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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土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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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滨土地集中到惊人的程度。据湘阴、汉寿、沅江3县7个村的调查，仅占人口3％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61％。这还只是代表一般地区。较突出的如湘阴全县占户口％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71％；其中个别地区，几乎全部土地都为地主所占有。如锡安区康宁垸，地主占有全垸土地的90％以上。
第一章 黑手高悬（7）
一切罪恶的剥削，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当农民谈及他们被剥削的情景时，凄惨地说：“没有田作啊，不受他们（地主）摆布，又怎么办呢？”是的，地主就是利用农民“没有田作”，对他们进行押金、地租、高利贷等多种剥削。这些剥削方法彼此结合，像一条铁链一样紧紧地束缚着农民。
地租租额，一般为每亩1石5斗至2石，形式上约占每亩常年正产量（3石到4石）的40％到50％，实际上要高到60％或70％。因为地主按“毛亩”索租，毛亩是包括了不能耕作的的房屋、路基、牛棚等地基，以及地主出租写佃约时，以少写多的虚数在内的。通常实耕田仅占毛亩三分之二，或更少些，这便大大加重了租额。
农民佃田时须先缴押金，每亩多为3石，是一种野蛮的额外剥削。地主们在计算押金时，又常“因时制宜”地将谷折钱，或将钱折谷，折的价格由地主决定。农民常因此负债终身或破产。
湘阴普庆垸地主李炳炎的佃户，永远忘记不了李炳炎是怎样地将押金以钱折谷，来加重剥削他们的。1945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禁用银元。李炳炎硬把殷春生开始租地时缴的140块银洋的押金，折成了14石谷（当时市价每石谷仅三元）后，又嫌押金少，*生再拿出11石谷。自耕农王锡林是这样破产的：1932年，他借了李炳炎25石谷，第二年还不起，就被李炳炎利上加利，把12亩7分田（内有3亩祖坟地），全部夺去抵了债。田仍由王锡林种着，并逼着他拿出30石谷的押金，随即又欠了新债，不到几年光景，王锡林家里所有的树木、家俱、房屋等，便都成了李炳炎的财产。
李炳炎的剥削事实和本领，在滨湖农村，并不突出，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还只是个三五百亩的“小角色”，他当然不能与“洲土大王”们相比，即使比起另一“小角色”蔡策勋，也还逊色。
蔡策勋是沅江二区五村的地主。1950年7月初，当有关调查人员从益阳经沅江到湘阴时，曾听到许多农民对他痛恨的控诉。这里只举一例：
1944年，日军侵入沅江时，风声很紧，蔡策勋把家务连同十几亩橘园及一块荒地，交雇工向菊秋代管，仓皇到亲戚家逃难。临走时他对雇工说，回来时平分橘园的产品。第二年蔡策勋回来了，向菊秋靠了全家辛劳，已把橘园培植得十分繁茂，挂满硕大的蜜橘，还有一个月就可丰收了。蔡策勋见财眼红，心生鬼计，硬说向菊秋偷卖了他的家具，把向菊秋押送乡公所去坐牢。邻居们同情向菊秋，把他保释出来。蔡策勋又使出毒手段。一夜，派枪兵逼着向菊秋离村，不走，就要拉出去打死。一场丰收的希望，变成了眼泪：向菊秋不但没分到蜜橘，一年工资也落了空，深更半夜，他带着妻儿，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那即将丰收的橘园，叫着苍天，逃难他乡。这样，蔡策勋就独吞了300多担蜜橘，100多石红薯和10多石棉花。
至于那些“洲土大王”，如南县的汤东荪、湘阴的陈锡珊、沅江的王一华、汉寿的高耀林等，在他们所统治的大块地区上——他们都霸占着十几个到几十个垸子的大部或一部土地，绵延达数十里，农民就是他们的奴隶，任他们抢掠和屠杀。1946年，高耀林带着200多打手，武装抢劫全固垸农民的菜子，装满4只大帮子船。王一华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强迫佃户提早缴租，缴不起的就记在账上，秋后以每石谷5斗利索还。1947年提早收租时，又东垸有个姓曹的佃户，被逼情急，打伤了两个催租的枪兵。第二天王一华即通知乡公所增派了两挺机枪，12个枪兵，捉住曹某，说他是“暴徒”，立即枪杀了。佃户们畏于王一华的淫威，只好忍气吞声，任凭摆布。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黑手高悬（8）
于是，在这号称米仓的洞庭滨湖区，出现了一幅罪恶与悲惨的图景：一面是洲土大王们的荒淫享乐，一面是贫穷佃户的怨恨悲鸣。湘阴陈锡珊用农民血汗换来的稻谷，填满了高大的“万石仓”，在长沙修建起美丽的洋房；沅江王一华终夜聚众狂赌，输赢动辄数百亩土地，酒海肉山的尽情挥霍，连家里养的两只洋狗，每天也吃10斤肉；南县汤东荪女儿出嫁时，餐餐“美援”大米，仅给女婿定制的一把金盒牙刷就用掉30多石谷——这够一个农民两年多的生活啊！
而那些农民呢？终年辛勤地劳动在土地上却不得温饱，成年不断的吃着碎米和野草。
当农民们缴不起租谷，押金被扣光了，家产荡尽，无力种田的时候，只有靠双手到柴山（未开发的荒洲）去打柴，或下湖捕鱼来生活。据调查，湘阴锡安区就有1万多樵民。1948年，到洞庭东湖打柴的有三四万人。渔民呢？益阳三区有1100多户；沅江全县3000多户，湘阴锡安区有8000户。洞庭11县樵民和渔民数目是很大的。
即使是渔、樵，也依然逃不脱残酷的封建剥削。这里是“强占山、霸管水”的世界。每个湖，每座山，都被强暴者掠为己有。沅江恶霸地主皮东清，曾强占过从沅江到岳阳间的大小鱼湖。汉寿“洲土大王”高耀林霸占有信阳洲等五六个柴山。
樵民们一天辛苦得来的柴，柴山老板（地主）硬要抽去20％至40％，人工、运费还得由樵民自己出。有的老板不要柴，按镰刀索柴课，不管你打多打少，每年（只有六七月能打柴）每把镰刀要缴谷4石左右。有一年在飘尾，一个姓王的大地主来收过一次；伪岳阳县政府来收过一次；国民党军官总队也来收过一次。这样每把镰刀收去了8石谷。樵民对哪个也不敢不给，有时双方争索柴课，发生殴斗时，遭殃的也是樵民。
渔民在湖里捕鱼，必须缴“渔课”，一般占捕鱼量40％到60％。“洲土大王”还购置专事巡湖索课的汽轮、木船，威风凛凛地在各鱼湖中来往巡视。1948年快过年了，沅江一区渔民余长生，还没有一粒米，乘夜驾船到日落滩湖，想捕点鱼换米过年。不幸被巡湖的碰上了，当场把鱼网扯得稀烂，鱼也没收了。湖主还吩咐保长罚了他5块银洋。他哪里拿得出？眼睁睁看着一家人的命根子——渔船，被湖主划走。
此外，渔民们还受着国民党的“月捐”、“渔业工会会员费”等征课，及鱼行的高利贷和佣金等中间剥削。
许多农民都说：“要说苦呀，他们（樵民和渔民）比我们还要苦！”
伴随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洞庭湖滨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垸子7年之中溃垸3年，也有一年内连遭两次水淹。1949年（当时尚未解放），滨湖11县共溃决堤垸441个，淹没垸田174万余亩；另有垸堤虽未溃决，渍水成灾的垸田253万余亩。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计减少稻谷产量1490余万石，使120余万灾民流离失所，很多人陷于绝境。
激流冲跑了农民的房屋、牲口、农具，吞没了将要收割的稻禾，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这是天灾，但是，这天灾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解放一年后的滨湖农民，看得更清楚。1950年4月间，华容新生大垸的修复工程完工了，远近15000余农民赶来祝贺，并送了一幅生动的对联“六十年来，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个半月里，翻身农民挽垸，一举成功”。为什么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呢？农民们都说：往年修堤的经费都比今年多，真正用在堤上的最多超不过四成，其余的被堤务局委员们塞进腰包，或者是住旅馆、嫖*、吃大餐以“事务费”的名义报销了。要是像今年一样，真的把农民们拿出的修堤经费、渔课和贷款都用在堤工上，垸堤是能够不溃的。
第一章 黑手高悬（9）
滨湖各垸均设有堤务局，解放前为地主劣绅把持。当权地主常把名义上东佃各出一半的修堤费，用虚报、挪移种种办法，全部或大部转嫁到佃户及小农户的身上。堤务局委员们并不将治水防灾放在心上，而是把堤务局当成贪污自肥和尽情挥霍的机关。就拿抢险来说吧，购买防汛器材的钱款，作为“事务费”——包括旅馆费、招待费、旅费等报销了，大水发来，便手忙脚乱的派枪兵拆掉农民的房子，收拾破被烂席，赶着农民去抢险。洪水冲垮了垸堤，委员们又可藉口“赔偿农民损失”，趁机发一笔“抢险财”。
各垸堤务局开支“事务费”通常占总经费60％以上。汉寿县太和垸堤务局半年的账目，各种事务费名目十数项，纸张费一项即为18石米，烟丝费是7石米。澧县七里湖地主周承霖当堤务主任时，曾利用修堤贷款，做了一笔生意。他以银洋2元1角1石谷计算，领了300石谷的“贷款”，只花1元8角钱1石，买到300石谷；待谷价涨到4元时，再把谷卖掉；又用这笔款，放了一次“拆息”（一种短期高利贷）。于是，周承霖由拥有200亩田骤增至700亩田了。这在滨湖官吏身上，是极普遍的事情。
再看，垸堤溃决时的事实：湘阴县十一区余家垸，地主易景山当堤务主任，1949年除按每亩收3斗堤费外，还向伪政府贷了700石谷和2两4钱金子的贷款。贷款经伪省参议员胡达、县参议员刘爱山层层贪污，钱款到垸子，又被易景山一伙预支了，堤却未修，也没准备防汛器材。农民们着急了，去问易景山，易景山说：“我们的土质好，浪越打土越紧。”
5月17日夜，大风浪来了，堤上的土一块块崩下来。农民们急忙找堤务局，易景山就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溜走了，眼巴巴看着溃了堤。接连又淹没了*、复兴、林新垸等3垸13000亩良田。
和丰垸1949年未溃垸。1948年水位比1949年低二三尺，垸堤本可不溃。水势正紧，堤务主任廖子成（地主）到外垸催租去了，留下他的走狗刘仕卿（堤工长）在局主持。6月20日有几个农民，发现在廖子成田的附近堤上，有漏洞浸进水来，当即鸣锣救险，刘仕卿极力阻挡。因为，按老章程，在谁田里堵口，谁出抢险费，刘仕卿想替主子省些钱财。他用手枪把农民赶散，随后就和一些狐朋狗友喝酒打牌去了。漏洞越冲越大，大水灌进了和丰垸，刘仕卿还在和朋友们玩牌。就这样，3万余亩即将收割的稻禾，2万多人民的财产，葬送在这个小流氓手里了。
洞庭湖在泣血，洞庭湖在呻吟！是天灾，更是人祸！
4、泣血的花赛圩
花赛圩位于安徽省郎溪县城西约20华里，紧靠南漪湖，周围45华里，17个自然村，分成三个行政村。据《朗溪县志》载，开国大土改前，这里计有男女人口2100人。这一带土质肥沃，有良田9800亩，但其中占总人口％的农民，只有土地900亩，不到总土地的1％，而恶霸大地主吴国光一家50人，仅占总人口的％，却占有99％以上的土地，即8900亩。农民们在吴国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谁养活了谁？”从这个圩里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答复了。
远在太平天国时，这一带居民流散，圩堤倒塌，满清的一个姓方的统领率领军队，*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之后，就到了郎溪，看见这一带地方好，就剥削士兵劳动力，修筑了永新圩，该圩有田2800亩，至解放初方家仍独占2000亩。花赛圩在永新圩之南，是永新圩的外圈圩，面积较永新圩大三至五倍，方家无力修筑，即奏请满清朝廷，由工部吏部会同拨款修筑。满清被推翻后，军阀们即组织湖丰公司，统一管理及收租等事。由张之洞的临栈经理计兴芳兼任经理。
第一章 黑手高悬（10）
1924年军阀卢永祥部团长吴南陔（吴国光的父亲）与计兴芳熟识，由计出面，以3万元银币，将花赛圩卖与吴南陔，因该圩是公圩，为免地方的反对，在圩田中割出1800亩，“赠送”给郎溪育婴堂，以作掩饰，实际是私吞自肥罢了。从此花赛圩的农民在吴南陔的剥削下，过着更加悲惨的牛马生活。
吴南陔购得花赛圩后，采取暴力欺压手段，强征民工，修筑圩堤。当时军阀割据，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湖北、河南等地百姓都纷纷由家乡逃荒出外至此，劳动力非常低廉，吴南陔即以修圩有田种为饵，诱骗逃荒难民参加修圩、开荒。老百姓流血流汗，修好了圩，开出田地之后，每亩租稻却由“公”圩时代的40斤至80斤，一下增到142斤（其中2斤是给埂长的小租），平均约增加了一倍多。吴南陔又分段设埂长，帮助他统治农民，并实行史无前例的市亩制，原田亩八分的作为一亩上租，原来一亩的作为一亩三分。如此残酷压榨，不上几年，吴南陔的肚子就被农民的血汗胀饱了。吴南陔除嗜大烟外，拥有妻妾四人，荒淫无度。
塘埂头村有张、陈二姓，共52户，有祖产田306亩及村基一处。该村位于圩中心，四面环水。吴家独占了90％以上的土地，仍然还不满足，为求全部土地集中在他一人之手，强迫张、陈二姓搬家出圩，并威胁要毁掉房屋和村基。张、陈二姓根据铁证，涉讼四五年，花了好多钱，将外圩良田百余亩，悉数变卖，还卖了耕牛农具等，后来田产村基虽未被侵占，但全村已十室九空，濒于破产。
吴南陔为霸占张、陈二姓农民田产房屋，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1926年春，稻种已下地，吴南陔因张、陈二姓农民不屈服，没有达到霸占村基的目的，就将该村所佃种吴家田280余亩全夺回去。张、陈二姓贫穷以后，吴南陔用经济势力，分化农民，企图以600石稻谷高价，收买陈云泰瓦房八间。但农民们团结一致，未受利诱，农民们说：“张、陈二姓宁愿讨饭，饿死，不卖村基、房屋、田产与吴家。”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藏在农民们的心里。
吴南陔在威胁利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以后，定下毒计，将张、陈二姓田亩四周筑起小埂，名曰张、陈二姓埂，与花赛圩隔绝，不许他们过水，大水时无法排水，天旱时无法戽水。如1934年大旱，吴家的田可从南湖引水灌溉，收成没有受到影响；张、陈二姓的田则因天旱欠收，使农民遭到很大困苦。又如1948年大水时，吴家的田可以排水，张、陈二姓农民的田只好被淹，结果，水越来越大，圩堤破了，使大家都遭受到水灾。
吴南陔除了筑小埂封锁张、陈二姓农民外，修大堤时，仍要强出劳动力。如1943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修徐湾大缺口时，吴南陔的儿子吴国光即利用武力，将该村张小宝、陈传春等10余人捆绑起来，并用枪打破陈其富的头，强迫上堤修筑。既然圩堤为大家共修，堤是大家修的，可是吴家又向有少数田的农民收修埂费，如北埂头徐姓一姓有田400余亩，每年要向吴家纳埂费稻每亩7斤，合计就要缴纳2800斤。
1942年大水破了圩，吴国光将圩田2000亩售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李寿雍，得田价米2000石，后又与安徽省建设厅长张宗良相勾结，买官殃民，修圩则用武力强征民工，每亩田征土200担。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黑手高悬（11）
除此以外，每逢大水破圩时，吴家乘机骗取上千农民盖章按手印，联名向伪政府请求救济。1948年吴家曾用这办法领了500担米，修圩的农民们连糠皮也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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