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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强宋-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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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为尚书右仆射，要求积极抗金，推荐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东京留守，重新布置河北防线。
由于宋朝民间浓烈的尚武风气，习武的民间组织非常之多，在金军入侵，宋廷崩溃之际，沦陷区的人民以这些武术社团为基础，集结了很多义军，自发抵抗金军。这些义军有力的牵制了金军南下，现在宋廷正式招抚他们，也有极少数不服招抚的，自立为王，后来有些人一度成为比金军更大的威胁。在抗金义军中最著名的当数红巾军、五马寨等，河北招抚使司都统制王彦带七千禁军在太行山区进行游击战，也聚集了不少义军。王彦这支部队很多人在脸上刺八个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以表抗金决心，被称为“八字军”。这些义军都给金军制造了不少麻烦，但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金帝国组织严密的正规集团军，而广阔的华北平原也难敌女真铁骑的强势冲锋，最后宗泽将这些义军都聚集在东京周围，统一指挥。河东有一位名叫王善的“巨寇”，号称有七十万众，宗泽单骑到他营中劝降，以国家大义说服他，直说得泪流满面，把王善也感动得泪流满面，接受了招安。但如果真有七十万人的话，宗泽哪儿去找那么多军粮和军饷来供应？
黄善潜、汪伯彦还在竭力揣唆高宗避入江南，曾在靖康之难中直言上书诛杀“六贼”的太学生陈东这时又站了出来，与新科进士欧阳澈联名上书要求罢免黄、汪等投降派，整军抗金。结果黄、汪等权相以煽动闹事为由，将两人诛杀。大家注意，这里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宋朝是不能以言论杀士的，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因言论而被杀的士人确实也仅有此例。关于此事，现代宋史权威王曾瑜老师曾考证陈东曾上书言高宗继位不当，促成了高宗杀他。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什么言论都是不能被杀的，这是基本原则。后人一般认为宋太祖不以言论杀士的祖训刻在誓碑里面，只有继位的皇帝才能看到，高宗不是通过正常程序继位，所以没看到这块誓碑。而数年后从金国归来一些靖康之难中掠走的宋臣，他们可能转告了徽、钦二帝的太祖遗训，所以高宗才非常后悔，为陈东、欧阳澈*，追赠为承事郎。不久后李纲也被罢官，执政仅70天，现在很多人说是投降派打倒了主战派李纲，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当时李纲是被殿中侍御史张浚以性情暴躁并有一些违纪行为弹劾下台的，确实也不冤枉。张浚不但不是投降派，还是南宋初年的主战派首领，南宋的主战派大多是他当宰相后提拔起来的，说李纲是被投降派排挤下台的说法完全不对。
建炎元年底，金国以张邦昌被赐死为由，分三路南下，讹里朵率东路军攻山东，粘罕率中路军攻河南，左元帅府又派娄室与西夏配合攻陕西。宋军现在的防御力比靖康之难时更弱，宋高宗再不迟疑，逃到了扬州。金东、中两路军进展都不是很顺利，遭到顽强抵抗，尤其是宗泽镇守东京，连败金军。中山府从宣和七年就被围，支撑三年才粮尽被攻破，其气概完全不下龙城太原。西路军相对运气最好，娄室进攻长安时恰逢地震，金军拥入，天章阁直学士、京兆府路经略使唐重等宋臣死节。唐重被追赠为资政殿学士，谥恭愍。但娄室继续进军时，熙河经略使刘惟辅率军来战，刘惟辅阵斩金军先锋哈番，西路军士气大溃，退兵逃离，可见陕西军的战斗力完全不在鼎盛时期的金军之下。
抵住了金军攻势后，宗泽奏请高宗还都东京，实施全面反攻，但是在危险的战略局势下，高宗始终没能回到前线。宗泽一年之间上书二十余封都没有获批，不由得忧愤成疾。宗泽死前一天长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这首感叹诸葛亮的名句也正是对宗泽的命运写照。第二天，风雨昼晦，宗泽行将不免，家人和属下哭问后事，宗泽没有谈一句家事，只是连呼三声“过河！”然后溘然长逝，留下了未能收复故土的遗憾。宗泽卒后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号忠简。
宗泽卒后北京留守、河北东路制置使杜充继为枢密直学士、东京留守，但他对自发抗金的义士态度很差，聚集在宗泽身边的义士大多离去。这些人留在宗泽身边是抗金义士，一旦离开就成为四处劫掠的真正盗贼。金国将徽、钦二帝封为昏德公、重昏侯，这两个封号带有明显的污辱性质，金国却用来称呼别国皇帝，显示了金国初期的素质非常低下，中国正统的王朝从来不会作出这样下作的事情。金国又决定穷追宋高宗，仍分三路南下。娄室仍进攻陕西，他先招降府州的折可求，承诺将关中之地都作为折家的世袭领地，于是折可求降金，河东一带只剩下孤城晋宁军（今陕西佳县）。折家军为宋帝国守边167年，一直忠心耿耿，立下战功无数，到此时终于走到尽头。折家虽忠，最终还是叛去。
娄室让折可求到晋宁军招降，知军徐徽言登城大骂，引弓射折可求。可求心中有愧，掉头离去。娄室率金军与徐徽言大战，陕西军又屡败金军，阵斩娄室之子。但娄室愈发急攻，城内水源已尽，徐徽言估计支持不住了，于是下令烧毁守城的器具，与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并肩站在城门中，格杀不少金兵，又准备自刭殉国，不辱于敌手，被部属救下。后来大批金兵冲入将其俘获。娄室与徐徽言见面，道：“现在你们的二帝都已经北去，你在这里为谁守土？”徐徽言慨然道：“我为建炎天子（指新立的宋高宗）守土！”娄室又道：“我军已经南下，中原尚且不保，你又是何苦？”徐徽言怒道：“我只恨无力杀了你去见天子，现在只知以死报太祖太宗，不知其它！”娄室又拿出金帝的制书道：“只要你投降，可以将陕西作为你的世袭领土。”徐徽言怒吼道：“我受国恩死得其所，你亲手杀了我吧，不要让其他人来！”娄室拿起戟指向徐徽言，想看看他惧怕的神色，然而徐徽言毫无惧色，披开衣衽迎向娄室。娄室也不由得长叹，向他敬一杯酒，徐徽言骂道：“我怎能饮你的酒！”犹自谩骂不已，娄室知终不可降，将其射杀。死讯传到粘罕处，粘罕大怒道：“娄室怎能擅杀义士以逞私愤？”宋高宗得到死讯非常悲痛，认为徐徽言的忠义甚于唐朝忠臣颜真卿、段秀实，追赠为彰化军节度使，谥忠壮。
在折可求和徐徽言两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同样面对金帝国世袭领土诱惑时，8世为大宋忠心守土167年的折家军最终还是选择了叛降，而朝廷命官徐徽言却尽忠死节。在制度非常规范的宋朝，折家军作为党项族的世袭领主，被朝廷特许世守麟府，在167年中，折家军对大宋不可不谓精忠，作战不可不谓勇猛，直到北宋崩溃的时刻才离去，也算是对得起大宋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普通公民徐徽言在面对成为世袭封建领主的诱惑面前，依然坚守臣节，显然是比折家更高一层次的境界。徐徽言的尽忠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进步，汉民族已经脱离这种封建领主社会太远而且儒家的精忠思想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受到制度的约束，即使有人同意投降，也很难以领主的身份将汉民转化为他的私有财产，外族许给宋臣的这种支票其实很难兑现。关于这个问题开禧三年（西元1207年）会有一位独立条件比徐徽言强得多的宋臣现身说法，向世人展示谋求独立的国家公民会是什么下场。
粘罕、讹里朵的主力在濮州（即濮阳）城下会合，将濮州城团团围困。将官姚端突出奇兵，直袭金中军，粘罕几乎被擒，赤足逃走，异常狼狈。这场战斗在许多野史中被演绎成非常精彩的桥段，可惜正史中语焉不详。受辱的粘罕大怒，率军急攻，33天攻破城池，姚端率死士突围而去，粘罕将全城军民尽行屠杀。金军又攻澶州，显谟阁学士、知开德府王棣本来率军民固守，但金军谎称王棣已经投降，城内人居然信以为真，将王棣乱拳打死，城遂破。事情弄清楚后王棣被追赠为资政殿学士，但可见当时宋朝军民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焦躁慌乱的状态了。金军又进攻相州，徽猷阁直学士赵不试知不可守，问众人请降如何？众人泣而不答，于是赵不试向金军请降，条件是不屠杀。金军同意后，赵不试举家投井而死，既保全了一城人民性命，也保全自己的忠义。
面对金军的强大攻势，宋朝军民绝大多数都选择了誓死以抗，但是也有不耻之人。知济南府刘豫早就准备投降，城内军民不许，刘豫竟将骁将关胜杀害，跑到金营投降。这位关胜就是《水浒全传》中梁山第五把交椅天勇星关胜的原型，由于其忠勇，被演义成关公的后代。而刘豫这种罕见的忠金姿态得到了金人的赞赏，后来扶植为帝，建立伪齐，打造成首席汉奸。在河北、山东、山西快速丢失后，杜充没有足够的兵力在平原上抵御女真铁骑，于是决开黄河口御敌，整个中原大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西元1129年）一月，粘罕攻破徐州，派先锋完颜拔离速、乌林荅泰欲、耶律马五率五千轻骑奇袭扬州行廷，宋高宗得报时金骑离扬州已不足百里。此时，骑兵的机动优势又极大的体现出来，宋军所存的主力都还在徐州前线，根本来不及回救行廷，宋廷历史上最慌乱的一刻出现了，宋高宗带近臣乘船渡江快速逃往镇江，御舟刚驶出瓜州渡口，就看见耶律马五的轻骑已经赶到渡口！这一段故事在许多野史中被演义成“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格外惊险。高宗又从镇江逃往杭州，中途许多重臣死于混乱之中，还有一些下落不明。金军占领扬州后大肆屠杀平民，造成了惨烈的“维扬之祸”，混乱中军民议论纷纷，都认为主张逃跑的黄善潜是罪魁祸首，好几位姓黄的重臣被群众误认为黄善潜，死于乱拳之下，但黄善潜本人却安全逃到杭州。当然，他逃到杭州不等于真的安全了，现在大家也都认定是黄善潜和汪伯彦的逃跑政策导致了“维扬之祸”，御史中丞张徵弹劾二人大罪20条，最终被罢为知江宁府、知洪州，以户部尚书叶梦得、御史中丞张徵暂时主持尚书左右仆射的工作。拔离速的奇袭部队退出扬州后，宋廷暂时恢复了正常，与陕西军重新取得联系，以龙图阁待制王庶为陕西节制使，准备出动陕西军与金军对抗。
然而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意外，先期高宗派鼎州团练使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护送孟太后到杭州，有一支相对没有受损的精兵。苗傅认为自己很有功劳，但是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却升官比他快，当了签书枢密院事。苗傅认为王渊是宦官内侍省押班康履引荐，而康履是导致溃逃的祸首之一，现在杭州却派头很大，恨得咬牙切齿，于是联络与王渊有怨的刘正彦举行兵变。二人在行宫门外设伏，等王渊退朝时突然抓住一刀砍死。紧接着二人又派兵包围了康履的宅第，分兵捕杀宦官，见到没有胡须的人都杀掉。高宗得报后非常紧张，先派宰相朱胜非前往诘问，苗傅理直气壮道：“苗傅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耳。”苗傅见到高宗车驾后先山呼万岁，然后说高宗赏罚不均，王渊该杀，还要杀康履。高宗此时无奈，只好杀死康履。苗傅又说高宗不应当即位，要求他退位，让三岁的皇子即位，并让孟太后摄政，改元明受，此事史称“苗刘兵变”。
兵变发生后，臣民们都非常错愕，按宋朝的制度设计，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大家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关键时刻，时任吏部侍郎的张浚立即反应，找到资政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要求他签发军令，调集兵力平定叛乱。吕颐浩本来正在迟疑，有了张浚态度强烈的要求，下定决心调兵平叛。很快，御营前军统制张俊（俊，不是浚）、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以及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使、殿前司都指挥使刘光世几员大将接受传檄，带兵前来平叛。苗傅先派人刺杀张浚，但刺客深明大义，来到张浚房内表明身份并提醒他注意苗傅的暗杀。苗傅又向张俊、韩世忠许以节度使之封，但无人响应。韩世忠的妻儿本来都在苗傅手中，朱胜非骗他说如果派韩世忠的妻儿去劝降一定效果很好，苗傅居然听从了，可见智力相当低下。于是孟太后封韩世忠妻梁氏（野史称梁红玉）为安国夫人，带着小儿子跑出城去让韩世忠速来勤王。韩世忠率军猛攻杭州，苗傅派兵抵御，张俊、刘光世军相继支援都未能攻克。韩世忠下令：“现在是以死报国的时刻！士卒凡不面插数矢的都是没有力战，皆斩！”于是士卒无不奋勇。但这时苗军又拿出神臂弓防御，韩军确实冲不上去。韩世忠怒目大呼，亲自拔刀突前，苗军防御终于溃败。苗傅、刘正彦二人带两千精兵仓皇逃窜，韩世忠急忙找到高宗，高宗见到韩世忠激动得握手恸哭。韩世忠表示苗傅带着精兵逃到南方，如果不立即剿除将有后患，于是高宗诏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江浙制置使，追击苗刘。韩世忠在渔梁驿（今福建浦城）追及苗刘，持戈挺身在前，苗军士卒望见纷纷道：“这是韩将军！”于是惊溃。后来韩世忠抓住了苗、刘，均伏法，宋高宗复位。
高宗复位后封赏功臣，首功之臣张浚封为中大夫、知枢密院事，年仅33岁，成为寇准以来最年轻的宰执。吕颐浩封为同平章事兼御营使，成为首相。韩世忠封为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高宗手书“忠勇”二字作为军旗，封其妻梁氏为护国夫人。武将兼领两镇节度、妻同受封，韩世忠都开了先例。张俊封为镇西军节度使、御营右军都统制。
从苗刘兵变及其结果来看，这是一场非常意外的突发事变，按照宋朝的时代特征，本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这件事的快速处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它本身确实不该发生。当一个规范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完善的组织结构后，或许有人能趁混乱的时局作一把乱，但很快就会被当作误差处理掉。
趁这个机会，宋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搭建了更加适合时情的班子结构，尤其是重新设置御营司，成为皇帝亲掌禁军的机构。高丽、越南等藩属国也找到了新的朝廷，开始遣使来朝，现在宋廷终于挺过了靖康之难这场重大的公共危机，渐渐走回正轨。而北方的金帝国也扶植主动投降的刘豫为帝，国号大齐，统管华北平原，作为金帝国在中原的代理，自身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以适应统治中原其他民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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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荡水战
黄天荡水战
金帝国进行大规模改制后内部权力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金太祖、金太宗从弟，代表汉化势力的完颜挞懒（汉名昌）逐渐掌权，他与靖康被俘的宋臣关系甚密。金太祖第四子完颜兀朮（zhū，汉名宗弼，野史称金兀朮）也开始掌握军权。建炎三年闰八月，挞懒又决定分四路攻宋，娄室仍率西路军攻陕西，挞懒自率军攻山东、淮北，拔离速、耶律马五攻湖北，兀朮率主力出归德军，目标直追宋高宗。
这一次金军在北方的进攻依然顺利，拔离速探得孟太后在南昌，快速攻克南昌的北面屏障，直取南昌，孟太后被迫逃离。十一月初，兀朮也很快攻克和州（今安徽和县），又进攻采石渡准备渡江。知太平州郭伟反复击败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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