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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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下台，便亲自抹去5票。
　　蒋介石知道了，气得脸色发青，为此要扣留陈立夫。
　　消息传到南京常府街18号陈氏兄弟居所时，陈立夫吓得彷徨失措，而陈果夫则冷静沉着。
　　陈果夫深知蒋的为人，既猜疑心重，权势欲强，同时也很恋旧，对于亲信故旧，只要你剖###迹，甘心臣服，蒋是能谅解的。
　　为此，陈果夫设计了三步脱身之计，一是让陈立夫以“养病为由，躲入浙江天目山，使蒋不能有所举动；第二步，由陈果夫调动各方关系为陈立夫说情；第三步，使出杀手锏，星夜派人回老家，把陈其美###，果夫、立夫的二婶姚文英接来南京向蒋求情，这一招果然十分厉害。
　　陈其美的老婆直接找到蒋介石，向他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碍于面子，没有扣留陈立夫。
　　这一场狗打架的风波，说明了陈家的势力。
　　因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二陈的工作一方面也予以赞赏，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则时时予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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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大将（1）
陈果夫与陈立夫在组织上整理党务，加紧“清党”的同时，在思想理论方面，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二陈认为，光以武力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只是“仅治皮肤”，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等人就攻击共产党“所采理论之原则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民众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致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的力量，以培植其爪牙，……”并宣称：“共产主义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不容许共产主义存在于今日”。
　　陈立夫也跟着鼓噪，认为：###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对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为此，他专程晋见蒋介石，向蒋反复说明宣传教育的重要，并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夸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二陈的建议下，国民党蒋介石加强了对全国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个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二陈对此极力支持，并四处鼓吹，带头施行，陈果夫还被蒋介石聘请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指导员。
　　他们写文章、做演讲，对新生活运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控制全国舆论，国民党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新闻出版事业，这些事业在建立过程中，二陈都插手其间，使之置于自己的掌握下。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为了加强控制，在二陈建议下，国民党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并将上海《中央日报》迁南京发行，第一任社长由国民党###长叶楚伧兼任。
　　同时还在各地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报》、《贵州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沈阳中央日报》、《长春中央日报》等，这就使《中央日报》成为国民党独营的新闻单位之一，为国民党建立党报系统奠定了基础。
　　在“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时，蒋介石还指令在南昌创刊《扫荡报》。
　　到1936年，国民党党政军所办报刊约占国统区报刊的2/3。
　　而这些报刊的大部分都为二陈所控制。
　　二陈认为，光办报纸还不行，必须控制新闻的发布权，于是，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创办了中央通讯社，后逐步发展。
　　1932年，与二陈关系密切的肖同兹担任社长后，除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分社外，还在其他省会及重要城市派驻了30多个通讯员，形成一个全国性通讯网络。
　　二陈不光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新闻出版事业，而且还亲自参与。
　　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周佛海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拥护蒋介石，大造###舆论。
　　后来，二陈还创办了《中国文艺》、《政治评论》周刊、《科学的中国》月刊等。
　　陈果夫还担任了《国民日报》董事长，积极为《国民日报》筹措资金，并在杭州建成了一座办公大楼，大厦落成之日，他亲自参加典礼，十分得意，并向大会发表讲话，强调：“报纸负宣传社会之责任，亦为公共文化机关，尤其应为民众之耳目喉舌，我们须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补充发扬固有之文化，使其光大。
　　”因此，他认为国民党要掌握民众，必须抓住新闻宣传工具。
　　二陈正是看到了宣传的效力，所以在此方面不惜代价、煞费心机。
　　1933年春，陈果夫看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意大利怎样用电影作宣传的报导，便立即找来陈立夫，两人商量后，派其部下黄仁霖也仿照意大利，用电影作###宣传。
　　黄仁霖不敢怠慢，只用一个星期便办好了电影宣传车，把电影放映机装在大卡车上，开到江西去作“剿匪”宣传，这辆大卡车穿行在赣南各地，流动放映一些###影片，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除了办报纸刊物、通讯社外，二陈还办起了广播电台。
　　早在1924年时，有个美国商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小型广播电台，以作纯商业宣传。
　　陈果夫知道后，就联想到可以用无线电广播作政治宣传，这样，传播的速度快，覆盖面也广，比报纸更加先进，于是便向蒋介石写信，要求国民党筹办电台，以作政治宣传之用。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蒋介石同意，于是，陈果夫便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邀请无线电人才到广州去筹办电台，但没有人肯去广州，这样，筹办电台的事便一度搁下。
　　1926年，陈果夫再次提起筹建电台的事，并得到了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但因北伐战起，经费也缺乏而再度告吹。
　　南京政府成立后，陈果夫认为，要彻底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要控制全国的舆论，电台是不可缺少的宣传工具，于是又一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尽快建立中央电台。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批准，并落实了资金，经过紧张的筹建，于1928年8月1日建成，取名中央广播电台，电力为500瓦，呼号为X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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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大将（2）
1929年，陈果夫鉴于中央电台电力微弱，影响不大，覆盖面不广的状况，认为不能胜任国民党政治宣传的任务，便邀请戴季陶、叶楚伧等人一起商量，拟定了扩建广播电台的计划。
　　这个计划提出后，经陈果夫的多方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国民党中央还指定陈果夫具体负责筹备。
　　于是，陈果夫便丢开手头一切事务，投入电台扩建工程中，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到各地延揽人才，到国外进口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工程完成，电力扩大为75千瓦，呼号为XGOA，一举而成为远东最大的广播电台。
　　1932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江东门举行开播典礼。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国民党要人吴稚晖、戴季陶、居正、何应钦等都亲临参加，一些外国人也被请来观礼，会场人数逾千，十分热闹。
　　陈果夫今天十分高兴，他身穿长袍马褂，满面春风，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向会议致词，他十分得意地说：“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即便发施政令，又利宣扬主义。
　　”也就是说，今后可以利用广播电台传播快、覆盖面广的优势，以发布国民党的各种政令，为宣传###而大造舆论了。
　　中央台建成后，二陈又大力发展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成了江西、汉口等省市的电台，特别是江西南昌设立的电台，成为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宣传工具。
　　1936年，国民党根据二陈的建议，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规划了全国广播电台系统设置、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
　　规定所有各省市公营、民营广播电台，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简明新闻、时事评述、名人讲演、学术演讲、话剧、音乐节目。
　　对不予转播的电台，立即禁止播出。
　　对当时如此先进的传播工具，对他们以行政力量在全国布下的铺天盖地的###宣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还觉不尽满意，他们干脆亲自出马，撰写文章，宣扬国民党的主张，以和共产主义对抗。
　　1933年，陈立夫写成《唯生论》一书，在自序说：“唯物乎，物在何处！唯心乎，心已将死！”正文分8讲，主要为：“物质＋精神=生”、“唯生是‘根本义’”、“唯心与唯物是‘第二义’”，“救国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
　　书中主要内容是将人生的意义局限于狭义的谋生活、求生存，主张协调、合作，重点在于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书中虽然也反对唯心主义，但这只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陪衬”而已。
　　其故弄玄虚的语言，貌似高深的理论，掩盖着内容的空虚与贫乏。
　　但陈立夫却以此自命为国民党的理论家。
　　与此同时，二陈还插手文化出版业，他们认为，出版业对党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以一个理想支配报纸、杂志和出版事业。
　　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陈立夫出面，联合吴大钧，一起组织了正中书局，由蒋介石发出四千元作为资本。
　　1931年，干脆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直接经营管理，以垄断全国出版业。
　　书局下设上海、武昌、长沙三个分销中心，并在上海建立印刷厂。
　　书局主要出版由二陈直接主持编写并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出版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著作，如蒋介石的日记，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等，成为宣传蒋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后来，正中书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联合经营，由于有政权力量的支持，奠定了其在中国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他们指挥“CC”派分子紧密配合，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
　　1930年，由陈立夫出面，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参加该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外，就是“CC”骨干分子，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动”，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
　　1935年，陈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提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
　　实际上，他们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为了更好地实施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并获蒋的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其亲信潘公展担任主任委员。
　　1934年6月，该会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文宣大将（3）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
　　在这里，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国民党的官样文章，才能予以发表，对稍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则以“反动”罪名予以扼杀，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了。
　　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在1934年，仅华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压各种出版物的事件。
　　压制报刊出版物导致的恶果是焚书，1934年遭焚的书约有149种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二陈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还指挥CC分子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摧残和迫害。
　　如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陈立夫的亲信马绍武率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
　　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
　　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极其愤怒地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如此卖力地参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
　　面对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作为国民党文宣大将的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陈立夫哀叹道：“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
　　

控制教育（1）
二陈在积极参与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将他们CC势力渗透到各级教育机构与学校中。
　　因为他们知道，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使CC的基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因此，他们在学校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侦察师生的行动，监视教育界的各项活动，积极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
　　开始，二陈在教育界还没有任何势力，陈果夫便极力要求恢复以前所办的党政训练所，使之成为正规学校，在教育界占一席之地。
　　还在南京政府刚成立时，陈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国民党党政两方面人才都缺乏为由，要求恢复以前的党政训练所，并扩大规模，办成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政人才为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陈果夫的提议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持。
　　蒋介石也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立即指令当局执行。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设立中央党务学校于南京，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
　　由于蒋、戴、丁都只是名誉性的，所以实权由陈果夫独揽。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录取340名新生，正式开学了。
　　陈果夫对学生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为学校制定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