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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义诗经 心得-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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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葛:一桩三千年的公案(3)
可见上述三事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大的事,要是没有别的缘故,正常的话,应该是天天可以见到的。诗人显然是以这类情况起兴,来喻臣子若是正常的话,应该是天天可以和君见面的,但如果有了谗言,再亲密的君臣也会因此而生疏起来。这就是《毛诗序》所言的“事虽小,一日不见于君,如三月不见君,忧惧于谗矣”的谛奥所在,朱熹、姚际恒辈都错解了毛传。
  想一想恋爱中的男女,平日卿卿我我,不离半步,突然有一天见不到面,一下子就产生那种仿佛有好久没见面的感觉了,那么原来亲密的君臣不也如此吗?难怪诗人会发出“一日三秋”,恍如隔世之感。
  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毛诗、郑笺为何偏偏要离文索解而不取诗的明显意义的原因了,也不难理解“三家诗”在这一首诗的理解上竟然如此一致了。
  至于孔子所说的“爱妇”说,也迎刃而解了。孔子是说,诗人所畏惧的谗言其实正来自于君王的“爱妇”。《孔子诗论》隶定之后的原文是“《采葛》之爱妇……”后面的关键文字脱简。一些学者联系前面的“《扬之水》其爱妇, 利心(恨也)”,认为这句“《采葛》之爱妇,囗(悁也)”所脱的文字可能是一个“悁”字。这个“悁”字,毛传及后来的解释皆谓“犹悒悒也”。悒,《说文》训为“不安也”。那么,孔子的意思应该就是对《采葛》中君王听信爱妇的谗言而感到不安、忧愤。世上任何一种谗言都不及“枕头风”可怕。这与《论语》中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的观念是一致的。
  一首这样的小诗,直惹成一桩三千年的公案,这恐怕是诗人、毛公等人所未敢想像的吧。现代书生不敬古人,粗枝大叶,执著于文字来解诗,不亦可笑乎?
  

丘中有麻:若把贤人比美女(1)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王风·丘中有麻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将。
  中国古代本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专制社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然而,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却也留下了不少“尚贤”的典故。无论是武丁还是文王,乃至于春秋战国,五张羊皮买一个人,或者六国相印付诸一个人,一直到“三顾茅庐”,到努尔哈赤之与范大人,都表明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始终在社会上流传,并形成口碑。反之,弃贤、杀贤自古以来也成为昏君、暴君的主要罪状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政治又是一种贤人政治。不过,更多的时候,历代国君、皇帝好德之性总不如好色之性。孔子就说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东周的天子几乎就没有一个思贤、好贤的。周庄王是东周的第三任天子,他即位之后,周天子的势力范围进一步缩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在诸侯国的要求或者要挟下,跟随诸侯国攻打别的诸侯国,让天子之王师混迹于诸侯之师里面。后来,因为喜欢另一个儿子,他很想废太子另立,却没有成功,在他死后,就弄出了一场大变。《王风》到了这个时候才来思贤,不也晚了一些吗?
  关于《丘中有麻》这首诗,《毛诗序》说:“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立意与毛诗唱对台戏的朱熹,自然不相信《毛诗序》的这一说法。后人也跟着朱熹反诗序。
  可是,这一反,倒把这首诗反出了许多问题来。
  朱熹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男女期会私情的爱情诗,理论依据还是根据《诗经》时代的民俗。《周礼》不是说“仲春会男女”、“奔者不禁”吗,可见那时的男女相恋相爱比较随意,自由交合也习以为常,而且《诗经》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山有扶苏》、《隰有苌楚》等。
  这样的理解有没有道理?应该说是有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诗中何以见出是“仲春”?第二个问题,诗中的“子嗟”、“子国”、“之子”是什么意思?
  朱熹认为,“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岂不荒唐哉?当事人还形之于诗,岂不更荒唐?旁观君子又赋之用之于外交场合,岂不荒唐加荒唐?
  又由于子嗟、子国在毛传中认为是父子关系,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女子同时和父子两人约期私会了。
  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后人便有了新说,有的认为,他们是两个男子,但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父子关系;有的认为,“子嗟”、“子国”其实是同一个人;有的则认为,他们都是虚拟的人名。反正哪一说都似有充足的理由。
  现代人进一步肯定这是一首爱情诗,而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出新”,有的认为这是“女子等待情人,又担心别的女人在野外缠住了他”。有的则说是“女子叙述她与情人订情过程的诗”。
  但这里面还是出现了问题,如果《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又是谁?
  反正“子嗟”也好,“子国”也罢,都死了三千年了,死无对证了。于是各种说法纷至而来。有的说,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子产之父就叫子国。《孟子》也有,“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郑国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又有人以“嗟”、“国”为助词;还有人以“嗟”、“国”为动词:“嗟”是嗟叹之意,“国”是“掴”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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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若把贤人比美女(2)
好在汉字真的奥妙无穷,不管你怎么说,都能自成一说。总之,只要不与《毛诗序》同,就见“高明”。
  爱情这个字眼,仿佛成了现代人摆脱“封建”、脱离礼制的一杆旗帜。我读自朱熹以来的诗家说《诗》,只要跟男女有一点关系的,无不说成是爱情诗。这样一来,以至于屈原的辞赋中,凡是以美人香草喻君臣的都成了爱情诗了,不是有学者就认为屈原之死不是怀才不遇、遭小人谗言而死,而是与楚王争风吃醋而死的吗?
  现代人为何非得要是朱熹而非毛诗呢?我以为这里面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朱熹不是有名的保守派、道学家吗?他尚且认为是情诗,那自然是没错的了。而毛诗偏偏什么都要扯到帝王后妃身上去,这自然是胡扯了。
  以今观古,以今例古,就成了现代人说诗的通病。他们无视《诗经》时代,不管社会如何淫乱,也不管周礼如何崩解,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到了孔子以后的诸子时代,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不容置疑的。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啵纭で接写摹匪疲骸爸袃谥裕豢傻酪病K傻酪玻灾笠病!庇纱斯壑肚鹬杏新椤分辽俨皇歉救烁栌接肓礁銮槿斯肚抑隆
  就诗说诗绝对不是说《诗经》的办法。人们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朱熹先是信序,继而反序,其转变的目的都是为他的《四书》和理学张目。
  汉儒重故训,宋人重义理。宋人之义理,多为沙上楼阁,旋筑旋颓。汉儒之故训,是者甚多,误者亦复不参。解诗者务在返本归原。牛有角,何劳去之;马童首,毋庸续之。
  在这首《丘中有麻》诗旨的争论上,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被撇开了,那就是人们一开始就误解了《毛诗序》,以为他是讲《丘中有麻》写的是庄王思贤,实则是“国人思之”。
  “丘中有麻”,是说“麻在丘中”,比喻贤人在丘中。《毛诗序》说,丘中之麻是贤人被放逐后亲手种植的,也合情理。“彼留子嗟”的“彼”是指示代词一,不与本句中的“留子嗟”构成复指。相反,连起来,就是说,丘中有麻,那就是贤人留氏大夫子嗟(所亲手种植)。丘就是野,意即贤人在野。“麻”并不是后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麻地中的麻,而可以是一种“比兴”手法,以麻喻贤人。下文的“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都是这个意思。
  通观全诗,《毛诗序》所说的诗意在于“思贤”并不是无所依据的。国人看到贤人在野,故而思之,盼望他早早回到朝中,能够给人们带来福祉。“贻我佩玖”,“玖”是一种仅次于玉的石,意味着给百姓带来好处、恩惠。
  若把贤人比美女,倒也淡妆浓抹总相宜。若仅仅只看到了美女,则显然不伦不类矣。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1)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郑风·缁衣
  现代人读《诗经》,大都只看《诗经》里的风花雪月,思妇怨女,误以为这是我们的先人在歌唱爱情、追求爱情。实不知,这种风花雪月里却有大寄托,寄托着先民的理想,包括做人、处世甚至为政的理想之道。他们或歌颂或讽刺,把诗歌这种古老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诗经》中饱含着为政之道。我国古代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孔子他们归纳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这种理想之道又是从哪里来的?绝不是因为孔子是圣人,就以为他是天才,他学无常师,熟读经典,就是从当时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中来的,而其中《诗经》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古往今来,政治清明是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对社会的描述。
  而要达到政治清明,在现代人看来,要靠法治;而在我们古人看来,要靠贤人。贤人就是有德有才的人。《诗经》时代,不是没有法,周礼就是法,但有了法,还得有人去执法、守法。法向来只针对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礼不一样,礼最初是直接针对贵族上层的道德要求,后来礼也适用于下层人们,成了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贵族上层阶级不能失去礼,礼失或礼崩,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贵族沦为庶民,贵族地位的丧失。而下层庶民一旦掌握了礼这种贵族文化,他就可以跻身上层社会。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贤人政治被现代人称之为“人治”。但在古代,却被视为为政之道的首要条件,是政治清明的重要保证。
  贤人是君子的别名,往往也是与小人,与恶吏、谗人相对立的。《诗经》中有好几首这样的诗。如《缁衣》、《卷阿》、《巷伯》、《巧言》等等,而《缁衣》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毛诗序》说,“《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行,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武公就是郑武公,是郑国第二任国君。他的父亲郑桓公,《史记》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郑国开国比较迟,却是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桓公后来做了周天子的司徒,但在“烽火戏诸侯”之后不久和周幽王一起被犬戎斩杀于骊山。武公即位后,不久就灭掉了郐国,郐国为祝融八姓中妘姓支族后裔在中原地区所建诸侯国,在两周之际其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南省的密县、新郑、郑州、禹县一带,武公灭郑后就迁都到刽国的都邑,改名为“新郑”。武公后来也做了周天子的司徒。《史记》还记载了他的一件小事,当时武公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寤生,立为太子,一个叫段。但太子是倒着出生的,吓坏了武姜,武姜自然也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段出生时很容易,武姜喜爱段,想立段为太子。武公生病临死前,武姜到病塌前请求武公废太子另立段为太子,但被武公拒绝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武公是不受枕边风影响的。所以,《毛诗序》所说武公“善于其职”看来不是虚言。
  《缁衣》歌颂了武公如何礼贤尊贤,给他做缁衣,坏了重新“改为”,旧了另外“改造”,不适宜了,另外“改作”;贤人没地方住,武公提供他免费的商品房(馆舍),贤人吃饭不方便,武公亲自打发人把饭菜送上门。所谓“三敝而三锡之”,“三就而三餐之”。
  故《礼记》引用孔子所说:“于《缁衣》见好贤之至”,《礼记》还有《缁衣》篇,记录了孔子的话: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2)
在郭店楚简出土的《缁衣》简中,这一句则是“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美与贤意思都差不多。可见孔子对《缁衣》的重视。
  自古以来,亲贤臣,远小人,就是明君的做法。君臣关系十分看重贤与不肖的区分。
  《论语》中子路问治国之道。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已而雠之。贤者怨之,不肖者雠之,怨雠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孔子自己是亲身领受过这种小人在朝的滋味的。小人或奸臣虽然不得势,但倒会生乱子,今天给你一小鞋,明天给你使绊子,明里搞不过你,暗里总有办法。
  《说苑·君道》载汤问伊尹任贤之道。伊尹回答:
  “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道忧,下无邪恶,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好贤则进贤,恶恶则退罢,如此则“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孔子于三代兴亡治乱之际熟谂于胸,故于善善恶恶之关系自格外措意。《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也载景公问晏子为政之患,晏子答以“患善恶之不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有入矣;不善进,则善无有入矣。”
  孔子认为,善恶是互相敌对消长的,由此以见好善恶恶之不可稍怠,其与为政治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小人进,君子则退缩,没有别的原因,显然是君主用小人之才而不用君子之德。小人巧于迎合并且显得颇为殷勤,挟其长处善于投其所好。
  历史上的许多经验也告诉我们,君主治国,其刑辟之繁省与其能否好贤恶恶,亦即能否求贤得贤用贤有一定关系。奸臣当道,恣意妄为,滥用刑法,法又管不着,礼也莫奈其何。而且,一个政府的官僚机制总是有一定限制的,这种小人多了,势必占据了大量资源,阻塞了贤人的进身之路,而关键的是,小人在位,极大地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所以,君王须有真正的好贤恶恶之心,怀切实的求贤若渴之情,而后方能得贤;得贤而能真正用贤,然后才能“刑不烦而民咸服”。
  说到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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