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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王爷传奇-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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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王听了德王的汇报说，我看暂时就按两个自治政府、一个联合体开展筹备吧。我担心的不是上边，担心的是左边（ 他指了一下左边蒙古包里住着的日本特务），上边是家人，左边是外人，家人进来最多是黑着脸，外人进来是拿着刀，一个是不理你，一个是要捅你，所以还是御外为主吧。
日本特务目，为了拉拢德王，在德王返回时，他又陪德王回到了苏尼特右旗，一路上做了许多对德王的试探。他发觉德王要倒向日本，所以，他返回苏尼特不久就启程回日本报告工作。此后，日本关东军的特工们，把以前争取索王的工作重点，立即转向了拉拢德王。
一九三四年元月，黄绍、赵丕廉等，从山西办完事，经北平回到了南京。黄绍回去复命，恰好国民党中央要召开政治会议讨论世事。傅作义、宋哲元等在下面加紧活动，给乌盟盟长云瑞旺楚克施加压力，让他来表示愿意接受黄部长在时谈判的条件，不再请求改变，晋京代表团不代表乌盟。同时向南京反馈消息，说伊盟正、副盟长曾向省府表示，不愿意与乌盟共同组织自治区政府，而要自己组织自治政府等等。
德王得知这一消息后，赶快派人送信给已赴南京的晋京代表团，让代表团揭露国民党一些人上下勾结，极力破坏“蒙古自治”的阴谋。
德王最怕云王动摇，因为云王是蒙政会的正职，自己是副职，云王一动摇省府就更有机可乘了，所以他写信让云王坚持住，不要怕省府的压力。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想法说服伊盟的两个盟长，要以蒙古族大众的利益为重，千万不可听信省府的煽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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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激烈争辩方案大变味 党部请愿荡起声援潮（1）
“蒙古自治”的谈判事宜，正式摆上了中央政治会议的议案，根据地域自治的有关条例，首先提交法制组审查。经过法制组审查合法后，才能正式提交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在讨论中，争论很激烈，多数人主张只给开个小口，不给更多的自治权，最后将黄绍所拟察绥两省各设一自治区的意见，修改为各设两个自治区，其他各项同意黄的意见，同时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办法十一项”方案。
中央政治会议抛出“十一项”的当时，晋京代表团恰好到达了南京。晋京代表由吴鹤龄率领，当他们拿到“十一项”时，每个人的心里像投入了冰块，情绪降到了零度以下。德王得知后速给晋京团发电报，电报说：从这里可以看到，国民党一些高层领导，根本不重视蒙古的意愿。他们高官厚禄不视民情，他们脑满肠肥不顾边事，我们决不可接受这个欺人太甚的“十一项”！
晋京代表们群情激愤地争吵了半天，最后又冷静下来分析了整个形势，感到内部情况比较复杂，还应耐心细致地做一些游说工作，改变一些要人的看法。德王心里还是不踏实，感到光遥控不行，于是日夜兼程赶到南京，立即组织拟就一份文稿，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理由。经过研究决定：尼玛鄂特索尔、僧格林沁、哈斯瓦齐尔和云继先等分别到各机关活动游说，宣传“蒙古自治”对安邦治国的重要意义，重点攻一些比较顽固的委员，使他们改变态度。在德王的主持下由吴鹤龄、李永新、恩克巴图等组织起草文章，针对“十一项”列了五条反对理由：
第一条讲：“十一项”中规定蒙古自治之范围，只限于没有设县的地方。那我们还有多少地方？再说西部的阿拉善、额济纳和土默特三旗本是旗，为什么不列入？难道它们不是旗吗？事实证明，把蒙汉杂居旗，同样也摒于内蒙古自治范围之外，仍是以一个盟为一自治区，大大地缩小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统辖领域，这不是有名无实吗？
第二条讲：办法中规定：在正式成立自治政府之前，蒙古自治筹备处须有中央派员切实指导，或由中央简派当地省政府主席为指导专员。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借口筹备拖延时间，要拖得你疲惫不堪；二是“自治”不给自由，同样是省级、地级、县级，还非要分“老子省”和“儿子省”，如何配设都得听别人的，那我们还“自治”啥？自治有什么意思？
“自治”二字怎么讲？“自”是“自我”也，“治”是“治理”也，自己来治理，为啥要别人来指手画脚？这不成“制治”了吗？
几条反对理由写好后，经过全体代表讨论修改后，到行政院申述，坚决要求修正此案。
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出面接见代表。他看到晋京代表群情激愤要求强烈，便婉转地解释，并表示可以再作考虑。代表们从行政院走出后，又直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请愿。这时，旅南京的部分蒙古族王公和青年学生也群情激昂地起来支援代表的请愿，响应内蒙古自治。
行政院感到支援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安定在南京所有蒙古人的心，防止出什么不测之事，汪精卫和一些有关领导，在励志社召开茶话会，邀请所有在南京的蒙古人士和青年学生与代表团全体参加。国民党政府方面出席的有汪精卫、居正、于右任、戴传贤、黄绍、赵丕廉等，蒙古方面参加的有白云梯、克兴额、恩克巴图、吴鹤龄、李永新及晋京请愿代表、蒙古旅南京王公及学生一百多人。
茶话会一开始，汪精卫首先说：“中央对于内蒙古自治问题，正在重新研究妥善处理办法，但是内蒙古自治究竟是向心的，还是离心的，中央需要作进一步调查了解。如果是向心的，就应扶植以促其成；如果是离心的，就应予以制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大家听了都互相递着眼色，意思是谁先说。在代表当中和代表以外的蒙古人士当中，有许多能言善辩之才，大伙互相递过了眼色之后，由白云梯、吴鹤龄、荣照和晋京代表中的尼冠洲、云继先等人先后发了言。
第一点，关于向心还是离心问题，尼冠洲说，如果不看事实，光要听表白，我们就拣最好听的说。老百姓有句话：话好充不了饥，墙上画马不能骑。想听好听的吗？那我一会儿给好好讲。
云继先插话说，事实是最胜于雄辩的，同样是蒙古，为啥外蒙古北去了，内蒙古南来了，外蒙古赤化了，分裂出去了，内蒙古还是原样不走样。再看东部，已经沦陷，硕果仅存西部几盟几旗，同时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当此危急存亡之际，我们感到再不团结自治，不足以御侮图存。草原人和中国绝大多数爱国群众一样，看到当前这种状况，一种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迫使我们赶快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家园。在这样火烧眉毛的紧急关头，你们还要摆阵势搞什么“向心”还是“离心”的调查，难道你们没有国难当头的紧迫感吗？说到这里，我们便会想到唐代诗人忧国忧民的诗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连花都落泪，鸟也惊心，你们呢？
吴鹤龄接着讲：省里和中央有些替古人担忧的人说，蒙古自治可能吗？整个蒙古文化落后，人丁稀少，经济困难，无力自治。从提出的这些问题看，好像很了解、很关心蒙古似的，其实是非常片面的，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民族及其历史。德王接着说：蒙古的成吉思汗时代，草原文化高吗？经济比现在富裕吗？人丁比现在稠密吗？可他带领蒙古雄跨欧亚，威震世界，完成了蒙古大帝国的业绩；元朝一代，前几十年，同样有显著的文治武功。后虽改朝换代，但那不光是蒙古的元朝如此，汉族的唐、宋、明不也是同样吗？从今天来说，外蒙古可以立国，内蒙古就无力自治？你们也太小看蒙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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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激烈争辩方案大变味 党部请愿荡起声援潮（2）
尼冠洲最后说：有人问我们根据是什么，利益何在，真相如何。本来很清楚，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有意刁难。孙中山先生“扶植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这些先生们是没看过还是遗忘了？难道总理遗训不算数，或者说过期了吗？为啥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们根据是什么，难道不觉得多余吗？谈到利益问题，实行自治，可以联合各旗，加强团结，共图繁荣，外御强敌，内谋革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以减轻中央政府均顾之忧，不惟有利于蒙古，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所以请求中央从速批复，满足蒙古民众的殷切愿望。关于向心和离心问题，上边谈了不少了，无须重复了。
茶话会开成了长话会，蒙古代表的发言都很精彩，许多人准备要发言，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好长话短说，有的就有话无时了。
大家发言后，都看官方如何表态。汪精卫表态说：“希望蒙古人士安心工作，青年们安心向学，代表们安心等待，听候中央处理。”散会后，汪精卫又单独召见德王说：“你们说根据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十一条，蒙古就等于没有了，怎么就没有了呢？我看并不尽然。”
德王没有多作解释，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带来的蒙古地图，展在桌面上让汪精卫自己看，这察哈尔省所统辖的地方，本来就是盟旗原有的地方，那察哈尔八旗就是清朝时期的蒙古八旗。齐人八旗在北平的东西两侧。现在弄成省县与盟旗并存，蒙汉群众杂居。从政权上看，是存在双重政权，在管理上采取的是属人主义，不是属地主义，蒙民归盟旗管理，汉民由省县管理，如果内蒙古自治限于没有县的地方，蒙古还有什么地方？因此晋京代表坚决不能接受，要求尽快修正。
汪精卫看后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一个人还不能做主，别人也做不了这主，必须征询蒋委员长的意见，而后提交政治会议，再作研究，才能做出决定。至于别的委员处，你们也可去恳求说明，特别是张继这个老头，在会议上说话很有影响，你必须亲自到他处再作恳切说明，求他谅解。否则我再提修正意见，他仍坚持反对，还是不会顺利通过的。”
德王心里清楚了，他说，必须坚持成立统一的蒙古自治委员会，才能满足晋京代表的要求。汪精卫让他重写一个自治方案速交他，他找有关人员通融，而后呈报。
根据汪精卫透露的内部情况，德王把人员作了分工，分别去攻那些顽固不化的委员。顽固不化也能“化”，要“化”必须“加温”，这些顽固的贪官们，不贿赂是不行的，钱通八方，用重礼来叩门。于是，赶快筹集银两，预备马匹，做进一步的贿赂拉拢，暗使银子明添话。用德王的话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到底会是什么结果，大伙还得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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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吴鹤龄表功自恃 白云梯釜底抽薪（1）
汪精卫对德王暗示之后，德王即召集晋京请愿代表集体研究，重新拟具了一个自治方案，立即送交汪精卫核阅。接着又组织人员，分别到张继和戴季陶处活动，恳请他们支持内蒙古自治，同意修改方案。
在找张继之前，先找了戴季陶，因为戴季陶一向以关心边事自居，估计找他不会被拒之门外。在探访之前德王让各备了一份厚礼。他说，不管对方好见不好见，都要准备礼品，因为你有求于人家，不能空手叩门。
见到戴季陶后，大伙讲了改变政治会议所拟的“十一项”方案的请求，并请戴季陶支持。戴季陶当即表示：“我是愿办‘兴灭国，继绝世’事情的，绝不反对内蒙古自治；而且我是信仰佛教，关心边事，同情蒙古的人，更不会反对自治。只要蒋先生、汪先生他们同意，我是无不赞成的。”
戴季陶会见的很顺利，可是张继又怎么样呢？为了会见张继，大家做了细致的分析、充分的准备，因为这是个关键人物，胜败在此一举。礼怎么送，关系怎么拉，通过谁来牵线搭桥，见到张继之初，应该怎么开谈，谁先说、谁后说，谁掌握全局，察颜观色……一定要见好就收，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前功尽弃。这伙人中有的是“智多星”，每一次出击都要周密计划，绝不能盲目行事，打无准备的仗。就如茶话会的精彩安排，每人一段，短而精彩，最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有人让德王亲自去见张继，德王说不可，说话办事要留有余地，你们去谈好了可以，谈崩了，我可出面缓和再攻。最后大伙同意了德王的意见。
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张继同意接见晋京代表的部分代表。接待的消息传来后，大伙很兴奋，说明前奏曲演得成功。接下来按照原来的计划，德王安排吴鹤龄、云继先、尼冠洲、荣照、僧格林沁等五人去见张继。他说，人多了人家嫌头疼，人少了又没气氛，左右两首对面一口，五子登科好。
见面之后，他们按照蒙古人的礼俗问了安，又按照张继爱听的话，有分寸地奉承了几句，使老头子高兴了。在大伙提出正题之前，张继老头很坦白地说，关于蒙古自治的问题我投了反对票。我一想起外蒙古赤化，投靠了苏俄，我就产生了是向心还是离心的疑问。因为我们有教训，有深刻的教训，不能不防一手。如果弄不好，一个蒙古两分了，一个向北，一个向东，因为日本拿去了溥仪，搞什么满洲国，他们还会打蒙古的主意，我怕从绥、察分离出去，让日本拉走，那时我们就做错了事。听了张继的讲述，云继先心里打了个结，他觉得张继的分析不无道理。他想，张继虽然反对，但是他心里装的是国家和民族，他是忠臣。云继先心想，张继已经把问题的实质说透了，德王向东是迟早的问题，我们不要“掏个雀喂个猫”。他怀着矛盾的心理再没有多说话。
吴鹤龄和尼冠洲就此事分别做了说明。他们说，张老想的跟我们一样，我们已经想到过外蒙古赤化、东蒙沦陷了，硕果只有西部几盟旗了，我们如不团结一统，很快就会让人家各个击破。如自治不归一，仅是以盟自治，归绥察两省代管，到时情况一紧急，他们连自己也顾不得，还能顾我们吗？他们顾不了，蒙古又不统一，到时怎么抵御强敌？边疆保不了，内地咋安宁？要想治国，必先安邦，要想国泰，必须安民，民无宁日，国有何安？张继老头吃惊地望着这伙蒙古青年感叹不已。
吴鹤龄他们又像在茶话会上一样，一个人一小段，把张老头说服了。最后张继表态说：你们讲得很在理，也许我多虑了。我可以改变对内蒙古自治的态度，不过，上次讨论的十一条自治办法，我是赞成的，如果下次再表示不赞成，前后主张不一致，实在不好说，那样会让大家看不起我，因为跟我的人还不少，我不能让他们太尴尬了。
张继考虑之后说，这样吧，下次会议我就请病假不出席啦，他们怎么主张就怎么主张吧我不表示意见了。
吴鹤龄感到，姜还是老的辣，这种以回避来支持可算是两全其美。随后表示了谢意，一同告辞了。
外围的工作做好之后，汪精卫接受了晋京代表关于准许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建议，另又拟具了蒙古自治八项原则，送南昌行营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接到后，没有仔细琢磨，粗略地看了一下，仅在“蒙古自治八项原则”的“蒙古”二字之后，加上了“地方”二字，其他各条同意汪精卫的方案。汪精卫拿到蒋的签字同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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