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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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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1）
转眼就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过新年的时候，营中的同伴们因为心绪苦闷，生活无聊，又嚷着要赌博，有几位又劝又拉，非要我加入不可。这时我已积有六七吊制钱，老朋友赵万顺也储有四五吊，都存在我的铺后头。经大家一番劝诱，一瞬间的转念，由于我那时年纪轻，竟又把持不住。赌博场设在本地大绅士赵东海家里。头一局大家公推我坐庄，因为没有宝盒，临时用竹子牌代替。头一宝拖出来，赵东海就问我：
“你向来不说瞎话，我问你，这一宝是几？”
我回答说：“是三！”一句话刚说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注子下在三上。等到把宝开出来，果不其然是三。这一宝，整整把我的庄底都挖空了。后来大家过意不去，商量不要我赔钱。我说：“那不行，既然输了，我自然应当要赔。你们不要不成！”
大家散了之后，我找了一把刀，对准左手，忿恨地说道：
“以后你再不改，还要继续赌博，非把你砍掉不可！”
到了正月初六，练军始正式接到改编淮军的命令，归李鸿章节制。至此，我们的队伍才算有了着落。改编的结果，计共编成骑兵五营，步兵五营。我编入元字前营，统由吕本元带领。当时所以改编为淮军，说起来也颇饶兴味。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第一步即着手整理境内散住各处的溃兵。惟因大乱以后，财政异常困难，饷项无从筹措，不得不商请淮盐商代垫。淮商应允了，但坚持须以改称淮军为交换条件，所以队伍一接到命令，即点名改编，换成淮军的新名号。
队伍经过改编，老弱全部淘汰，被裁的官兵每人发四个月饷。饷银系一种“松江银锭子”，黑而且杂，成色极劣。这次我领下来的饷，差不多全数都付了在赵先生家输的账，因为一些老朋友都被裁回家，没法子不还账。朋友们都走了，我们这一棚人，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个人，一时不免十分感伤。同时我又重复拿起刀，对着左手，仍如前次一样恨恨地骂了自己一遍。
改编以后，队伍仍旧驻蠡县操练。我们的营长是李洙熙，帮带是傅应金，哨官是何树堂。名义虽然改编了，军中的一切情况，仍然如从前一样，散漫泄沓，种种恶习，一点也没有革除。官长们，学识能力很好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数都是靠着眷戚乡亲援引，才升任上来的，他们既无学识，亦无经验，根本不知练兵为何物，所知道的，只是“做官三辈爷”（自己是老爷，上辈是老太爷，下辈是少爷）的大道理。结果弄得死气沉沉，糟成一团。因为改编的缘故，饷章也更改了。每三十三天，方才发饷一次，每人三两三钱松江银锭子。这时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谚语是：“三十三天三两三，既扣吃来又扣穿。”甚至连兄弟们结辫用的绳子，也被克扣了去，弄到月底，往往一钱不剩。好像那时当官长的惟一工作就是克扣士兵的血汗钱。
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冯玉祥回忆录
正月下旬，蠡县边境来了大股土匪。匪首车轮标，是保定府南著名的痞棍，因为犯案发作，急而生变，逐啸聚流氓，结成极强悍的股匪，四出劫掠。队伍从正月底奉令追剿，一直剿到六月间，始终没有把他剿伏。军队平素训练的成绩，由此也可略知梗概了。其中柏管带所统的右营，不仅队伍被匪击溃，连饷军及“洋抬杆”（当时的一种兵器，每营二十杆），也被土匪截去。这真是国家练兵以来空前的奇闻！原来柏管带向来喜住民房，这次也是住的民房，出发的头一晚上，护兵传差，丝毫不知机密，高声喊嚷道：“明天几点钟出发，某哨在前头，某哨在后头，饷车在中间。”这么一嚷，土匪的侦探先都知道了，于是预先伏在高粱地内，等候饷车一到，一阵黑枪把军队击散，饷车等即被抢去，士兵也伤亡很多。饷车被截，全军为之震动，上峰严令追击，务要迅速剿平。
土匪掠得饷车后，即窜往山中暂避。队伍听说，接着也向山里追去。我们右后两哨在一路，前左两哨在另一路。前左两哨走的是小路，两岸皆山，形势奇险。刚过望都西北的山中，就和土匪碰头，仓促间被土匪一排枪，前头的骑兵回马便跑，因为来势凶猛，后头的步兵躲闪不及，被踏死的很不在少数。这一来，士兵几乎吓破了胆子，有几个溃散下来，跑到民间，慌忙把军衣脱下，将头发散开，就向面缸里头乱钻。等到我们随后赶到，找了半天，才把他们从面缸里头一一拖出来。那时官长贪钱不做事，当兵的没有训练，只知贪生怕死，胆小如鼠，说来真是异常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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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2）
队伍稍加整顿，继续进剿。那时正值下雨，一路上走的都是山。原来预定的路线是由易州、涞水等处前进。出发后走了几天，有一天上午迎面来了一个状似农夫的汉子，向帮带报告：
“车轮标正在前头一家庄院前，特来报告。”
帮带听见这话，立时令队伍迅速前进，准备攻击。走了没好远，前面果然就有一座大庄院，树木茂密，隐约地可以看出鳞次栉比的瓦房。这时队伍就不问青红皂白，散开了，对着那庄院开枪射击。打了半天，里头一点动静也没有。许久，才走出来一个老头儿，大声喊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
队伍说：“我们来打土匪的。”
“我们这里哪有土匪呀？”
士兵不由分说，蜂拥着向庄子里跑去。搜得了细软，就随手往腰里掖，看见成缸的蜂蜜和腊肉，好像八百年没吃饱的一样，一碗一碗盛了往外端，一边走着，一边用舌头舐吃。后来索性连橱柜也给撬开来，贵重的衣服携取一空。弄得全院子里乱七八糟，零乱不堪。
土匪没打着，倒把人家的庄子抢了。事后人家怎么也不肯甘休。原来这是肃亲王的一所庄院（听说现在肃亲王已住到日本去了），那时一共有十几顷地。庄主着人追究此事。帮带说，路上遇到一个状似农民的人来报告，说车轮标正在庄子里，所以才来打。并说那人穿的什么衣服，什么样子。这才知道那人是几天前庄子里被革去的一个长工，特意挟嫌捏报的。但庄主终不肯就此罢休，说无论如何，军队也不应该借端劫掠。帮带无可奈何，允许赔偿损失，途中并将那谎报的长工抓获，枪决了事。以后听说慈禧太后回銮，肃亲王又把此事告到太后那里，太后也答应赔偿，此案始行了结。带兵的人听着什么就信什么，率尔从事，漫无纪律，闹出这样的乱子，真是太荒唐了。
从这里队伍即未再前行，重复回到望都。这时我听到一个最痛心的消息，那就是这次订立的《辛丑条约》中有拆除大沽口炮台的一项规定。这个消息在旁人听了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然而在我，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样的肝胆欲碎。当初修建这大沽口炮台，我是亲身参加的。那时我还抬不动土，白天帮着大家扫土，晚上随父亲出去巡营。同营的弟兄们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里工作，经过长久时期，好容易修建成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如今忽然宣布拆毁，而且叫中国人自己拆毁，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血泪缔结成《辛丑条约》，虽然眼前瓜分之祸暂时幸免，然而巨额的赔款，却种下了中国人民日后永难逃脱的经济厄运。关税盐税都作为赔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的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条约缔结以前，李鸿章即已病故。他从广东回北京时，路上曾晕了几次船。到了北京，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之下，缔结这样的城下之盟，经过长期的折冲，交涉处处掣肘，因此外感内伤，一位晚清最负盛名的外交家，就轻轻殂谢了。李鸿章一死，算是感动了洋大人的心肠，才允许签订他生前所拟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让步的和约草稿。这就是后来的《辛丑条约》。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便是袁世凯。
和约既成，慈禧太后方从西安动身回北京。回驾的路程是由西安绕道河南，由河南起驾到保定。十一月二十一日驾到保定。这显然是慈禧要避让联军的锋芒的缘故。因为当她起身时，条约刚刚缔结，京津一带的联军还没有完全撤退。可怜这位西太后，由北京逃到宣化，由宣化逃到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绕道河南回京，这沿途风尘之苦，也尽够她消受的了。可是听说她这次从河南到保定，沿途上县官因办差不力，被太监王公们打跑了的很不在少数。官府尚且如此倒霉，我们老百姓所遭的灾殃更可想见了。
慈禧还没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保定练军奉派担任“卡轮”的工作。所谓“卡轮”，就是护卫的意思。挑选的都是大个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们身上都穿着蓝布开衩儿袍，手里拿着红漆柳条小笸箩，净水泼街，黄土垫路。慈禧的行宫就设在总督衙门内。我在衙门口“卡轮”，向里面一张望，只见灯笼、火把、旗锣、宝扇、斧钺、红毡等等，辉煌夺目，摆成行列，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国家快要亡了，仍然这样穷奢极华，作威作福，百姓怎么不遭殃呢？我一面洒水泼街，一面心里这样的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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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3）
“两宫”到站的时候，我正在车站站岗，因此得瞻仰到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车时，身上穿着青花缎的大坎肩，头上梳着满装“两把头”，脚上穿着一双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来安详缓慢，十分娇贵。看她样子已有六十多，满脸皱纹，脸上没有抹红，可是涂着一层很厚的宫粉。当她进站后袁世凯叩见的时候，我听见她说：
“我们娘儿们不要紧了，到了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两宫”在保定没有久留，即转回北京。
我们的队伍由望都回来，共计一营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后来又移住西边的丰备仓。这时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习。小教习又名副教习，因为军队中会喊操的长官不多，每哨里都设有喊操的正副教习。教习还有一个名号，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时喊操的教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管带李洙熙正在营部里坐着，何哨官去见他说道：“请管带给冯教习加三钱银子。”声音很是卑谦。李管带一听，回答说：“这办不到。”干脆地回绝了。这时我正在隔壁房间里，所以他们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管带的薪俸，每月连同吃空名字在内，可以有四百两银子。当哨官的至多也不过四十两银子，如今这位哨官要求加给三钱银子，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可见此时的武官是怎样的视财如命了！
营里的伙食，是每天发给小米。我向来是不惯吃米的，而且那种小米沙子极多，怎么也吃不下去。勉强吃到肚子里，一天到晚咕噜作响，一点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买两个烧饼充饥，可是每天只能吃两个，多了便没钱，于是整天饿得肚子发慌。实在饿得没办法，便弄点水把小米向嘴里吞，虽然勉强咽了下去，但终是很难过的。
我这时心身俱感压迫，可是努力上进的心却益发来得强烈。这时我开始读武卫左军编的《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得暇即读，有时彻夜不睡，偷偷地就着灯前读。初时十句不过懂得三句，其余都茫然不解，于是各处找人求教。如此长时期的努力苦读，精神渐感亏疲，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面色萎黄，食量低减。同棚子里一位尚得胜是好朋友，这时就规劝我说：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这样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应该保重你的身体要紧。”
我说：“尚二哥，你的好意我谢谢。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粮，一点儿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念好了，有了真知识真学问，出人头地，那时能够从南方接我的父亲出来同住，那就好了。”
此后尚得胜再也不劝我了。正在这时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极大的兴奋和安慰。正月底，直隶定县王瑚铁珊先生到了丰备仓。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清廉，持正不阿，而节俭刻苦方面尤为当时士大夫中所仅见。他在我心目中真是闻名已久，渴欲一见的一位高人。恰好他同我们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绍，得有同他见面谈话的荣幸。这次王先生给我写了一个片章，使我喜欢得说不出口来。我把这个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后十分珍重地保存着，隔几天拿出来把玩一次，惟恐把它遗失了。
淮军的暮气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纪律，都散漫废弛，不堪闻问，我们的前途希望，至可焦虑。因此我渐渐生出异志。正在我踌躇徘徊的时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补上了武卫右军第三营左哨的新兵。于是我也决心离开淮军，要投入武卫右军去。
武卫右军是规定初一、十五验兵。一天，我换上便衣，前去应募受验。走到那边，正好验上。回来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说：
“我要到北京去，那儿有个朋友叫我。”这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谎话。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亲同我的父亲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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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4）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过在这里，咱们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能不离开还是不离开的好。”
我坚执要去，他说：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请你吃顿饭，同你送送行。”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棚子里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们都七嘴八舌地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上北京去。”大家听说，就托我捎东西，有的捎帽子，有的捎辫绳。我说：“你们把要捎的东西开下来，我回来再拿钱。”到了晚上，我自己扛着行李，顺着城根往西门走，由西门绕到炮台附近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馆里歇脚。座谈一回，当晚就进入西箭道里去，营盘就在那边。从此我正式充当了袁世凯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正兵。——这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们新兵每半月换一次班，上半月住在城东营盘里，下半月住在城里总督衙门里。伙食自理，每月每人关四两八钱银子的饷。这时吃的食粮是小米绿豆，没有沙子，可口得多了。有一次我们买了绿豆抬回营里去，因为斤两太重——足有一百八十斤——路途又远，一下子把我右肩压了个大疙瘩，比鸭蛋还大，多天没有好过来。我虽然时常练习大刀、拳术、翻杠子、耍石头等等运动，可是杠抬重东西，却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苦事，非经过一番练习绝不能胜任的。以后我在车站上，或轮船码头上，看见杠抬东西的脚夫，就要想起我那次所受的苦楚。
武卫右军在“练”的方面实在比淮军好，但在“训”的方面，却不大讲究。军官中不识字的占多数，不会喊操的却很少见。合计三十个军官里面，挑不出一个不会喊操的，这一点就比淮军军官高明多了。军中很注意射击，打靶的教法虽不见佳，但能够注意实习，即已不错。我们直接的统领姓徐，领官姓张，哨官姓李。
八月中旬，袁世凯将总督衙门移到天津，队伍也随着同去。计共去右翼第二营，第三营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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