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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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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德至德山以东，那边有一座大石桥，年久失修，早已塌坏。这也是一条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请人估计石料后，亦动员部队修筑，做得很坚牢，并不比石工做得逊色。
我与常德的父老正绅常常会谈，问问他们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么，最需要我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们指出来，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无不尽力去办。一天我又和本地绅士蔡一陶、高晖庭两位先生问到这类话。他们才谈起每年初夏，山洪暴发，沿江水位高涨，往往平岸，西南角城墙被水冲击，至为危险。若能把西南的城墙和城墙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筑，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这里工程太大，当地各界年年集议修筑，都以经费不敷，不能实行。我和他们说，我们可以出人工，只需派几位石工从旁指导，我们弟兄必能做得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过望，当即计划修筑。一直工作了两个多月，始告完工。后来我们离开常德不到一个月，常德即发大水，水濒城头，人们立在城堞上可以洗脚，但常德终未受灾，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个埠头都是很肮脏的。如南门外的江岸边，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马桶、倒垃圾污秽，无不在此，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中国临水城镇，都是这样，常德自非例外。这是最不卫生的事。我觉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从岸上搭条板，凸达河中五六丈，远出污水范围，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涨落无定，乃派人专管其事，随时更张。这等事关系太大，而办理亦并不难。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江边仍留旧迹，但条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
我动员部队，在地方上做这种种的事，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激。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人民出钱养兵、养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还不是十分应该的么？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有没有这种朝气，这种精神，作为士兵表率。若是官长暮气沉沉，根本没有此心，那自然无事可做。到了今日，许多军队进步多了，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军队；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还是稀奇少有。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说士兵精力是愈练愈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闲散，懒惰成性，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赘害，而且也毁了自己。
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那时局面动荡，政治窳败，当局握政者只一心对内，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谁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我在常德住着，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白的。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必须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要做到这个，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律参加。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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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3）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练体力，亦可以磨练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零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地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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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4）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忻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与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作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舌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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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5）
到了一九二○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做种种扩张自己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又铮、曲同丰统率。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有所用心的。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非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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