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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土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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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八爷走后，胡寿昌带着王甲长来到汉八爷家。王甲长在堂屋坐着，胡寿昌走进里屋。淑萍已经按照胡寿昌的要求在床上躺下，脸上全是泪水。汉八爷的妻子翠花坐在女儿旁边陪着她哭泣。胡寿昌一脸淫笑地拍了拍翠花的肩膀，翠花只好出去。胡寿昌随即扑到淑萍的身上……
淑萍的叫声不停地从里屋传出，翠花心如刀搅。而坏种王甲长却兴奋起来，乘翠花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按到在桌上……
胡寿昌奸污了淑萍一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他满嘴酒气，厚颜无耻地对翠花说：“淑萍没有配合好！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开心的事情，她哭哭啼啼的，有什么意思？”
“你这么……淑萍将来怎么嫁人啊？胡大爷，你行行好吧！”翠花给胡寿昌跪下了。
“你少来这一套！”胡寿昌猛地拉起翠花，“你告诉淑萍，一定要配合好……”
这一窝吃人的野兽，为什么能够在地方上这样横行霸道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占有庞大的土地。胡家兄弟最喜欢夸耀自己的田多。他们的田是从哪里来的呢？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买的买点，占的占点，骗的骗点”搞来的。
胡桂五在1922年用高利贷贷给农民胡喜南银洋500元，每月5分计息。到1923年胡桂五假造胡喜南借据，将借期提早7年，息上加息，算成本利3000多元，强迫胡喜南归还。胡喜南向伪政府申诉，胡桂五贿买伪政府人员。结果胡喜南只得将自己水田12石全部送给胡桂五，自己气得吐血死了。
在烂麦子湾农民郑远行有田6石，卖了一半给胡家。他的田有两块样子差不多，一块是二斗田，另一块是六斗田，卖的原来是那块小的，但是胡家兄弟竟说是那块大的，结果那块大田就归了胡家所有。
农民文思灿的田和胡寿昌的田相连，文家田里的水一定要经过胡家的田。胡寿昌想吞并文思灿的田，就派人封锁文家田的水路。文思灿因无法耕作，只得贱价卖给胡寿昌，自己气愤身死。
最普遍的办法，自然是对佃户残酷地剥削和压榨。种胡桂五一门田的佃户，几十年以来，没有一个不是越来越穷的。
胡桂五于1930年买刘尚尧25石田。这庄田一年可收谷100石左右。佃户是刘家贤。刘家贤在向刘尚尧佃田时，曾超额付出押金400块光洋，每年可以少交租谷20石（叫做扣庄息谷），每年只交租54石。到胡桂五手里，他把租额加到126石，庄息谷就等于没有扣了。
1938年发生水灾，产量大大减少，刘家贤前后备了两顿酒席，请胡家吃了，要求减租。胡桂五当时要刘等谷子收割后再说。等刘将谷子收割后，胡即把仓锁上，只承认减租19石。结算结果，除将收获的谷子全部拿走，还扣除了刘340元银洋的押金，抵充“欠租”（将押金折谷时，作价还高出市价三分之一）。那一年刘全靠借贷过活，再过一年就被胡桂五夺佃了。胡桂五拿了这一大笔“收入”又买了不少的田。。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黑手高悬（16）
这样的事不止刘家贤这一桩，还有更厉害的。例如傅世山作胡家7石田，先给了200块光洋的押金，作了7年，结果200块钱没剩一个，连2条耕牛也被胡家牵去杀掉了。
有了田、有了钱、有了势、胡桂五一门就成了地方上的统治者。他们包揽了地方上的一切是非。乡内大小纠纷，他们都要到场，从中敲诈勒索；甚至还兴风作浪，制造纠纷。
1943年3月的一天，张启福的妻子刘巧妹出外割苕藤，遇保长胡寿云的儿子前来调戏*。刘在推挽中，不意手中镰刀划伤了这位花花太岁的手背，惹出大祸。当晚，刘巧妹刚上床入睡，突然闯进匪徒10余人，将家中所有粮食、衣物抢劫一空，甚至火钩、火铲也被夺走。次日，刘氏到乡公所报案，认出乡丁数人就是昨夜匪徒，立即当场指控。
乡长胡寿礼是胡家老四，又是当地三青团首领，仗恃县城内方方面面都有人，一贯横行无忌，明抢暗盗。他见刘巧妹指控他的爪牙，揭了他的底，便支人诬告刘巧妹，说她与她妹夫通奸，是她勾引自己妹夫来抢的。随即派乡丁将刘巧妹抓来，严刑拷打，并用猪鬃捅*上的孔。刘巧妹哀号惨叫，街坊邻居都听见了惨叫，却没有任何人敢出来过问。眼见刘巧妹伤势已重，胡寿礼便另生毒计，将她释放。她踉跄回家，出乡街不远，走过一片树林时，忽然有几名乡丁窜出来，说她逃跑，活活将她勒死。
乡丁移尸小溪内，扬言刘巧妹畏罪跳水自杀。
寡言少语的张启福，种几分薄田，家贫如洗，没有能力打官司。张家是当地大户，同族张陵昭咽不下这口气，让族人凑集费用，叫张启福大胆抬尸进城告状，并请律师涂瑗申诉。尸首停东门外灰包上。
胡寿礼见事不妙，早已进城托县三青团首领邹岱儒转嘱李伯中从中庇护，首席检查官李伯中本是三青团员。李伯中派了一个检察官草草相验，说是无伤，不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涂瑗受张启福的委托，具状指明刘巧妹遍体鳞伤，两奶红肿，颈下索痕甚深，显非自杀，要求复验，缉凶法办。检查处对此不予理睬。更奇怪的是：当天中午，李伯中派了一个姓罗的检察官来，要涂瑗令张启福收尸回家，言外之意，还指责涂瑗怂恿闹事。涂瑗说：“人有良心，事有公理，我有义务与人申诉，无权力叫人埋冤。”李伯中不得已，转请县长张孟才支援。
张孟才想了解案情，到检察处要查阅卷宗。李伯中担心暴露真相，宣称案件属于普通刑事案，县府无权管辖，只请派兵维持秩序，保护法院，并勒令张家抬尸离城就行了。原来李伯中到任不久，即撤换了大批职员、法警，这中间有张孟才原先安插的关系户，张、李之间早有隔阂。但张身为县长，不问又怕被人指责，牵连自己，只好出城查看，假作安抚。群众见张县长到来，齐声高呼：“请县长为刘巧妹伸冤！”
说了一通安慰的话，张孟才命人买了副便宜棺材，嘱暂行装殓，听候法院处理。
胡家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地窖里挖出5000块大洋，连夜送到李伯中家中。李伯中对刘巧妹之死就不再表任何态度。最后，法院还是判定刘巧妹自杀身亡。
农民张国四，佃胡寿云10石田耕种，因连年歉收，早被胡家逼得喘不过气来。胡家屡次夺佃不成，总想借机陷害。1944年暑天，正逢荒月。张国四忍不住饥饿，到胡家竹林砍几个笋子充饥，并叫媳妇杨华萍在林外放哨。不料杨华萍贪玩疏忽，忘了放哨，张国四被胡家发觉抓住，罚了一石稻谷。张国四没有现成稻谷，只好写下欠条。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黑手高悬（17）
偷鸡不成，反而丢了一头猪。羞惭之余，张国四狠狠责打杨华萍。杨华萍对这种贫困的生活早就厌倦了，就在当夜离家逃走。
几天以后，村边山上发现一个连滑杆一起丢弃的女尸。胡家认为机会已到，便勾串杨华萍娘家一个无赖女人，出头控告张国四杀死媳妇，弃尸村边山上。胡家出来作证，硬说曾亲耳听到杨华萍惨叫，看见杨华萍被张国四用尖竹担杀死。县法院检察处立将张国四父子逮捕监禁。胡家乘机将张国四家剩余粮食衣物一并搜去，搬出坛坛罐罐，另招新佃入住。
案移刑庭后，推事廖子常亲去勘验，受到胡家的热情留宿款待。当夜，胡家送给廖子常50块大洋。勘验结果，自然认定张国四罪证确凿。开庭审讯时，指定了一名义务辩护律师。这名律师查阅卷宗，验单上只说尸首腐烂，无从辨认，腹部有尖竹担致命伤痕。究竟尸身长短、面貌、衣、履、服饰，有何特征足以证实就是杨华萍，一点也未加以说明。更为突出的是：传案法警当庭证明，死者坟前尚有人烧钱化纸。律师不禁质问：张国四父子都在牢中，谁去烧纸？
廖推事毫不理睬律师的辩护，悍然宣布判处国张国四无期徒刑，他的儿子判处徒刑12年。法警王荣庭也气愤不过：“我们传案时听说打死的是另一家人的媳妇，真死的无人伸冤，无罪的判了重刑，真不像话。”律师也觉得太荒唐，当即捐钱6角，买状纸一张，代张国四上诉。
案移长沙高等法院，问来问去，毫无头绪。迁延到了次年3月，张国四接济无人，早已拖得瘦骨如柴，病势沉重。每当在院外（当时法院躲避日军空袭迁在乡间）候审，围观的人也为他悲伤流泪。有一天，突然遇到一个过路人，问及案情，惊讶地说：“我知道这个女人在常德某家帮人。”法院才派人到常德把杨华萍找回，宣布张家父子无罪释放。但张国四已病死在狱中，他的儿子回乡后，又被胡家兄弟使坏，拉充壮丁，最后下落不明。
农民罗达孝，佃寡妇罗胡氏谷田6石耕种。1947年旧历九月，罗胡氏将6石田产凭中立契出卖给罗达孝，已收清价款。当时乡间农民进城完税，人地两生，常受税务人员的刁难勒索。胡寿礼见缝插针，问罗达孝有没有完税？罗达孝说：“还没有呢。听说那些办税的不好说话？”胡寿礼说：“这有什么难的，过几天我要进城开会，替你上了就是。”
罗达孝信以为真，忙筹足税款连同新契一起交给了胡寿礼。哪知胡寿礼拿过钱物后，一直没有消息。罗达孝心急如焚，却慑于乡长的威势不敢催问。残冬过尽，新年到来，罗达孝敬备礼品，登门给乡长拜年，顺便提起这事。不料刚一说起，胡寿礼就大发雷霆：“我耳朵都装满了，你逢人就说我迟迟不给你上税，未必我还想吞你那几块毛钱吗？”顺手抡起文明棍，狠狠打了罗达孝几下，大叫：“给我滚出去！”
含恨出门，走过屋后堰塘，罗达孝心想：“我年过70，还受人打骂！钱去了，田地得不到，多年辛苦积蓄，一下子血本无归，实在冤枉！”当即纵身一跳，淹死在塘里。
在胡寿礼看来，人死了还是好事。他立即把原卖主罗胡氏找来说：“罗达孝已将地方让给我买，你是得了业价的，只需新立过契，我重新给你划押礼。”罗胡氏一是不敢违命，二是见有押礼可得，就倒填年月，以买主胡寿礼的名义另立新契，完税了事。
这些田的佃户还是罗达孝，胡寿礼既成了业主，就必须找罗达孝的后人投佃，以后好找个借口，逼他搬迁。罗的大儿子罗述良在常德糖食铺当大案匠，罗的二儿子在沿滩拉包车。胡寿礼派乡丁将罗老二抓来，先关三天三夜，才告诉他：“你能出具佃约就免你当壮丁。”罗老二只求脱身，马上立佃签押。
接着，胡寿礼根据佃约，缺席裁判后，立刻强迫罗家搬迁。胡寿礼派人上屋揭瓦，大雨一来，满屋成河。罗家一家被迫号哭着迁出。罗述良从常德回来，托律师申诉，但慑于胡家势大，无人敢出来作证，无法解决。
这时，长江南岸有些地方已经解放，知情的人们都对罗述良说：“共产党来了，你不要用刀杀他，到时候就用锄头刨死这狗恶霸！”
胡家还把持了地方上的所有公产。诸如祠堂、塘坝、公山、学产……都由他们一手包办，任其贪污变卖。1932年，他们那一保集中了县仓常兵谷五六百石，胡家私自拿出100多石来变卖，将钱趁荒月时借给农民，1石谷要赚二三石谷。
1947年胡应林的母亲死了，他的父亲要续娶，胡桂五借口这事不合情理，要为死者打抱不平，不准他续娶。最后，胡应林送100块光洋给胡桂五，胡家才罢休。
他们用穷凶极恶的高利贷剥削农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正是他们吞食贫苦农民血肉的好机会。他们借谷出来，一般都是一石谷一石息。有时把谷折成钱，用钱再去买青苗，一石则要换成两、三石。除了将自己的收入用作高利贷资本外，他们还大鱼吃小鱼，向其他地主借谷进来，再高利贷借给别人。有一次，胡家向地主陶汉章以斗的年息借了一千多石谷，再用一石的年息借出。陶汉章慑于胡家的势力，什么也不敢说。
他们还在乡间开设赌场。家中稍有积蓄的人，常常被他们哄入赌场。胜了他们不准你出来，输了他们用高利借钱给你，一直到被骗被胁迫的人倾家荡产。
胡桂五不止一个，胡氏家族也不止一家，在解放前的湖南的农村中，大大小小的胡桂五是很多的；在旧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如同胡氏家族这样的黑恶家族更是遍地都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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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
1、悲惨命运的根源
以上的故事，足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地主恶霸罪恶的巨大，社会形态的黑暗。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其根源还在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旧中国农村，其经济关系和社会状况到底如何呢？
中国远古原始公社制解体后，夏、商、周（西周与东周）三代奴隶制社会，主要经济制度是分封劳役制。
分封制始于夏代，继行于殷商，式微于周。这种分封制规定了尊卑高下的等级。天子为第一等，诸侯为第二等，卿大夫为第三等。诸侯依其功勋大小和受封地的多少，又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不同的爵位。卿大夫又以其服侍的对象分为天子卿大夫、大国卿大夫、列国卿大夫、小国卿大夫等。诸侯、卿大夫又统分为九等，称为“九命”。
爵命等级是享受政治、经济待遇的依据。夏、商、周三代都实行世禄制，各级贵族世袭享受他们应得封地的收入，除了依次向上一级贵族交纳一定的贡赋和提供军役、劳役之外，其余全部归他们自己享用。例如，周武王弟康叔受封于卫（今河南安阳一带）并“殷民七族”，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并“奄商之民”“殷民六族”，成王弟唐叔受封于晋并“怀性九族”，功臣姜尚（太公）受封于齐（山东临淄一带）并土居臣民等等。可见当时是采取“封地授民”一并进行的办法的。各受封国诸侯，除自己直接占有一部分土地和臣民外，其余再分封给自己的大夫和士。各级贵族对受封地都只有享用权而无私有权，不准出卖，即所谓“田里不鬻”。
奴隶主贵族们如何去经营他们受封的土地？如何驱使自己封地上的臣民百姓？古籍上记载“三代”普遍推行的是“井田制”。奴隶主为计算自己封地的大小和监督农奴劳动，把土地划分成9个方块，因像“井”字形，所以叫做井田制。井田制最基层的单位是里，一里等于周亩900亩，每里住8户农奴，每户分地一个方块，即100亩，余下的100亩为“公田”。8户农奴除掉耕种自己的100亩份地外，还被迫合力耕种领主的“百亩公田”。一个贵族领主依据其“命数”高低、封地大小可能会有许多这样的“里”，可以从许多的“公田”上收获农产品。这就是奴隶制时代的劳役地租制，历史上称这种劳役地租为“助”或“籍”。当然，封地内的自由民对其领主、下级领主对其上级领主也要承担贡赋。劳役地租之外，贵族领主还要向农奴摊派军赋，征收贡纳，抽调力役修建宫室、道路等。
井田制作为中国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制度，到东周时期开始逐渐崩溃。由于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出现，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一部分劳力强的农奴家庭除耕种百亩份地和“公田”外，还有余力来开垦荒地，获得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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