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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世界-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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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吧，这些动物不得不边走边吃，然而不移动的是它们的窝点。所以这些红圈必是窝点无疑。”他瞥了一眼地图，“而且除非是我弄错了，否则上了这个岗子，再下到山那边，就到第一个窝点了。”
青普车在一片泥潭中扭扭摆摆，哼哧哼哧地向前，然后东倒西歪地朝山坡上爬去。
第十一章 求偶唤叫
理查德·莱文站在高架隐蔽所里，透过望远镜紧盯着恐龙群。马尔科姆已同其他人一道返回拖车去了，只留下莱文独自一人。说实在的，他走了莱文反倒轻松了。莱文很乐意观察这些奇异的动物，但又明白马尔科姆并不分享他那无穷无尽的热情。实际上，马尔科姆似乎总是显得心不在焉，另有所思。而且马尔科姆显然对观察工作没有耐心——他只想分析数据，却不愿进行收集。
当然，在科学家中间，这是众所周知的个性差异的表现。物理学便是最好的例子。实验家和理论家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来回传递着论文报告，却甚少共享其他什么东西。他们简直就像在从事于不同的学科。
至于说到莱文和马尔科姆，他们研究方式的差异早在圣菲研究院的日子里就已显露出来。两人都对物种灭绝问题抱有兴趣，不过马尔科姆是从纯数学的观点出发，广义地探讨这一课题。他的超脱，他的不可动摇的公式使莱文感到着迷，于是，他俩开始频频在午餐时进行非正式交流：莱文向马尔科姆传授古生物学，马尔科姆则向莱文传授非线性数学。他们开始得出某些令双方都感到激动的尝试性的结论。然而他们也开始出现分歧。他们不止一次被要求离开餐厅，于是就走到赤日炎炎的瓜达卢普大街上，步行返回河畔，互相仍在不停地大叫大嚷，嚷得走近他们的游人都急忙躲避到街对面去了。
最终，他们的差异落到了个性上，马尔科姆认为莱文迂腐、小题大做，拘泥于细枝末节，从来看不见大局，也从不去看行动的结果。而莱文则毫不犹豫地说马尔科姆傲慢，冷漠，毫不关心细节。
“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有一回莱文提醒他说。
“也许是你的上帝吧。”马尔科姆反唇相讥，“不是我的。我的上帝存在于过程之中。”
莱文站在高架隐蔽所里，心想那正是你指望从一位数学家嘴里所能听到的回答。莱文确信细节便是一切，至少是在生物学中，而他那些搞生物学的同事们最常见的失误就在于对细节注意不够。
就他个人而言，莱文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细节上了，根本不会放过它们。就拿袭击他和迭戈的那种动物来说吧，莱文经常想起它来，一遍又一遍在脑子里回想，重新体验那一连串事件。因为其中有某种困扰人的东西，有某种他不能正确把握的印象。
那只动物攻击得很快，他起初感觉那是一种基本兽脚亚目食肉恐龙——后肢、直挺挺的尾巴、大脑壳，通常所见——可就在他看见那动物的一闪之间，似乎眼眶周围有某种特异之处，令他不禁想到萨氏肉牛属龙，出自阿根廷的哥罗佛里哥群系。除此而外，其皮肤亦极不寻常，仿佛是某种发亮的斑驳绿色，但是有某种什么……
他耸了耸肩，那个使他感到困惑的东西处于他的脑海深处，他无法把握到它，他就是把握不住。
莱文很不情愿地把注意力转向棘突龙群，它们正在河畔吃草，散开在虚幻龙旁边。他见棘突龙发出其独特的、低音喇叭般的叫声。莱文注意到它们常常发出一种音延较短的叫声。像低沉滚动的雁鸣。时而，几头恐龙会同时发出这种叫声，有时这些叫声几乎重叠。似乎是在用一种音响方式向群体指明全体成员的各自位置。接着传来一声长得多的、更富色彩的喇叭似的唤叫。这种声音不常听到，而且仅仅发自恐龙群中两只最高大的恐龙。它们高昂起头，嘹亮而悠长地叫着。可是这种声音意味着什么呢？
伫立在热辣辣的阳光下的莱文决定进行一项小小的实验。他将双手握成杯状套在嘴边，模仿着发出棘突龙的喇叭叫声。
模仿得不是很像，然而领头的棘突龙立即抬起头来，东张西望。接着它低低地叫了一声，回应莱文，
莱文发出第二声唤叫。
那只棘突龙又应了一声。
莱文得到反应很开心，随即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一条。待他再抬头时，却惊讶地看到棘突龙群正在游离虚幻龙群，它们集合起来，排成单列，径直朝高架隐蔽所走来。
莱文开始冒汗。
他做了什么了？在脑海深处某个稀奇古怪的角落里，他琢磨着自己刚才是否是模仿了求偶唤叫。吸引一只求偶的恐龙过来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鬼知道这些动物在求偶时怎样行为？他愈来愈焦虑，眼看着它们大踏步前进，也许，他应该与马尔科姆通话，听听他的忠告。正在想时，他突然意识到通过模仿那种唤叫他已干预了环境，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他恰恰做了他对索恩说过他不想做的事。当然，这只是一时大意。不过这对于整个格局肯定也不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马尔科姆一定会对他大发雷霆。
莱文放低望远镜，注视着。一阵低沉的喇叭声在空中回荡，声音响极了，炸得他耳朵疼。大地开始震撼，震得高架隐蔽所来回晃动，摇摇欲坠。
我的上帝，他忖道，他们正冲着我来呢。他弯下腰来，用不听使唤的手指在背包里翻找着无线电通话器。
第十二章 进化问题
在拖车里，索恩从微波炉中取出一盘盘复水食物，递到坐在小餐桌周围的人面前。大家打开包装纸。吃了起来。
马尔科姆把叉子截进食物：“这是什么玩意儿？”
“芳草烤鸡脯。”索恩道。
马尔科姆咬了一口，摇摇头。“技术真奇妙啊！”他说，“他们真有办法，竟把这弄得像硬纸板。”
他看着坐在对面的两个孩子。他们正吃得津津有味。
凯利抬眼看着他，用叉子指了指在餐桌旁书架里的书：“有件事我不明白。”
“只有一件事吗？”马尔科姆说。
“关于进化这一大套，”她说，“达尔文很早以前就写了那本书，对吗？”
“达尔文于一八五九年出版了《物种起源》。”马尔科姆说。
“到了今天，人人都相信他所说的，是不是？”
“我想公正的说法是，世界上每一位科学家都同意进化是地球生命的一种特征。”马尔科姆说道，“而且我们人的祖先也是动物。是的。”
“好吧，”凯利说，“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大题目可做呢？”
马尔科姆笑着回答说：“这个大题目是，人人都同意进化在发生，却没有人理解它是如何进行的。这套理论中还有许多大问题没有解决。这一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科学家的承认。”
马尔科姆推开餐盘。“这一套理论。”他说，“得追溯到一两百年以前。最早是乔治·居维叶男爵——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解剖学家，生活在世界学术的中心——巴黎。在一八○○年前后，人们开始挖掘出古老的骨头，居维叶意识到它们属于一些已绝迹于地球的动物，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一八○○年的时候，人人都认为曾被创造出来的所有动物物种当时依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想法似乎颇为合情合理，因为地球被认为只有几千岁的年龄，而且因为上帝，作为所有动物的造物主，是绝不会听任他的任何造物灭绝的。因此人们一致认为物种灭绝是不可能的，居维叶对着那些挖出的骨头苦苦思索，最终得出结论：无论是有上帝还是没有上帝，许多动物已经灭绝，而起因，他想，是世界范围的大灾变，比如说诺亚的洪水。”
“好吧……”
“于是居维叶勉强地开始相信灭绝，”马尔科姆说，“但他从来没有接受进化的观点。在居维叶的思想上，进化不曾发生，有些动物灭亡了，有些动物活下来，但没有动物发生进化。在他看来，动物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之后出了达尔文。达尔文声称动物的确在进化，而那些出土骨头实际上是活着动物的绝迹的祖先。达尔文思想的隐含之义使许多多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愿设想上帝的造物在变化，也不愿设想他们的家谱中有猴子。人们感觉难堪和受到冒犯。争论极其激烈。但是达尔文收集了敦量惊人的基于事实的资料——他的论辩理由压倒了对方。于是他的进化观点逐渐为科学家，并最终为世人所接受。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进化是如何发生的？对此，达尔文没有作出满意的回答。”
“自然选择呗。”阿比说。
“是啊，那就是达尔文的解释。环境施加的压力青睐了某些动物，以致其后代更频繁地生育繁殖，进化就是这样发生的。然而正如许多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自然选择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解释。它仅仅是一个定义：如果一种动物兴旺了，它就肯定被选择了。可是这种动物身上的什么东西受到了青睐呢？自然选择又是如何实际运作的呢？达尔文茫然不知。而且在其后五十年间也设有任何其他人知道。”
“就是基因嘛。”凯利说。
“是啊，”马尔科姆说，“很好。我们来到了二十世纪。孟德尔的植物学研究成果得到重新发现。费希尔和赖特进行了种群研究。很快我们便知道是基因控制着遗传——不管基因是什么。记住，在本世纪前半叶，在整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人对基因为何物有丝毫的概念，在一九五三年出了沃森和克里克之后，我们才知道基因是双螺旋排列的核苷酸。真伟大。我们还知道了突变。于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我们就有了一套自然选择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突变自发地产生于基因中，而环境则青睐那些有益的突变，进化就发生于这一选择进程。这样解释简单而直截了当。上帝没有起作用，并未涉及什么更高的组织原理。最后，进化只是一连串要么生存、要么灭亡的突变的结果，对不对？”
“对。”阿比说。
“可是这种观点有些问题，”马尔科姆说，“首先，有个时间问题。单个细菌——最早的生命形式——具有两千个酶。科学家已经估算出将取自原生浆液的酶任意组合需要花多长时间。估算结果为四百亿到一千亿年，可地球的年龄才只有四十亿年。所以说，单凭机缘似乎实在太慢。尤其是，我们已经知道细菌是在地球形成四亿年之后才出现的。生命却出现得极快——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必然起源于外星球。不过我认为这只是在回避问题。”
“好吧……”
“其次，还有协调的问题。假如你相信现今流行的理论，那么生命奇妙无比的全部复杂多样就只成了偶然事件的积累——串在一起的一系列基因意外事变。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动物时，我们发现似乎有许多要素肯定是同时进化的。以蝙蝠为例，它们具有回声定位功能，靠声音导航。为此，必须进化许多东西。蝙蝠需要一种专门的器官进行发声，需要专门的耳朵去听回声，需要专门的大脑破译声音，还需要专门的身体去俯冲、猛扑和捕捉昆虫。假如这一切不同时进化，便毫无益处，而想象这一切的发生纯属偶然，就好比是想象一场飓风袭击了废品堆，便将零散的部件组装成了一架能飞的被音747飞机。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不错，”索恩说，“我同意。”
“下一个问题。进化并不总是像一股盲目力量那样行事。某些环境生态龛没有被填充。某些植物没有被吃掉，而某些动物没有进化多少。鲨鱼在一亿六千万年间没有变化，负鼠自从六千五百万年以前恐龙灭绝以来一直没有变化。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可它们自己却几乎保持原样，不是完全原样，而是几乎原样。换句话说，似乎它们未对其环境作出响应。”
“也许它们仍然很适应。”阿比说。
“也许吧。要么也许还另有什么我们所不理解的事情在发生。”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影响结局的其他规则。”
索恩说：“你是在说进化是定向的吗？”
“不，”马尔科姆说，“那是特创论，是错误的。完全是一派谬论。我所说的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基因可能并非事情的全貌。这太简单了，还有其他力量在发挥作用。血红蛋白分子是一种蛋白质，仿佛三明治一般地折叠包夹着一个粘合氧的中心铁原子。血红蛋白在摄入和吐出氧时会膨胀和收缩，就像一个微型分子肺似的。现在，我们已知道了构成血红蛋白的氨基酸顺序，可是却不知如何将它折叠。所幸的是，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一点，因为如果你制造出这种分子，它自动地便折叠起来了。它进行自我组织。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生物似乎具备自我组织的特性。蛋白质折叠起来，酶相互作甩，细胞自己排列形成器官，器官则自己排列构成和谐的个体。个体自己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种群。而种群又自己组合成为一个和谐的生物圈，从复杂性理论出发，我们开始明白了一点自我组织大概是如何发生的，而它又意味着什么。它暗示出我们看待进化的视角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但是，”阿比说，“归根结底，进化肯定还是环境作用于基因的结果。”
“我认为这还不够，阿比。”马尔科姆说，“我认为还牵涉到更多的东西，我想非得多一些不可，即使是要解释我们自己这个物种是如何产生的。”
“大约在三百万年以前，”马尔科姆说，“一些原先居住在树上的非洲类人猿来到了地面上。这些类人猿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它们的大脑很小，并不特别聪明。他们没有利爪或利齿作为武器。它们不是特别强壮，跑得也不是特别快。他们肯定不是豹子的对手。但由于身材矮小，他们开始用后肢直立，以便越过高高的野草向外看。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不过是些普通的类人猿，从草丛中探头观望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人猿直立的时间越来越多，便可腾出手来做一些事情。如同所有的类人猿一样，他们是工具使用者。举例说，黑猩猩使用细树枝来捕食白蚁。诸如此类。随着日久年深，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们发展出一些更为复杂的工具。这种刺激使他们的大脑增加了体积和复杂性。于是产生了一种螺旋运动：更复杂的工具激发出更复杂的大脑，而反过来又激发出更复杂的工具。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大脑简直是在爆炸。在大约一百万年间，我们的大脑体积增大了一倍以上。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问题。”
“比如说呢？”
“比如说出生吧，大脑袋无法通过分娩通道，这意味着分娩时母婴双亡。这可不行。那么进化作出了什么反应呢？让人类婴儿在发育的很早阶段出生，这时他们的脑袋仍然很小，可以通过骨盆。这就是有袋动物的解决办法——大多数发育过程发生在母体之外。一个人类婴儿的大脑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增大一倍。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出生问题，但又造成了其他问题，这意味着人类要儿出生后很久都不能自立，许多哺乳动物的幼仔出生后几分钟就能行走。其他的则在几天或几周内开始行走。可是人类倍儿整整一年都不能行走。他们不能自己进食的时间还要更长。因此大脑袋的一个代价便是：我们的祖先不得不演化出新型、稳定的社会组织，以便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长时期育儿。这些大脑袋的、全然依赖他人的孩子们改变了社会，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结果。”
“还不是？”
“不是，出生于未成熟的状态意味着人类婴儿具有尚未成形的大脑，他们来到世上时并不具备许多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一个新生儿会本能地吮吸和抓握，但大致也就如此了。复杂的人类行为决非出自本能。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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