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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无废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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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日《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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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路：盘中之物
盘中之物，无论你对它微笑，还是对它苦恼，一天你必须三次面对，丰饶或者单调，这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见证。
经济拮据了，肉丝切得更细，装菜盛汤的碟与盆也换成更小的。坐在餐桌边，看一粒粒饭粒，禁不住要吟一首《悯农》诗。富足的生活中，《悯农》诗拯救不了一粒米，而窘困，让你离开了《悯农》诗，也知道如何去悯农。
好生活，餐桌边的时光，是令人迷恋的。写过《厨房里的哲学家》的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说，与其他场合相比，餐桌旁的时光最有趣。
读小学时，父亲让我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为了考我读得是否细致，出了道题。问，地主波鲁德金的汤里的胡萝卜切成了什么形状。我答不上来，父亲说，切成了菱形或梯形。翻书一看，果然是。
当时对这狗日的地主心怀怨恨，因为他的古怪吃法，让我在父亲面前丢了面子。后来恨其腐朽的生活方式，因为当时大多数农奴的汤里，放不起盐。现在想起，能宽容待之，因为富足的生活必然精细，精细，可能是有趣的一项内容。舍此，仿佛有愧于他们的财富和人生。
近来读书，又读到一佐证。以吃喝玩乐为己任的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写了本《有关品味》的书，书中，他把吃昂贵的鱼子酱喻为“满嘴黑珍珠”。
其中有一段表白，鱼子酱，你日子过得好时可以吃，日子过得坏时也可以吃；你凯旋时是一种犒赏，大难临头时是一种慰藉。在你赚到第一个一百万的那一天，品起鱼子酱来一定美味之极，而在破产前夕享此美味，则是最后展示不服输的姿态，滋味也许更胜一筹呢。
真是“以食为天”的主张，为一吃，可以拼却一生成败与肝胆。然而，真正的鱼子酱定义起来，又是那么的精细与严格：只有鲟鱼的鱼卵才有资格做鱼子酱；加工需要十多道工序，且只能在十五分钟完成，超过十五分钟，鱼卵就不新鲜而无法完成。而运输的过程则要求鱼卵颗颗完整，无一破损。
一颗完整的鱼卵进入口中，已历险情种种，千难万难，仿佛去险象环生的千年洞穴探宝而归。
可是，我更愿意相信，真正的盘中智慧在寻常的餐桌上，上海作家程小莹在《温情细节》里，提到他祖父教他吃饭的一个细节，祖父告诉他，在动筷前，用筷子先在汤里蘸一蘸，先用汤水湿润筷子，就不会粘饭了。
艰辛的生活，也让人们掌握了应对艰辛之法。诚如杰罗姆所说：“无论我们是用镀金的高脚酒杯畅饮，还是用粗陶瓷杯牛饮，生活的滋味都大同小异。”曾经在一户困难家庭吃饭。惊讶于一棵白菜有三种吃法，一碟葱绿的白菜叶，菜杆与辣椒丝炒成了红白相间的菜丝，菜心做成了散发浓香的泡菜。素菜米饭，味蕾大绽。
饥饿感，是最好的佐料，盘中无论是何物，吃嘛嘛香。
盘中之物，亦会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我带儿子去探望住在另一个城市的母亲，母亲不怎么跟我说话，只在厨房里忙活。盘子换成了大的，菜肴都越出了盘子的边界，母亲无言地看着我们吃。
我听见了盘中之物在说话：好吃你就多吃点！
（2008年7月22日《北京晚报》）
徐锦江：穿弄堂
真正的老上海，都知道穿弄堂走路。上海的弄堂，有许多是贯通两条马路的，比如颜文梁、赵丹曾经住过的新康花园，张元济租住过的尚方花园，都可以贯通复兴中路和淮海中路，这头进，那头出，知道的人，不光可以借此机会边走边欣赏弄内的洋楼建筑，还可以少绕很多圈子。虽然现在为安全起见，弄堂两头一般装了大铁门，但还都开了一扇小门，知道的人照样可以自由进出。自小母亲家住在愚园路，就读的安化二中在安化路上，可谓养在深闺，为抄近路，且赏心悦目，我们时常从小时候叫做峨嵋月路的“枪篱笆”小马路上穿进去。这马路，我小时候是只知其音，不知其字，随着大人们用上海闲话含含糊糊地叫，还以为是“话梅路”，要知道那时候没有东西吃，话梅是难得的零食，一路走着，想着，嘴角生津，足下长力。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研究了不少老上海的资料，方知此路的正确写法是“峨嵋月路”，充满了诗情画意，怪不得似路非路，两边高树遮荫，小别墅躲在“枪篱笆”后面，不能通车，却又时常见小汽车轻驰入内，原来弄底有一片叫做福司花园（原来误为法斯花园）的别墅区，闲人不得入内。当年东方海外的董事长宣轩，后来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都曾居住于此。张老健在时，我拜访他还曾走进北欧式的小别墅，我们的中学即毗邻那片别墅群，有时候操场上的篮球打过高墙，会有隔壁警卫送过来。但自己攀墙过去是绝对不行的，有几个捣蛋鬼出于神秘感偷偷爬过墙去，结果被卫兵抓住“吃生活”。从峨嵋月路进去，还要拐几个弯，再从一扇弄堂小门进去，穿过又一条套在里面的弄堂，方可到达就读的中学，从中学处出发，还可北抵武夷路，南到安西路（那是一片棚户区），东至江苏路。小时候，到江苏路上的市女三中去看露天电影，穿的是愚园路上宏业花园的弄堂；到万航渡路外婆家去，穿的是长宁路上的兆丰别墅，若不是当地人，是决计设计不出这种最佳捷径的，有时候为了计算哪条路近，我们甚至会分头比着走，把赶路也变成一种乐趣。工作后曾暂居虹口的海宁路一带，发现那里的弄堂，大多是连着后面武进路的。
绝的是，前几天朋友杨君带我去他幼时住过的重庆南路万宜坊，我们从思南路上周公馆所在的别墅弄堂进，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是经常从这里一条小弄穿行回家的，弄里正进行别墅成片保养改造，有保安挡驾，说是已砌墙不能通，我们还是执意一走，结果还是从废墟旁的一扇小铁门走到了重庆南路上，穿过马路，便是万宜坊，坊内有韬奋纪念馆，即在杨君家隔壁，李安拍的《色？戒》中的女主角郑苹茹，也曾居住于此，杨君带我走向弄底，居然从一幢建筑背后的一条仅容两人走过的夹弄里穿到了另一个大弄堂，我笑称一线天，其隐蔽，不要说外人不知，即便走到近前，如无人告知，也断然无法发现此背后居然还有一线天，妙的是公用电话即设在两条弄堂的一线天间，两头喊电话方便。走过一线天，进入的是花园公寓，颇负盛名，据杨君云，之所以叫做花园公寓，就是因为当初这里的花园绿地很大，惜乎“*”中花园之间又造起两幢特别难看的新工房，使仅存的一片绿地变得逼仄，一边公寓也加了三层，形成不和谐的两截生。这种情形，我母亲家弄堂口的公寓也如此。因为基础好，“*”时为解决住房困难，能加层的公寓都加了层。说到一线天，我还想起愚园路上同仁医院急诊室弄堂深处，躲藏着几幢大汉奸周佛海、吴四宝住过的房子，之所以选择此处安生，是因为汉奸怕被暗杀，选择曲巷通幽便于藏生，一旦有暗杀行为发生，便可从两头通的马路另一头快速逃生，谁也不知道平时关闭的小铁门逢急还有此用。熟门熟路的小偷难抓住，人生地不熟的小偷却往往死路一条。前不久有人偷金店首饰大摇大摆从后弄溜掉，凭的也是熟门熟路。
什么时候，再穿穿弄堂，抄抄近路，其乐无穷。“内环线讲外国话，中环线讲普通话，外环线讲上海话”。上海人据民谣所唱，已边缘化到了外环线，内环线里的弄堂也随着大建设拆除了不少，穿弄堂，既是一种怀旧，也是上海人残存的一点底气，令人感慨。
（2008年7月13日《新民晚报》）
罗文华：遇堵车拐进故宫
那一天，我还真遇到了一个岔路口。
那一天，大约是1984年的秋季，我被堵在了北京西城的一个岔路口。那天我乘公交车从西郊的北大进城，想到城南天坛附近我舅舅家。当时我在北大上学，我唯一的舅舅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戚。我经常在周日到舅舅家，四川来的舅母喜欢用红辣椒炒菜招待我，我也特喜欢吃辣椒炒菜。但是那天我辜负了舅母，她的辣椒炒菜我没吃成，因为我乘的公交车被堵在了西城的一个岔路口。
那一天，我坐在被死死堵住前方道路的公交车上十分焦急。堵车的原因当时我并不知道，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也许是前面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吧。当已经堵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年4月底我曾经有过一次被堵得好惨的经历。那天我已提前买好了火车票，一大早就从北大出发，乘公交车到北京站，打算回天津过“五一”，谁知正赶上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北京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我乘的公交车被堵在离钓鱼台不远的路上蹲了好几个小时，待我回到天津时已是万家灯火。想到4月底那次惨痛经历，秋天的我毅然决定不能再在公交车上傻等下去了，要赶紧寻找出路。
那一天，面临岔路口，我有三个选择。一是待路通后继续乘公交车往南到舅舅家，但我已经说了我不想等，因为我不愿浪费时间；二是掉头往北返回北大，只当白跑了这十几公里路，但我不想半途而废；三是往东拐，钻过几条胡同再寻机往南，这样可以绕过堵车的路段。于是，既不愿浪费时间又不想半途而废的我，既被动又主动地选择了往东。然而，当我下了公交车往东钻过几条胡同再往南望时，却发现南边的道路似乎依然堵塞着。我只好继续往东，继续钻胡同。钻来钻去，猛一抬头，已到了故宫高高的红墙下。
那一天，为躲堵车，我买了一张紫禁城的门票。故宫里秋高气爽，静谧安宁，令我心旷神怡，方才的急躁情绪一扫而光。我知道舅舅舅母在等我吃午饭，可当时两头都没有电话，无法联系，我想我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安下心来好好逛逛这古老的宫殿庭院吧。
那一天，我真正认识了故宫，认识了丰富悠久的中华文明。此前也去过几趟故宫，但注意的不外这几样：其一，宁寿宫后面的珍妃井，体现封建统治者的残恶；其二，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体现农民起义的威力；其三，乾清门前被刮掉鎏金的铜缸，体现外国侵略者的贪婪。而直到那一天，我才有机会细细地品味故宫，品味它的每一座建筑，每一件文物，并将它们精心地镶嵌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大家熟悉的珍宝馆、钟表馆，我还有幸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而举办的大型文物展，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国宝令我赏心悦目，使我受益匪浅。我忘情地陶醉在那远离喧嚣的高雅文明中，不知不觉天色已渐黄昏。此后，我又连续多次专程进故宫赏宝，每次揣个面包夹瓶水，一看就是一整天。
那一天，我改变了一个观念，完全摒弃了过去那种（至今也还有人这样做）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读书治学方法，特别注意文物在读书治学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而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观察生活，了解社会，印证历史，体会人生。1998年秋天，在全社会收藏热的推动下，我供职的报纸要创办“收藏”版，许多编辑都跃跃欲试，竞争十分激烈。我本来不是搞文物专业的，但陡然回想起1984年那个秋天我拐来拐去拐进故宫的情形，觉得不妨借编“收藏”版调动和发挥一下自己多年来在文物方面的知识积累，所幸如愿以偿。时至今日，不仅这块“收藏”版我已编了整整十年，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而且我还出版了十来种与文物收藏相关的专著，得到社会好评，这也算是人生的一点点收获吧。
那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岔路口，拐进了一片新天地。
（2008年4月1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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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谁把霜扑醉
“晓来谁把霜扑醉，总是离人泪。”——这词句简直似乎专为我写的。我和北京香山红叶，有着前世今生的孽缘。
1980年秋，赵丹在北京医院患癌症已濒危，却还念念不忘催促我和孩子们去香山看红叶，他已连话也说不清，气也喘不匀，还嘱咐：“……红叶……红叶……”我说：“我们会去的，等路上不堵车了去，快快乐乐地去。你放心。”——这是我对孩儿爸的承诺。7月15日他从上海急救送北京医院时就说：“这回可能赶上去香山看红叶了。脚踩在凋落满地的残叶上感觉真让人深思难忘。”平常人看枝头红叶，他却欣赏遍地残枝。
10月10日夜未央，赵丹像一片红叶离开枝头，去了。由于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招惹高层的批评。难得的特殊的身后哀荣为他隆重送葬，丧事在复杂的境界中办完。我对身后的三个孩子橘、佐、劲说：“咱们去香山散散心，让你爸爸放心吧。把堂弟黄河清也叫着，拍些照片给你爸爸烧去。”
已经11月下旬，上山看红叶的热潮已渐息渐冷。我们换上初冬的旅游装，戴上花格子围巾上山了，有说有笑，还蒙起我眼睛玩捉迷藏。若不是胳膊上还缠着黑纱笼，谁想到这是些刚刚死了亲人的孀妇和孤儿呢。我对孩子说咱们赶早回程吧，游人是小拨来大拨回，晚些人多会找不到出租车的。有条件坐出租，却不得不挤公共汽车，把游兴都挤掉了。连小劲都二十岁了。他们陪着“肥老胖”（“*”后阿丹给我起的绰号）妈妈玩了半日，小脑子里又想些什么呢？
归途中，有些倦了，坐舒服了闭上眼，眼里还是满山红叶——那是1943年的红叶，我十八岁，第一次结婚。我和新郎郭元同（艺名异方）约好，婚后即设法翻过山头，去投奔冀东游击队，去找陶声垂（燕京大学同学，游击队负责人）。
元同的家，就住在香山一棵松。婆婆给了我们一座小三合院，院里的无核红枣已挂果能吃了。元同安顿我跟他母亲弟弟熟稔后，就自己下山订礼堂、发喜帖等等等等婚事之必需。我就收拾小三合院，除杂草、扫顶棚、擦玻璃、糊上半截窗户纸，请邻居全合人（有丈夫儿女的福气人）来缝新被，缝四角挂着枣（早）、栗子（立子）、花生（插花生男又生女）的双人大被。
喜期近，待我下山后，方知郭元同已病倒在他舅舅的诊所里，他病得脱了形，说是心脏病。可是请亲友的帖子已全发出，六国饭店礼堂已订好，牧师也请了。郭家决定婚礼照常举行。元同在喜辰理了发、刮了胡子，被搀到礼堂，说完“我愿意”之后，就被扶走了。没有新郎的喜宴照常举行，照样划拳闹酒，我也被灌了几杯二锅头才放回。我们只举行了婚礼并未圆房，舅舅为我在舅妈屋里准备了笔墨纸砚解闷。十八天后，郭元同被上帝召往异方彼岸，他归天了。郭家早已准备好寿衣、棺材。灵柩抬往香山公主坟，一路上风吹红叶纷纷坠落在我的灰呢压韭菜白边的孝服上，游人嬉闹如常，真格是人生如叶。不管你是红叶、黄叶、绿叶，终归要落下来的。有谁真是不落叶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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