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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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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此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他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电称：“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傀儡组织》（三），第54页。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划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罗君强：《伪廷幽影录》，第17页。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7）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里的“员”，应是军统人员；“行动”，应指暗杀计划。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下列记载：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
3月18日：“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3月22日，误刺曾氏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次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据该记录，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于4月6日，草拟《驳汪言要点》。11日继续写作修改。日记云：“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他自述“甚觉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据此可知，当日发表的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实为吴、蒋二人的共同作品。
《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但文章写得过于冗长、晦涩，并不见精彩。蒋介石认为该文“必生效力，而对敌方与汪逆及国内未知抗战利害之封建者发生影响为更大，其效已显见矣。”《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15日。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显然过头。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90页。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
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下手机会。蒋介石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对付汪精卫。其4月14日日记预定办法：一、对汪加以刑事处分；二、向法国政府交涉，使汪精卫回国，或不允其离河内。15日，蒋介石邀约叶楚伧、王世杰、陈布雷、张治中等讨论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显然，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的引渡交涉没有成功。。 最好的txt下载网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8）
【五】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贯以保持其地位和实力作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龙云的字。笔者注）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弟之希望，实系于此。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河内血案》，第239…240页。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不作任何活动）；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违）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
“桐工作”辨析（1）
——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务战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在香港和张治平、“宋子良”等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献中还留有大量资料，有些史家也乐于利用这批资料，以证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的动摇和妥协。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关系重大的谈判却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本文作者查阅了保存在台湾的蒋介石档案，发现其中有不少和“桐工作”相关的文件，将这些资料和日文资料两相比照，便会发现双方记载差异很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扑朔迷离。但是，仔细研究上述资料，查勘辨析，我们仍然可以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比较确凿地揭示出事件真相。
【一】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关于“桐工作”，日文档案集中收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题为《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为当年日本军令部第一部相关文电的汇编。档案号：*事变全般—127。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大东亚战史》大量引述了该项档案。该书有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本，与本文论述有关者分别见于《战前世局之检讨》、《对中俄政略之策定》两册，〔台北〕1991年。“桐工作”的参加者今井武夫1964年出版述及此事的*时，也收录了部分当年文献。中文资料则有中方谈判参加者张治平的报告、军统局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军统局审查张治平时留下的文件、时在香港参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致陈布雷的多通函件等。
比较日中两方资料，可以发现，双方对谈判的缘起、经过的叙述存在巨大差异。
（一）谈判缘起
日方资料记载：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国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担任香港机关长，找寻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会见宋子文的胞弟、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初则拒绝，后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夜，双方第一次会面。宋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国的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的准备，为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精卫政府。作者注）之前和国民政府认真商谈，先行停战，日本方面保证撤军。宋同时提出：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能否向蒋介石个人提交有关和平的亲启书信？《香港电第81、82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330页。1940年1月2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宋称：重庆方面仍具有日本预料以外的抗战实力；目前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毋宁说正在努力进行破坏。宋并称：通过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两三周内将赴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进行转告。《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第331页。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见。宋子良称：希望进一步获悉日方的真意。本人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0日将携带会谈结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会谈，宋称：自己已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蒋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蒋介石亲信的人物来港。铃木卓尔当即询问：“上述代表是否随身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第334页。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面。宋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桐工作”辨析（2）
中方资料不如日方资料详细。据张治平在1940年9月8日被审查时向戴笠所作书面报告，其经过是：七七事变后，张治平到香港避难，从事教育与新闻事业。1939年11月，日本驻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是张治平“抗战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铃木从日本驻港总领事岗崎（胜芳）处得悉张的寓所，突然登门拜访，向张坦白陈明此次来港所负使命，要求撮合。张当时告以此事不敢过问，将来有此路线时，再行通知。1月末，张治平偶与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曾政忠谈及，曾即介绍军统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卢沛霖与张“餐叙”。不久，曾政忠告张称：卢已奉令，“允于特工、舆情范围内与敌周旋。”《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张转告铃木，铃木致电今井武夫。今井和张治平也是老相识，有“十余年旧谊”。2月8日，今井武夫约同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共同来港，与张治平、曾政忠在康乐道十七号空屋内会谈。10日，今井武夫提出觉书八项，张电呈重庆后，又将原件寄呈。2月17日，张治平奉电召到重庆，报告经过，得到训示：“该觉书之荒谬，尤对于伪满问题、内蒙驻兵问题与汪逆问题，认为敌方之妄想。”《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张治平返港后，即偕曾政忠会晤铃木，“面斥其非”。同时通知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张治平申辩》，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铃木应允亲去东京、南京交涉后再谈。《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
上述两方资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起始时间。日方资料在1937年12月，而中方资料则在1940年1月。2会谈次数：日方资料有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14日等五次，中方资料则仅有1940年2月8日、10日两次。
张治平被审查时递呈的书面报告，又称：2月10日，今井武夫曾向中方提交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但今井武夫到达香港的时间为2月14日，当日日方记录中无此内容。《今井武夫*》第129、335页。今井在出版*前，曾于1956年12月8日在《读卖周刊》先行发表《今井武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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