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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回首"文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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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二十三条》是这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它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活动中,我们直接感受到的,还不是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而是纠〃左〃,纠正在《二十三条》以前普遍出现的对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错误。《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慰,很快同原来大队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当干部,但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
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缺点错误。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三、北大的运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缺点讲了几条:工作队没有同北大的干部结合;把北大看作烂掉了、要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也有问题。据说,对北大的结论,是中央常委讨论过的,〃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说的。
短暂的平静:〃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2)
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理论处的)和我,就把三月三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至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表面的稳定和平静。
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两个〃南方谈话〃(1)
这平静中也有一点波澜,都是与关锋有关的。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会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但经过全面了解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作情况,排除了他搞政治影射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认为吴的一篇介绍李冰父子的历史短文,是影射攻击我们的大办水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这样的风气不可长,动辄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为影射,是不好的。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据说,关锋发言,说我的发言是针对他和王子野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小组会,是参加会的别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根本没有看过王子野的文章,说不上针对王子野,不过,我没有去辩白,当然告诉了许立群,也许认为不必管它。这是一件小事。比较大的事是,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
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月1日,林涧青和我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的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关于〃放〃不是钓鱼的说法,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
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
两个〃南方谈话〃(2)
《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七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
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示,《汇报提纲》中讲左派要警惕,不要变成〃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这个情况许同我们说过,我们觉得彭真这话说得挺幽默的。
风暴的再起(1)
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在我是进入四月才开始感觉到的。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的第二篇文章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
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3月28日到30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是'阎王殿'〃。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我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叫我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这样的无理批评,使许立群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4月10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政,这个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准下发了。
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有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这一篇话被人议论至今,议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郭沫若作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近日读到《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其中有1966年5月6日范老致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大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老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些信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
风暴的再起(2)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在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5月19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已经揭开了。
###〃阎王殿〃被砸烂了。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我和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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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1)
〃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当时,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这批大字本已于1993年5月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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