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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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送别东史郎（6）
其实，“火葬场”离葬礼仪式现场不远，只有10分钟的车程，小小的火葬场只有两座火化炉，在左侧的炉子上方，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东史郎樣”，当天只火化了东史郎一个。此时炉门已经打开，东史郎先生的遗骨连同铁制的火化车被推出了炉子，一具完整的人骨架子摆在人们的眼前。
　　日本人的丧葬习惯与中国人真是不同，按中国的习惯，此时的亲属应该痛哭流涕，而且哭声越厉害越显得悲痛，亲情难舍。而此时的东史郎先生的亲属没有一个流泪和痛哭的，大家围着东史郎先生的遗骨边看边指指点点，有说他的骨头是很硬的，有的说他肠、肺等处黑色粉末为肠癌所致的，而我却想起了1999年12月16日，第一次去东史郎家做客时，他亲笔为我题写的匾牌上书：　“（中国人）以德报怨对待日军俘虏，（我）顿首再拜；为将日军侵害的事实真相澄清于人，我不惜粉骨清白。88岁东史郎致朱成山先生。”我眼前的东史郎遗骨，确实是清白的，而那些黑色的粉末，好比是他前半生参与侵华战争时留下的黑色痕迹。
　　久江太太开始用两根长筷子似的竹棍，带头捡一小块东史郎的碎骨，放在一个圆柱形的小筒内。紧接着，他的儿子东隆史、大女儿芙美子、二女儿寿子、三女儿和子、小女儿绫子，以及亲朋好友，每人都依次捡一小块骨头，我也被允许捡了一块脚趾骨放入筒里。最后，由火化工师傅将东史郎的头骨盖放在小筒上面后，合上盖上，用一块白色的布包好；交给东隆史捧着。据说，按当地习俗，其他的骨头可以随意捡，但喉咙部位的骨头和腿部两膝盖骨的骨头是必须要捡走的，传说那是“灵魂之骨”。
　　下午1时，我们和东史郎先生的直系亲属一起，送东史郎先生回家。东史郎先生的遗骨，被放在家中已安置好的灵堂上，供人们吊唁。我们每人给东史郎先生上了一支香，祈祷他灵魂安息。按日本人的习俗，东史郎先生的遗骨在家中吊唁49天后，将被安葬在他家的祖坟墓地上。
　　东史郎先生终于走了，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的证人又少了一位。面对日本国内日益甚嚣尘上否定侵略与加害历史的右翼势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人们将怎样看待日军侵华的历史？《东史郎日记》案，实际上涉及到中日两国如何看待日军侵华史的问题，是如实地承认日军的侵略和加害历史，还是掩盖、辩解甚至粉饰和抹杀那段罪恶的历史，已大大超出了《东史郎日记》案能否胜诉的范围。正如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在《东史郎日记》案二审败诉时指出的：“东史郎诉讼案已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在目前日本国内历史认知的状况下，《东史郎日记》案是不可能胜诉的。在东史郎葬礼上，有人曾大胆预言，当日本能正确认识侵华历史之时，也就是《东史郎日记》案胜诉之日，也是中日关系真正友好之日。
　　人们将怎样看待像东史郎一样的加害历史证人？在如何对待东史郎这个问题上，从一开始直到现在，中国国内始终就有认识上的分歧，有人赞成和支持，有人反对和谩骂，有的人甚至认为把东史郎捧得太高了。其实，客观的说，我们中国人给东史郎先生的只是一些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支持的是从魔鬼恢复了人性的东史郎，支持的是东史郎先生反省谢罪的态度和行为。而东史郎先生的确顶住了日本右翼势力对他及家庭生活的骚扰，寄子弹头和大量恐吓信的威胁，被骂为日本的卖国贼、开除出“战友会”等种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是一般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所难以承受和理解的。他从82岁开始，连续8年站在被告席上，受到那么多的围攻和污骂，并先后与日本右翼势力较量了13年而不屈服，直至生命的终结。试想，如果连东史郎这样的老人也不能接受的话，哪里还会有更多的日本老兵敢于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呢？难道让他们把历史的证言和史料都带入棺材而深深埋葬吗？我们要继续发现、鼓励和争取更多的像东史郎先生一样的加害证人，敢于站出来说出历史的真相。
　　

第十三章　送别东史郎（7）
人们将如何抢救性地征集侵华日军罪证史料和文物？此次，我们在日本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来去匆匆，但收获还是很大的。我们从日本友人松冈环、林伯耀处，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征集到一件东史郎保存了60多年的遗物。那是一块长米，宽米，厚米的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亲笔在飞机螺旋桨片翼上题写的“不自惜身命”的横匾，当热心的日本朋友将这件重要的物品，以及东史郎先生生前为此亲笔书写的捐赠书交到我的手上时，心中涌起了一阵阵感激之情，我们的确需要有更多的热心人帮助和支持我们从事这项“抢救性”的工程。此次，我们还争取到东史郎###久江、儿子东隆史及其４个女儿的同意，将东史郎先生生前使用的眼镜、钢笔、日记本、桌子以及收到的恐吓信、子弹头等遗物，全部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得到了日本东史郎案律师团和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的同意，将四箱《东史郎日记》案诉讼卷宗资料和实物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们应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争取征集到更多的证物。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东史郎先生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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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东史郎先生走了。
　　他走时虽然赶上了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年头，但毕竟还不是春天。
　　不久前，###总理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出的“　2006年主要有哪些因素和问题会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问题时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中国，也不在于日本人民，而在于日本领导人。日本领导人多次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感情。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中日关系就很难顺利发展。造成了中日两国政治上的冬天。
　　东史郎先生在晚年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向世人讲述历史的真相，并坚持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谢罪，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属于中日两国真正友好的春天。
　　这种真正友好的春天，应该是建立在两国人民心与心的相知之上，建立在对近代日本侵略与加害历史共识的基础之上。
　　可惜东史郎先生还没有等到属于春天的好时光。
　　记得有位哲人这样说过：“冬天就要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有理由相信，中日两国真正友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还记得东史郎先生生前说过的话：“就是到阎王爷那里，也要讨回一个公道。”
　　如今，我真希望东史郎先生能够那样去做，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讨回公道。
　　我之所以下决心写出这本书，除了借此表达对东史郎先生的悼念之情外，也是为了将他生前追求的正义事业告诉更多的人，让人们去继承他的遗志。
　　实话实说，我当初决定写这本书，完全是一时冲动，是一股心血来潮。当然，除了热情之外，也有理性思考的因素。
　　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源自赴日参加东史郎先生葬礼的过程之中。
　　在2006年1月3日至9日的一周时间内，我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上的特殊洗礼，人也变得特别有精神，身上有股使不完的劲。
　　掐指算了算，从东史郎先生去世开始，我一直在高效率加速度地运作：在南京迅速承办了“东史郎先生追思会”，47个小时去了一趟日本参加葬礼，接着还去了一回北京参加“世界和平钟”撞钟仪式。此外，我几乎一直在不停地写，白天写，晚上写；在飞机上写，在火车上写；在中国写，在日本也写。写出并发表了《追忆东史郎》、《东史郎葬礼昨在京都隆重举行》、《东史郎葬礼见闻》、《送别东史郎》几篇文章，并分别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等媒体上公开发表后，总感到意犹未尽，不吐不快。翻翻过去写过的文章，居然惊奇地发现有五六万字之多，干脆把这些文章连接起来，出一本书多好呀！
　　头脑里蹦出来个想法，但要做起来却很难。最大的难处是没有大块完整的时间。临近春节，单位方方面面的事很多，加之迎来送往的外事接待、展馆扩建工程论证、展览大纲编撰等等，忙得团团转，哪里有属于我的时间？
　　认准的事一定得干！办法总比困难多。
　　从大年三十开始，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我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今年春节写文章。终于抓住了春节长假的大块时间，为我所用，一股作气地写出了四五万字，既赢得了时间，又给自己鼓了劲。
　　这以后的时间，就是晚上和深夜的时间了。几乎是半夜不用鸡叫便起床写作，真是很累，几次想半途而废，洗手不干，但想想东史郎先生，想到我曾下过的决心，便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其实，能坚持写出来，还真的不容易。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也有热心鼓励和帮助我的人。
　　首推南京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冯亦同老师。当初，在得知我有意写本有关东史郎的书时，他热情地给我鼓励，说这本书太有意义，值得写。当我将前四章草稿送给他斧正，并请他赐写这本书的前言时，他又给我很高的评价，传授写作技法，帮我联络南京市作家协会王维平秘书长，申请作为该会签约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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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今年初，在深圳市举办展览期间，香港实用货仓公司董事长陈君实夫妇，专程从香港赴深圳看望我，当听说我已完成此书，大加赞赏，因为他们与我与东史郎，都是多年的挚友。陈先生和东史郎均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名誉馆员，多年来，他们对纪念馆建设给与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关心与支持。当陈先生也答应为我这本小书作序时，我的感谢之情，实在难以表达。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应邀为我写了另一篇前言，她是对东史郎了解最多的人，也是东史郎生前最为信任的人之一。她在百忙之中，为我写了鲜为人知的东史郎人生最后几年，甚至于最后时刻的思想轨迹，让我看到并描写一个完整的东史郎提供了依据。
　　我的家人和同事也给我很多帮助及其支持。我的妻子陈君一直是我事业上忠实的支持者，承担了全部家务，使我在家的所有时间，几乎均用在看书和写作上，她从无怨言。我单位办公室的艾德林、李长琳、王岚、王卉、张霞、王元奎，帮我查找资料、扫描照片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7年1月3日，是东史郎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谨以此书敬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