意思，这是刘彻发兵之初所不曾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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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8）
大宛是商业发达的国家，境内辖七十余城。早在波斯阿赫明尼德（Achaemenid）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这里已有商路同西亚联系［45］。正因为这个历史传统，它成了东西物质文化交往的积极中介。自远古时代，许多中国的物产，如桃、杏等，就由中亚经波斯传到欧洲［46］，以后，更有中国的大黄、茶、姜、丝绸等大量西输［47］。而起到这种中继作用的中亚国家或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大宛，因为其他部族不是与东西双方的关系不如大宛密切（如塞种与中原无直接交往），就是属于外来移民（如大月氏、乌孙），没有像大宛那样悠久的与西方贸易的传统，或者在地理上也不如大宛正当中亚国际交通“十字路口”，而是偏处一方（如北方的康居、丁令）。
自古即善经商的大宛人，在汉代中西交通进入繁荣时期之后，变得更加活跃。尽管在一开始为汗血马与汉发生冲突，但在他们接受了汉朝远比他们强盛富庶这一事实，并且发现与汉朝保持臣属友好的关系对他们自身有极大好处时，立即转而与汉结盟，接受汉朝统治，并“遣其子入质于汉”［48］。大宛人遂发挥他们生产和经商的才能，一方面引进西方的玻璃制品、宝石、装饰品等，与汉交易，被汉朝商人视为“奇物”而求之；一方面大量换取中国丝绸、铁器、漆器及金、银等物，挟之西去。
大宛除了在东汉初年一度依附莎车外，一直与汉朝保持友好交涉和通商关系，直至西晋时仍向朝廷献汗血马。大宛对中西交通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
以上是匈奴、月氏、乌孙、大宛这几个重要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状况与中西交通开拓的关系。这几大部族，主要位于汉朝的北部或沿西北线至阿姆河流域一带地方。它们对于汉代社会的开拓及与中亚以西地区的交往关系有比较直接的影响。但在天山南麓到昆仑山北麓这一地域中，还有许多的城郭国家，它们也是汉代中西交通建设的重要构成，特别是汉代通西域的南北两大干道，主要是在这些城郭之间贯穿起来的。以下按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分别讨论一些主要城郭民族的情况。
（五）塔里木盆地北缘诸城郭部族
这一线上的东端大“国”为车师，旧名姑师，王治交河城，辖境包括吐鲁番盆地以及博格达山北麓，扼汉代中西交通北道的咽喉。姑师东南近敦煌，东北邻匈奴，西北接乌孙，西南有焉耆、危须、尉犁，即匈奴僮仆都尉主要活动之地［49］。因此，姑师之地对于匈奴的政治、军事、经济来说，是极重要的。而匈奴对它的控制，也极大地妨碍了汉朝向西域的开拓［50］。这一特殊的地位，使它成为汉匈交战必争之地。自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至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的三四十年间，为此而发生的主要战争有五次，其中本始二年一仗最为激烈，乌孙、丁令、乌桓皆出兵协同汉军作战，大败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汉派郑吉在渠犁驻兵屯田，以巩固战果。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51］。此后汉据姑师，设西域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52］。
由于姑师被博格达山贯穿其中，南北行政管理不便，故将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车师前、后二部，因所辖城镇较多，与匈奴势力接近，地理位置较重要，故汉尤其重视其治理，它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的重要性也特别显著。
车师后部，王治务涂谷，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在今吉木萨尔一带。这里也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厥土埴墟，厥田宜麦、麻、高粱、青稞、苜蓿，其果蓏宜西瓜、甜瓜，其木宜榆柳”［53］。《汉书·西域传》载，西民有“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到东汉，已增至“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54］。这反映了该地自然经济的发展速度［55］。应该看到，车师社会经济状况的进步，与摆脱匈奴奴隶制的野蛮统治，接受汉朝政府对西域的管理及控制，特别是车师设屯田校尉（元帝初元元年改为戊己校尉）有直接关系。除王莽执政时及东汉初年的一段时间外，车师两部基本上都在汉朝统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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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9）
戊己校尉虽一度属都护统领，但这个官职设置的时间远比都护长，在西域交通建设中影响很大；而且它与车师的地位密切相关，现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它的历史作用概述如下。
戊己校尉统率的军队，不仅是负责镇守车师前后部，也是汉朝在西域驻军的重要构成。西域几次大的战役，都以该部汉军为主力。如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伐郅支单于”［56］。又，“元延中（公元前11年），复遣会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57］。正如颜师古说：“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域。”［58］
戊己校尉所统军队，战时出征，平时屯田积谷，安抚四方。《汉宫仪》：“戊己中央，镇复四方，开渠播种以为压胜，故称戊己。”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郑吉首次屯田于车师，始有“吏卒三百人”，后匈奴来击，乃遣“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59］。东汉班超定西域后是五百人［60］。这几百至数千人只是平时镇守的军力，一遇战事，戊己校尉即在此基础上发城郭诸国兵，常可达万人以上。有这样一支能战斗、能生产的队伍，对于中央政府在西部地区的统治，对于西域北道交通的建设、畅通，显然是一重要保障。
此外，对于吐鲁番地区及博格达山区的治理，及汉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戊己校尉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自张骞通西域后，汉道有南北两道，平帝后又辟北新道（北新道实际形成可能更早，详见第四章第三节）。据《汉书·西域传》，“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可见车师前王庭是汉道的一大枢纽，居中西交通之要冲。车师后王部，则又是北新道东部重镇。《汉书·西域传》载：“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同时，在戊己校尉的管理下，车师前、后王皆为往来的使者提供畜食导译。这种管理，一直比较严格，而且迟至朝政芜乱的东汉末年，依然维持着［61］。
从车师前部往西，除焉耆、危须、尉犁外，还有一些城郭部族分布在北道沿线，它们是（由东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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