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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之死大揭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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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日军分四路，猛攻平壤中国驻军。
战斗异常激烈。清军将领左宝贵率部力战阵亡。
尽管士兵奋勇作战，但终因无临战准备，各部队间没有协调，互不统属，而很快即被各个击破，全线崩溃。
八月十七日，清军前线统帅叶志超竖起白旗，丢弃平壤城，向北逃窜，一夜狂奔300里，仓皇渡过鸭绿江，退回国境。
这就是有名的平壤之战。
陆战失败的同时，清军又在海上与日军遭遇。
八月十八日，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清朝北洋海军主力，大小战舰18只，在完成运送援军任务，返回旅顺的途中，在黄海大东沟水域，遇到日本海军拦截，双方发生激战。
丁汝昌登上“定远号”的飞桥指挥作战。才打出第一炮，舰艇因年久失修，飞桥震断，丁汝昌从高空摔下，身负重伤。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指挥作战。
战斗打了一个下午。
官兵们非常英勇，战绩可歌可泣。
“致远号”受重创后，在舰长邓世昌的带领下，开足马力，向日本战斗力最强的“吉野”号撞去；誓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幸中敌方鱼雷，全舰官兵25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
“经远号”在追击一艘敌舰时，中敌鱼雷，船体下沉。但仍然奋力开炮射击，决一死战，船上官兵除16人后来获救外，其余均为国捐躯。
此役，北洋海军有13艘军舰参战。其中两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逃离，它们还撞沉了自己的一只船。有三艘被敌人击沉。其余七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
是为黄海海战。
平心而论，黄海战役双方只打了个平手。中国方面，损失四艘军舰。日本方面，则有“吉野”、“赤城”、“比睿”、“西京丸”，以及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乘坐的旗舰“松岛”号等被重创，“赤城”舰长坂本丧命。中国方面损失稍大。
但是，李鸿章却被日舰的炮火所吓坏。
他认为，清朝海军打不过日本舰队，遂抛出所谓的“保船制敌”的方针。命北洋海军全部躲进山东威海卫港内，从此不准再出港与日军交战。
恰恰是这种惧敌畏缩政策，导致了日后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的失利，使清朝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然而日本侵略者却抓住时机，把战火一直烧向中国本土。
九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按照预定计划，分两路同时向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一路是由朝鲜的义州渡过鸭绿江，直接进入东北。
沿鸭绿江驻守的四万余清军，除部分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外，其余皆望风而逃。日军轻易占领盛京东部重镇、中朝交通孔道的九连城，并接连占领安东、凤凰城。随后兵分两路，相继占领了长甸、宽甸、岫岩、海城等战备要地。
另一路日军三万余人，由司令官大山岩率领，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目标是占领旅顺港。
旅顺港是北洋海军的一个基地。在战略位置上，它与山东的威海对峙，是扼守渤海的大门。从光绪六年起，李鸿章在这里开始修筑炮台。以后又在旅顺口建起一座大型船坞，并建造海岸炮台十三座，陆地炮台九座，装备了从德国购进的比较先进的武器，花费白银数千万两。
大山岩部日军在花园口的登陆行动，用了12天时间才完成，但是始终未受到清军的任何抵抗。这连日本的指挥官们都非常奇怪。原来，清军竟然没有在这里设防，以致日军能够顺利地集结部队，扑向金州。
黄海波涛（6）
金州是旅顺的陆路屏障，对于防卫旅顺港，具有重要的战备意义。旅顺守将徐邦道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从旅顺那里增派兵力，加强金州的防御力量，但被李鸿章斥为“糊涂胆小”，命驻旅顺各部队自守营盘，不准出援。
军力单薄的金州，遂很快丧于敌手。
十月初七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炮台进攻。
大连湾炮台与旅顺互为掎角，有炮台六座，各种火炮120余门，炮弹240多万发，另外还有大量的枪枝弹药。
但是这时的李鸿章早已被日军的凌厉攻势所吓坏，丧失了据守大连的信心，做了放弃大连的打算。大连守将赵怀益，遂在侵略者发动进功的前一天，即逃往旅顺。
李鸿章把经营多年的大连湾，拱手让给了敌人。
日本陆军当天即轻易夺取了大连。第二天，日本海军按照预先的作战计划来进攻时，竟意外地发现，这里已经挂起了日本国旗。
经过十天的休整，日本侵略者转而向旅顺发起总攻。
这时旅顺有清朝守军13万余人，兵力可谓雄厚，凭借要塞的军事工事，被李鸿章视为“固若金汤”。然而守军将领斗志涣散，除徐邦道率部奋力抵抗外，其余纷纷溃散。
仅四天时间，清朝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旅顺陷落。日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占领旅顺后，侵略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威海卫港。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东端。海港的南北两岸，犹如两只臂膀，突入海中，形成半圆形。刘公岛横置其前，日岛、黄岛又紧紧与刘公岛相连，形成海上的开然屏障。
由这道天然屏障护卫的海湾，是理想的停泊船舰之地。威海卫港是北洋舰队最重要的港口。
日本军队就是要消灭躲在海湾里的清朝北洋海军舰队。
此时，港湾中停泊着战舰九艘，炮艇六艘，鱼雷艇13艘。
对于日军的计划，光绪皇帝已有所察觉。他命令李鸿章把北洋舰队调出港口，抓住战机，向敌人进攻，以免坐困。
但是李鸿章竟违反光绪旨意，对北洋舰队各舰舰长下了死命令，谁也不许出港，若是违令出港作战，即便取胜，仍然有罪。
正是由于李鸿章顽固地坚持他的“保船”宗旨，北洋舰队的悲剧随之而来。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日军再次采取从陆路包抄的战术，由海军运送二万多日本兵，在威海卫的成山登陆，向威海卫港发动攻势。
光绪又命令李鸿章将“定远”号等舰只，冲出港湾，击毁日船，断敌后路。
李鸿章再次违令。
十天后，日军从陆路占领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同时又封锁了港湾的出海口。
北洋舰队成为瓮中之鳖。
日军用陆岸炮台及军舰上的火炮，一齐向停泊在港湾内的中国舰船开炮轰击。
北洋舰队的许多官兵奋力还击。但敌人炮火越来越猛，不断有战船被击沉。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向北洋舰队统帅丁汝昌致信，劝他率舰队投降，被丁汝昌坚决拒绝。
形势愈益危急，丁汝昌遂命尚存的各舰冒死突围。
但是舰上的外国船员和贪生怕死的将领，都拒绝执行命令。
在刘公岛上的弹药快要用完的情况下，丁汝昌下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
又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
丁汝昌遂愤而自杀殉国。
于是由英国顾问浩威出面，假托丁汝昌的名义起草降书。缴出残余舰艇11艘，以及刘公岛上的炮台、军用物资，向日军投降。
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与此同时，在山海关外的陆战，清军也一败涂地。接连失去牛庄、营口、田庄等军事要地，战线溃散。
由于受妥协路线的干扰，军队的腐败，清朝输掉这场战争，已成定局。
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较量逐渐尖锐起来。双方斗争的格局，也发生的改变。
战争之初，由于全国上下强烈的抗战呼声，慈禧太后还不敢公开推行其妥协退让政策。只能耐下性子，坐守颐和园，
静观局势变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威慑作用，以及手握军政大权的李鸿章在前台的表演，左右局势，使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展。
但是事实并非尽如其意。
当清军节节败退，侵略者进入中国本土作战的时候，慈禧太后再也坐不住了。
她看到，日益临近的六十寿辰庆典，已经无法按照预定计划，轰轰烈烈地举行。人们和朝廷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战争。
她更担心，东北的盛京（即今天的沈阳），被日军占领。
盛京是清朝在关外的发祥地。这里有早年的皇宫，有祖上皇帝的坟茔。入关之后，这里又被定为陪都。
清朝视盛京为根本。
然而，慈禧最害怕日本军队把其所向披靡的锋芒指向北京，重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她与咸丰帝仓皇出逃的狼狈局而。
慈禧太后终于亲自站出来，干预光绪皇帝主政了。
她先在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发出一道懿旨，降低庆寿典礼规格，令庆典仍在皇宫中举行。在颐和园筹办庆寿之事，即该停止。
两天以后，她就迫不急待地如召重臣开会，讨沦当前局势，提出议和主张，干预战事的进行。
她派翁同龢前往天津，要李鸿章设法媾和。
以后又不断召集军机大臣，商量和谈问题。
每次会议，争论都非常激烈。翁同龢、李鸿藻等坚决反对妥协。孙毓汶、徐桐等则执意说，如不同日本媾和，就无法保护陪都及皇陵。
光绪也出来反对。
但是慈禧太后对此置之不理，以后干脆抛开光绪，一切
议和活动都背着他干。对光绪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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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激变（1）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清朝政府的惨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如前面所讲，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狂潮，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而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这场战争犹如催化剂一般，使得各种矛盾以及权力之争，更加明朗和尖锐化。
太后与皇帝之间矛盾的公开和进一步加剧，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变化。
这一点，甚至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当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外埠的官绅阶层之中，盛传着“母子异心”的说法。
的确，甲午战争促使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这场战争使得两者的矛盾，由以往的朝廷权力之争，扩展到政治见解、治国方针的对立。
慈禧太后出于一己之私，在内政方面，一切因循守旧，把注意力集中到培植亲信势力；控制朝廷权力上。对外则退让妥协，满足列强的利益要求，以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
光绪皇帝则要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增强国力，抵御外辱。
在清朝的最高统治层内，由于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两种治国方略，因而也就很自然地逐渐形成了分别以太后和皇帝为核心的，具有不同施政主张的两个官僚集团。
它们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帝党”和“后党”。
人们习惯上，将围绕在光绪皇帝周围，努力贯彻执行其政策方针的政治势力，称为“帝党”；把慈禧太后身边，着意奉承其意旨的官僚集团，叫作“后党”。
“帝党”和“后党”也可以说是甲午战争的产物。
因为虽然早在中法战争时，光绪和慈禧周围都各自集结了一批大臣，但那时无论是政治见解，还是君臣关系方面，都还处于雏形阶段。甲午战争中，双方反复较量，政治主张更加鲜明，最终形成了两大阵营。
“帝党”和“后党”都是由朝中具有一定影响，甚至地位非常显赫的官员组成。
在“后党”中，恭亲王奕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掌握朝中政柄时间最长，而且也最能干。
奕䜣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六弟。当道光在世的时候，奕以其聪明能干而非常受宠。咸丰做皇帝以后，则因此而遭到猜忌。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咸丰五年，因为为他的亲生母亲静皇贵妃争皇后封号，被罢去军机大臣等职务。
咸丰六年，英、法侵略者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避难。迫不得已，任命奕为清朝与英、法议和的全权大臣，分别同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
奕䜣第一次在政治上与慈禧的紧密合作，是在咸丰帝去世之际。那时留守北京的奕，同身在热河避暑山庄的慈禧，遥相策应，密切配合，发动了著名的“祺祥政变”，推翻了咸丰帝临终前制定的辅政大臣班子，帮助慈禧太后临朝听政。
奕䜣也因此被封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依照军机处模式成立的，乃是清朝晚期最重要的一个权力部门。总理衙门的官员，被分为大臣和章京两级，由亲王一人总领。主管各国外交和通商、各关税务、保护民教、各处招工、陆路通商、边防疆界、设埔保工、南北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要塞炮台、制造、学校、电线、铁路、矿务等，总揽了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关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实际成为清朝的“内阁”。
但是奕䜣同样也受到慈禧太后的猜忌，双方之间存在着权力倾轧。中法战争中，慈禧曾找借口，罢去了奕䜣的议政王等一切职务。
当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慈禧太后为了应付危局，架空光绪的权力，不得不再次启用奕䜣，命其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不久又命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并任军机大臣。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奕䜣病逝。奕䜣前后任总理衙门大臣凡28年。
“后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醇亲王。
醇亲王也是“祺祥政变”的主要参加者，并因此而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以后一直为其所倚任。奕被革除一切职务后，即由奕掌管军机处。不久又受命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在这期间，奕大量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深得慈禧赞许。光绪十七年，醇亲王病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红墙激变（2）
“后党”中，还有一位满洲亲王：礼亲王世铎。
世铎虽然也是亲王，但他没有奕、奕那种与道光帝及咸丰帝的近密的血缘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像两人那样，始终地位显赫，权倾朝野。
世铎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后代。他进入清朝最高枢政班子的时间较晚，是在奕被罢去一切职务后，由奕向慈禧太后推荐，而受命为军机大臣的。
世铎进入权力中枢圈子之后，干得非常卖力。他事事揣摸慈禧太后的心意，禀承其意旨。策划太后之“训政”、“归政”，出笼《训政细则》、《归政条目》，世铎都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不过在醇亲王死后，世铎与慈禧太后的关系有所疏远。他在宣统年间去世。
奕劻也是“后党”中的一位满洲亲王。
奕劻乃乾隆皇帝十七子永璘的孙子。他也是在奕被罢免一切职务，出现权力真空时，进入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光绪十年，慈禧太后任他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而且被封为庆郡王。第二年，命与醇亲王一同管理海军事务。十年之后，晋封庆亲王。
自醇亲王去世，奕劻开始主持军机处，成为继醇亲王之后操掌朝廷军政实权的要臣。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积极参与妥协议和活动，逼迫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其后，当八国联国侵华时，他又同李鸿章一起留守北京，同任全权大臣，与各侵略国议和，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奕劻又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进入宣统朝，仍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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