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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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夫见蒋介石又安排了军统方面的人参加国共谈判，心中老大不舒服，但又不好表示出来，便在康泽面前摆出一副领导者的姿态，他先要康泽谈了自己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构思，然后，便提出了一些指示性的意见。
　　他冷着脸，郑重而严肃地向康泽与张冲交待：“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他们要求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的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来，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
　　”陈立夫对康泽的这段指示中，基本原则没超过蒋介石所限定范围，但也有一些表示他自己的态度，如关于边区主任人选问题，他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相反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所提方案的一种默许。
　　

国共携手（2）
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他只是怕找麻烦，才提出隶属陕西省。
　　关于释放###的问题，他没有完全拒绝。
　　关于办报的问题。
　　陈立夫坚持不准，但后来他得知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已经允许共产党办《新华日报》后，便不再说什么了。
　　应该说，陈立夫表现了比蒋介石稍微灵活一些的态度。
　　对于陈立夫的意见，康泽显然不能完全接受，他知道，有些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于是他很快找到蒋介石，汇报了陈立夫对谈判的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康泽认为，从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选择一人去任边区主任是不相宜的，他说：“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
　　于右任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
　　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
　　所以这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
　　”这一说，蒋介石也好像突然醒悟，连连说：“他们三个人都不相宜。
　　”但派谁去相宜呢？蒋介石一时还难以定夺，康泽便趁机向蒋推荐了丁惟汾，蒋介石因找不到更适当的人选，便同意派丁惟汾到边区去担任主任。
　　康怿推荐丁惟汾明显是针对陈立夫的，其一，对陈立夫在此问题上暧昧的态度是一种无声的批评。
　　其二，丁惟汾是陈立夫的对头，早先时候，国民党内由丁惟汾主掌党务，丁大权独握，蒋介石也敬他三分，一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后来却被二陈所取代，丁家党变成了陈家党，所以丁惟汾一直对二陈心怀不满。
　　现在提出丁惟汾，是想让陈立夫不好下台。
　　开始，陈立夫听说由丁惟汾出任边区主任，心中十分恼火，但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后，便装聋作哑，不再说话了，心中不免暗暗忌恨康泽，认为这是军统方面故意给自己作难。
　　后来，国共两党在谈判时，国民党所推荐的丁淮汾被中国共产党所拒绝，陈立夫心中暗自高兴，便顺水推舟，指示张冲等人不要再坚持派丁惟汾。
　　这样，边区主任人选之事便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陈立夫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之独立自由。
　　”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提醒当局，注意上海的防卫，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并亲赴江苏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
　　要抗战，必须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必须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因此，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利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以极大的诚意加速完成与国民党的谈判。
　　9月，中共代表博古从延安来到南京，与原在南京的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进行谈判。
　　谈判期间，陈立夫一直没有露面，主要是由康泽、张冲直接参加。
　　但陈立夫要求每次谈判前，一定要见他，由他指示谈判意见，谈判后，也要向他报告情况。
　　实际上，整个谈判，国民党方面一直由陈立夫所主持。
　　在有些方面，陈立夫表现了他的顽固性，始终坚持是接纳共产党，而不是对等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活动。
　　但在有些方面也表现了其灵活性，作了某些让步。
　　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谈判后，陈立夫不得不指示康泽、张冲等国民党代表同意中共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稿上签字，蒋介石也同意发表这个“宣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在谈判取得基本成功后，仍然还遗留着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重要问题，如合作形式、共同纲领及改革政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巩固两党合作，推动全民抗战，均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继续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9月以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军队连连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这时，中共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遗留问题，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仍是谈判的主持者，他继续为改善两党关系而努力。
　　在谈判中，周恩来等提出，为使已经形成的两党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应该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作为合作的领导机构。
　　还提出应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
　　对这些建议，陈立夫都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将中共的建议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取得蒋的同意。
　　在蒋陈意见趋向一致后，陈立夫便建议蒋直接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面谈。
　　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直接会见了蒋介石，当王明向蒋介石说明中共关于建立合作的领导机构等主张时，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并说他想的也不过如此，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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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携手（3）
谈到日本侵略时，他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同时告诉周恩来、王明等，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并可与之商量一切。
　　在蒋介石的首肯下，作为国共合作的领导机构，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陈立夫由于对两党关系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关于共同纲领，周恩来、王明亲自会见陈立夫，希望尽快讨论拟定，陈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并在有些方面进行了讨论，双方“谈话尚接近”，陈立夫也“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
　　经几次交谈后，陈立夫准备将双方所达共识的东西整理成文，报蒋介石批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再逐步完善。
　　但后来，蒋介石却坚持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即遭共产党拒绝，这就使两党关于合作形式及共同纲领的谈判不了了之。
　　而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因为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渐渐不取自消。
　　二陈对国共合作也逐渐冷淡下来，陈果夫甚至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之策略，极为恶毒，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
　　并不再关心两党合作的发展与巩固。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最终形成了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东方式”的合作。
　　但不管怎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了，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使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更是他们人生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力主抗战（1）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
　　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民族的危机，全国抗战的兴起，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对二陈是有影响的。
　　抗战爆发后，他们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的民族热情进一步勃发。
　　当汪精卫等人被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嚣张气焰所吓倒，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滥调时，陈立夫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张。
　　他说：“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独立自由。
　　”主张坚决抵抗。
　　七七事变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记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采访陈立夫。
　　一美国记者以十分轻视的态度问陈立夫：“中日强弱十分悬殊，你们如何能抗日？”陈立夫正气凛然，从美国历史联系中国现实，侃侃而谈：“你们美国人，应谙美国历史，如果依照你们看法，则美国今日犹为英国的殖民地。
　　华盛顿在起义时，仅凭几十支乱枪，与英国驻军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别，华盛顿所凭藉者为民意，民意是看不见的伟大力量，远胜于枪杆子，其所以最后胜利者，民意为之也。
　　今日日本侵略中国，全国民意主张抵抗，蒋委员长顺从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问题不是‘能战不能战’而是‘应战不应战’，应战虽打到一兵一卒仍须顽抗，美国独立战争，最后得到法国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国之抗战，亦将获得他国之援助而战胜敌人乎？所谓‘得道者多助’是也。
　　诸君之估计仅从物质一方面作比较，是错误的，须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实较物质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战争，以少胜多，此乃一可证之近例也。
　　”一席话，说得美国记者直点头，话毕，十多位中外记者鼓掌以示赞同。
　　正在江苏主政的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建议在上海设防，阻止日本军队从上海进攻。
　　他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
　　”同时，他召集各县县长进行训示，要求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
　　还在省府镇江召集各界领袖人物谈话，对敌我情形及如何准备防卫等，分别提出说明，以提高众人之警觉。
　　他对山东韩复榘不作抗战准备十分不满，说：“想做英雄者自己不准备，且不许他们准备，致有事时毫无对外力量。
　　”战争开始后，陈立夫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决策工作。
　　陈果夫也被推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起先对列强各国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国“主持以道”，认为：“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挽危机。
　　”但并没引起列强各国的积极响应。
　　这时，陈立夫建议把目光转向苏联。
　　因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星期，苏联外长季维诺夫便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苏联愿助中国。
　　”根据中苏双方商定，苏联将援助中国一批物资，关于运输路线，当时决定从新疆运进。
　　为了落实这一问题，9月28日，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新疆，与盛世才商洽，因为盛世才主政的新疆，基本上维持着半独立状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常常不买账。
　　而陈立夫与盛世才有过一些交情，北伐时，陈立夫是秘书处科长、盛世才是参谋处参谋，在行军时互相认识。
　　由于都是年轻人，一下子成了好朋友，那时陈立夫工作忙，每到一驻地，便开始忙碌文电的处理，盛世才对陈立夫工作认真的态度十分敬佩，而陈立夫则欣赏盛世才的才气。
　　后来，盛世才到新疆，搞垮了新疆领袖金树仁，取代了金，与南京政府关系并不好，陈立夫时常在盛世才与南京政府的争执中作些调解，盛对陈立夫也能另眼相看。
　　陈立夫到新疆后，对盛世才晓以民族大义，盛终于同意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通过。
　　陈立夫还对沿途各站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运输所需的汽油等细节问题都作了细致安排。
　　当时一头骆驼可载8桶油，这可以说是用最古老的运输方式运最新式的运输油料。
　　新疆方面按陈立夫的安排，把油料运送到目的地，一桶一桶放置好，而那些由苏俄赠送给中国的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后经甘肃到西安，再飞抵汉口。
　　后来，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给日本飞机以重大打击的中国飞机，就是从这条运输线运到抗日前沿的。
　　因为这一成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授予陈立夫空军奖章。
　　在关于对日政策方面，陈立夫也有很多考虑。
　　他曾向国民党中央建议：一、作一详细报告，说明“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我国之经过及违反九国公约之点（由军政部负责起草）。
　　二、明显表示我方对于东亚问题之根本主张及解决中国问题之意见（由外交部起草）。
　　三、对英、德及各国分别进行经济方面之接洽。
　　

力主抗战（2）
四、关于停战之先决条件：（一）有恢复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之保证；（二）有九国公约国及有关系各国之实力监视；（三）须有根本问题解决方案在后。
　　这些建议中，虽然在关于停战条件中有恢复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前之保证的条款，这与蒋介石抗日不坚决彻底的态度有关，其他方面应该说还是强硬的。
　　抗战开始后，陈立夫还应军事方面的要求，组织军事工程团，该团任务是在浏河与嘉定之间，修筑一条碉堡线，以阻止日军的西进。
　　因当时日军正进攻上海，占领上海后下一目标将是南京，蒋介石为了延缓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速度，以进行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便要求陈立夫以极短时间建一道坚固的碉堡防线。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以他在工程界的影响，迅速集合上海、南京两地的工程师，组成军事工程团，由陈立夫任团长，随即开展工作。
　　他们很快作出设计，画出图纸，雇佣民力，开始建设。
　　陈立夫统筹全局，还抽出时间，到工地督察，以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由于处此民族危机之时，国民政府出资，陈立夫有热情，民众有干劲，所以，很快这道艰固的碉堡线奇迹般出现了。
　　只是可惜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再向南京西进时，蒋介石并不想守南京，而是快速撤退，因此军方并没有很好利用这道由民众辛苦抢修起来的碉堡线。
　　后来，这条碉堡线为日军占领，成为日军对付新四军的防线，真是莫大的讽刺。
　　抗战开始后，为了争取苏联的帮助，陈立夫受蒋介石指派，加紧了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
　　中国希望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以对日本造成威胁，但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害怕得罪日本，致使日本与德国联手进攻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