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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回首"文革"-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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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关 于 《二 月 提 纲》
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这件事发生后,彭真同志觉得需要制定一个学术批评的方针(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过中央批准),以免发生混乱。因此,便有《二月提纲》的制定。在负责制订《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主席汇报后的第二天,许立群在###给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一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在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讲话时说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着急,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二月提纲》就变成“反革命”的东西了。
1966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
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
关于批《海瑞罢官》
1963年以后,我同江青的接触多了。同江青打交道,本来应该是周扬的事,但他不愿意管,要我同她联系,我无法推辞。江青曾对我说,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他来管文艺。
江青曾对我说过,她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当时还没有提出罢官问题。有一次,她又对我说:最近,我把关于剧本的意见对主席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可见,不是主席先看了剧本,是江青看了以后告诉主席的。但是,她没有说主席要批判。有一次,在###的会议上,周扬说:在《海瑞罢官》问题上,我们欠了一笔债,怎么办?因为江青也对周讲过这个剧本的问题。但是,###始终没有组织对它的批判。
1965年冬,上海突然发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张春桥曾来北京一次。他打电话给康生,想见面,实际上是想摸底。当时,康生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回答说,没有时间。后来,康生突然让秘书通知张春桥,要见。张回答说,飞机票已买好,不去了。可见,张春桥是有恃无恐的。
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
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
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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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1)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那是1976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HT5K〗〖GK2!〗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HK〗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1975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2)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吴冷西和胡绳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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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1)
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内许立群于1966年1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1月17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辑、《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首先表态:大家讨论了如何执行主席指出的要击中《海瑞罢官》中关于〃罢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说,前提是执行,是〃跟〃(虽然后来被批判为〃抗〃)。反映的问题是: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美谈中的那一出戏)。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还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提出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这个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座谈会上的反映,而是这些报纸向###请示过、###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2)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1月18日送上去,没有回音。
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1)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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