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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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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仁化呢？”阎锡山说，“就是：为父母的，对子女要慈；为子女的，对父母要孝；为兄长的，对其弟要爱；为弟的，对兄长要敬；为夫的，对妻要义；为妻的，对夫要贤，以及交友要信，处邻要睦。村中的人果能个个各守其分，就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就成了一个顶好的村子了。”“村仁化”之标准如下：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厉行村制建设（10）
亲慈：爱而不溺，望而不迫；惟道义是期，非富贵是责。
子孝：善继其志，善补其阙，善养其身，善娱其心。
兄爱：让以联情，导以趋善；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弟敬：尊兄之志，从兄之言，匡兄之失，先兄之劳。
夫义：尚德不尚容，贵贱不移，扶之以道，信之当笃。
妻贤：清白持身，勤俭处家；助夫人孝，与人和睦。
友信：相结以义，相励以志；贫贱不忘，患难不变。
阎锡山设想，村中百姓只要照此“仁化标准”，人人各修其身，再辅之以村民会议、村禁约、息讼会、保卫团等行政手段，其“村本政治”则不难实现也。
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始于“村制”与“用民政治”，终于“村治”。其孰优孰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村本政治”实施后，深得北洋政府之赞赏，多次通令各省仿效之。1919年5月10日，赵戴文在赴京晋谒大总统徐世昌时，谈及山西行政建设，徐“面露欢慰之容，并谕此后晋省新办事项，可早报中央酌令他省仿行之”。 次年3月19日，北洋军阀政府明令“各省参酌山西办法，推行义务教育。”后誉山西为“模范省”，屡屡嘉奖。
由于政府的褒扬，山西的行政建设在社会上也获得了相当的赞誉。《中国地方自治》第一卷第七期所载《阎锡山与山西村政》一文称：“当时各省大小战争，此胜彼败，无时或息，兵燹之余，土匪猖獗，民不聊生。阎先生抱保境安民，不参与内战之旨，加以政治修明，民生富裕安康，无游民，无乞丐，民国十三年统计，全省劫盗案共十七件，人曰为‘世外桃源’，中外共誉为‘模范省’”。
梁漱溟先生亦在其考察晋省时，发表演讲说，“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别的地方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那处不是民不聊生！连我们最低要求的生命还保不住，还讲什么别的权利！”
台湾学者吴文蔚在所著《阎锡山传》中称，“村本政治促长了用民政治，用民政治稳固了村本政治，二者相辅相成，故奠定了山西地方自治的良好基础。”
也有与上述意见相左的评价，认为“阎锡山实行‘村本政治’与‘用民政治’后，全省农村普遍建立起统治严密的‘行政网’，所有的村长村副、闾邻长都代行了警察的职权。所谓‘村本政治’与‘用民政治’的精神实质，则是必须做到：从不漏掉一村到不漏掉一家，甚至一人。把每个人的财产、事业、行为、举动都要‘看得住’，并且‘拿得起’才行。阎锡山将‘六政’与‘村政’同时并举，约经数年之后，为他割据山西，独霸一方奠定了基础。然而，人民群众头上的‘紧箍咒’却拧得越来越紧，当时在群众中传诵着‘头上顶着九层天，千查万问永不完’的顺口溜”。
“村本政治”的施行，充分反映了阎锡山执政伊始，急于建立自己的一套行政基础的强烈意愿。他试图通过“村政”，建立政令可以达于广大民众的基层组织，从而将自己的权力渗透到每一村、每一户，甚至每一个人，以保证自己意志的贯彻与实施。客观上无疑对于强化行政组织，维护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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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施以“洗心”“克己”
如果说“村本政治”是阎锡山政治统御的行政组织的话，那么“洗心术”则可称之为其政治统御的思想、精神，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的统御。
阎锡山有一句名言，即“为政当从人心上入手”。就是说，要拥有政权，必须首先赢得人心，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也。“洗心术”与“洗心社”就是阎锡山“从人心上入手”的独特精神统御。它要在精神上统一民众，以保证其“村本政治”的实现，和权力的稳固。
所谓“洗心术”：
一、是要求人民抛却私心，洗心革面，做一个新人。阎锡山说，“私心为人类之蟊贼，非洗净不可。” 私心人皆有之，那么，人人都必须“洗心”，以成为一个全新的有用之人。
二、“救国必先救人心”。孟子云，“教人以善为之忠”。“要挽回向亡国路上走的人，使其向爱国强路上走。即是使人人好，家家好；自己不做坏事，使人亦不做坏事。自己做好事，使人亦做好事。” “洗心”就是要“教人以善”，从而使人人都善，根绝天下之坏人坏事。
三、“唤醒人心”。“哀莫大于心死”，是故，“要医活人心。一传十，十传百，不难人人变成活心人，则山西人民可告无罪于国家矣。”
四、“人心为政治之资本”。政治之一切施为应以“主张公道”为起点，官吏当以国权主张公道，士绅当以民权主张公道。官绅不可作独善其身的官绅，“形成散沙之人群，必须一齐主张公道。”
五、“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凡人皆愿远祸得福，何以求之？求之在己。其故为何？人生有理、欲。欲求福，攻恶克己。欲免祸，扶植善念，伸张公道。凡人平日能领略步履公道正义之兴味，可认为福之来路，所谓‘君子上达’者也。凡沉溺于恶欲邪念之兴味中，可认为祸之来路，所谓‘小人下达’者也。上达之积，福无限量。下达之渐，祸无底止。一念归仁，福蕴胸次。一念违道，祸隐眉睫。抚躬自问，下一最公平之评判，究竟自己之视、听、言、动合于正义公道乎？即可预知祸福之朕兆矣。” 既然“祸福”无不由自己求之，那么，人若要求福而避祸，就必须“攻恶克己”。“攻恶克己”之途径就是“洗心”。
总而言之，“凡人意念所动，顺理者乐，顺欲者苦。人能顺理寡欲，即乐多苦少。顺与寡全由自心起。”“培植自身好善恶恶之天赋真心，权利不移，危害不惧，乃真爱国，所谓‘先觉觉后觉’，即觉此也。使人群公道森严、污秽无所长，国家焉有不富不强不文明者乎。” 欲国家富强文明，必须由“自心”做起，也就是“洗心”。
在阎锡山看来，“洗心”既为社会进步所必须，那么就需要施以“洗心术”，使人人之心得以清洗尽净。为了施行“洗心术”，首先，成立了“洗心社”。1917年3月11日，由赵戴文、孟炳如等人出面发起，在太原宗圣总会内成立了“洗心社”总社。总社以阎锡山任社长。下设分社，作为“洗心”之组织机构，实施单位。
其次，发起“自省”。“自省”者“悔过自新”也。为使人人能够悔过自新，仿照宗教的形式，成立所谓“自省堂”。在省城太原的洗心总社首先建有一个能容纳5000人进行活动的大“自省堂”。同时，要求各地均得设置“自省堂”。大“自省堂”内，书有阎锡山亲笔题颁的“悔过自新”四个大字之牌匾，高悬于墙上，作为警示。每周日为例行之“洗心日”。届时，洗心社派一人主持，阎锡山亲率文武官员到会，进行集体“自省”。各地则仿而效之。“自省”的主要仪式有：参加者全体一致静默，时间长达十分钟，近似于基督教的祈祷、忏悔；由“洗心社”之讲长作“洗心”讲话，阎锡山只要到会，也几乎每次必作讲演，所讲内容不外乎上述几方面，中心议题是依照宋明理学，教人“攻恶克己”，“去人欲”，“存天理”，“悔过自新”。
再次，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洗心”，大造“洗心”舆论。对于“洗心”，阎锡山是把它作为一场运动来搞的。几乎所有的宣传鼓动、文化教育机关，一时间尽在鼓吹“洗心”。阎锡山有关讲话、训词中的“警句”，如“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自己不做坏事，使人亦不做坏事；自己做好事，使人亦做好事”，“悔过自新”，“攻恶克己”等等，书写成标语，张贴于大街小巷，达到了俯拾皆是的境地。同时，还创办了专门性的期刊——《来复》周刊，以鼓吹“洗心”为其职志，每期都分发到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召集“进山会议”（1）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世界政局风云变幻，激烈动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链条上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新的*主义道路。1919年中国爆发了闻名于世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新的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阎锡山，作出了一个迅速的反映，这就是“怎样对由资本主义的弊病而造成的共产主义潮流”进行防预，进而提出一种介乎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适中”的制度。于是，就有了长达两年之久，以“人群组织怎样对”为中心议题的“进山会议”。
“进山会议”的直接导火线是一批旅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被驱逐回国。晋省自古有着经营理商的遗风，明清时，晋商几乎遍及全国各省，更有涉足国外者。在沙皇统治的俄国，晋人行商者也不乏其人。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集体化，被视为商业资本家的一些侨民自然列入了驱逐名单。1921年4月初，阎锡山“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电告：由莫斯科驱逐回国之山西汾阳县侨民已到哈尔滨，因无路费返家，请派员携款接回。”
这批被苏联驱逐的山西侨民，在山西当局的接应下回到山西后，公推五人为代表，进见阎锡山一面表达谢意，一面报称：“苏俄强迫农民对所产之食粮交公，因农民不从，杀人无数。后来俄国警察也消极怠工，苏俄即招雇中国人近十万，并给其中一人以将军衔，指挥拘束收食粮。后因受雇之中国人亦不忍为，遂将中国人驱逐。” 同时，向阎锡山呈递了一份题为“苏俄共产党怎样统治人民”的书面报告。
旅俄侨民的返晋，及其对苏俄政策的渲染和攻击，使早已对所谓“过激主义”持抵触态度的阎锡山，更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阎锡山敏感地意识到，“共产主义之毒狠，实有甚于洪水猛兽，苟若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以求对策，则共产党之势力蔓延，终将会成为世界人类之大祸”。 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以期消除制度形成的痛苦与残酷，创造长久的安和与幸福”。
有鉴于此，阎遂于是年6月21日，在督军府进山上之“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学政各界及所谓“社会贤达”24人会议，进行对策讨论。据吴文蔚先生之《阎锡山传》称，此即“进山会议”的首次会议。
会议以“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出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
会上，阎锡山宣称：
“时当炎热，拟假进山与诸公*一堂，开人群问题讨论会，借以消暑，想诸君亦乐为也。其研究题目如何，鄙人拟一道如下：‘人群组织怎样对’。
“至于研究之方法，鄙意吾辈当放胆为之，不要管过去历史如何，不要管世界各国现象如何？只要在我们心理上研究真理。
“诸君认为这个问题可否讨论？能否讨论？请先解决！
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召集“进山会议”（2）
“如可能讨论，我们先研究出大致的办法，日后再开大会，供之多数人讨论。至于会名，请众酌定。
“以山西论，有土地、有人民、有政权，遇此世界上政治、社会各问题，亟待解决之时会，我们当然应该讨论。至于讨论结果，能否解决，解决的是否确当，似不能由我们少数人专断，只好平心观察，将新旧习气一扫而空，从人生观上根本解决，期科学实际研究的态度，期于简易实行，不必采取高深哲理。
“至于会议名称，可就现在地址，定为：‘进山会议’”。
接着，阎锡山在会上进一步发表议论，“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活物。按吾东方文化，看的人之价值甚高。号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与天地合德，人为天地立心。惟其认人之本位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崇人道主义。如‘仁者人也’一语，即足以代表东亚先圣先哲对于人生之观念。鄙见以为人群虽大，总之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了解一人之心理，皆可推知人群之心理。试看人未有不想生活者，未有不想得好生活者。究竟如何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就消极方面言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谓。若就积极方面言之，如何能使自己有好生活，而并使他人亦有好生活。如何能使我之人群有好生活，而并使他人群亦都有好生活，此即己所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是在吾会之研究耳。”
此外，阎锡山还为会议规定了三条定例，即：“一、这句话一定得对。二、这句话一定得有儿子。三、这句话一定得无父母。”
阎锡山还在会上发表了他的“三一权衡论”。论曰，“如何叫作对？合乎理是对。什么叫作理？合乎人心同然就是理。能证明人心有所同然否？劫人货财，人皆恶之；济人饥寒，人皆善之；以天下为公，为天下得贤人，古今皆是之；以天下为私，为子孙争天下，古今皆非之；此可以证明人心有所同然也。”“一因有一果，无因必无果；二因非一果，二因若一果，一果必含二因，其果必不符合其一因。分其因，析其果，仍是一因得一果。因为一，果为一，因果相合是真一；权为一，物为一，权物相符是真一；内有一，外有一，内外符合是真一。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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