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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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公元前180年7月的一天，天气炎热，长安的长乐宫中笼罩着一层乌云，实际统治大汉王朝十五年之久的吕太后死了。权力政治的空白，让这个帝国的各种势力开始跃跃欲试，吕氏家族、功臣集团、刘姓诸侯王，三者之间谁将获得这个王朝的最高权力，帝国政治的走向将出现怎样一种状态？扑朔迷离。
　　政变，当然在刀光血影之间上场了。
　　古往今来，政变之后的政治，不外乎两种结果：更好或更差。
　　而这场政变，带来的却是一个罕见的封建盛世。“周曰成康，汉云文景，美矣！”这是后世史官对于这个盛世的评价。
　　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这个盛世的前因后果。我想，应该趁机回溯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初衷。
　　那是在前年，我的师兄孟宪实向中影集团推荐，让我写《文景之治》的电视剧剧本。对于汉史，我一向很关注，之前已经出版了汉史小说《亭长小武》，也正好是将电视剧改编权卖给了中影集团，想象着如果在荧屏上能展示自己对于西汉前期历史的看法，那将是件很快乐的事。于是很快着手，搞出了个大纲。
　　可惜由于去年广电部下令，限制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历史剧的数量，于是很多影视公司纷纷改弦易辙，中止了历史剧的拍摄计划。《文景之治》的提纲也因此泥牛入海。
　　后来承重庆出版社向我约历史小说稿，当时我手头的几部小说，都已经被出版商预定，所以想着把《文景之治》的剧本大纲写成一个历史读物，这个想法的产生，同时也是因为迄今为止，有关汉代，似乎还没有一部很好的用白话讲述的读物，于是欲用暇余时间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像小说的写作那么需要刻意经营，而仅需要学养的资助，少了很多绞尽脑汁之苦，还可以借此温习《史记》、《汉书》，又何乐而不为呢？如今看来，这个目的确实也达到了。很多史书的细节，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刨根究底的描述，自己在平常的阅读中，是往往会一瞥而过的。
　　需要郑重地指出，这本书的内容虽然是严肃的，写法却是非常轻松的，有些细节的陈述，在不背离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甚至是带有文学性的。这后一点，我希望执著于“真实历史”的读者们不要误解，文学性并不等于戏说。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适当的文学描述，可能是推广历史的绝佳办法。古今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左传》和《史记》的内容有很多的妄诞之处，因为其中很多场合的隐秘对话，只有当事人清楚，几百年后的史官，是靠什么记述呢，显然不过是想象。就像紧张得扣人心弦的《鸿门宴》，如果不是司马迁惊人的想象力和文学才能，我们读了，也肯定会打瞌睡的。
　　如今，《左传》和《史记》这两本书被公认为文学和史学结合的完美典范，而那些断烂朝报式的帝王的起居注却往往缩在图书馆书橱的一隅蒙灰。
　　且不说那些严肃的研究专著，任何有一定追求的历史读物，作者在心中都是有着他的历史观的，我也不例外。在客观阐述文景之治这段史实的过程中，其中的很多人物和历史事件经常让我有一些不吐不快的看法，它们逼着我停住叙述的脚步，或者分析，或者探究，或者慨叹一番。司马迁也常常说，当他读史料的时候，往往“废书而叹”，他在每个本纪、世家、列传的末尾，都有传赞，那些都是极为精致美好的短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模样是何等的栩栩如生，他跨越了两千年的长河，在和我们对话。我自然远达不到他那样渊博的知识和超凡的文字能力，然而，我是站在许多学者们的肩膀上，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人类当今所能具有的理性科学来对这些历史进行评价的，或者也有一点可供裁择的管见罢。
　　历来写汉史的历史读物，大多仅仅采用传世文献，而当今汉代出土文献日渐增多，其中记载的中下层官吏和平民的生活状况，也是不该被忽视的。尤其是文景之治作为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封建盛世，在它的治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大概才真正是衡量盛世的标准。所以，我也尽可能采用这些出土文献，来进行辅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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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虽然本书的写作是因《文景之治》的历史剧大纲而起，但不会以之而终。我有兴趣将西汉二百年的历史继续用白话叙述一遍，当然，这个工作虽然不难却很烦琐，希望在今后的几年中，能够陆续完成。
　　感谢重庆出版社的何晶编辑，如果没有她的催稿，以我这样天生疏懒的性格，恐怕至今也完不成这部书。据说，人世间的很多好作品都是被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催逼出来的，我诚挚地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因此写出一部真正的好作品。
　　最后加一句精致的废话：是为序。
　　2007年6月4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异姓王国皆诛灭（1）
零
　　我们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老百姓过得很爽的时代，被史学家们称为“文景之治”。过得很爽是什么概念，我不妨以个人的角度憧憬一下：房价持续走低；吃的喝的价格便宜；工作一天就休息一天；治安巨好，路不拾遗，警察见了谁都眯眯笑；公共设施齐全；空气质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级，没有可吸入金属颗粒物……
　　当然这是做梦。文景之治能有这么好吗，不可能。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西汉时期，一般米价是每石百钱，达到二百钱则比较危险。
　　一石米是多少，如果换算一下，相当于现在的六十斤大米。那时候每个成年男子一天的额定口粮是两斤四两左右，每天一般吃两顿，没有午饭这个概念。每顿吃一斤二两，饭量似乎大了一些。不过那时候很少有机会吃肉，没有荤腥，饭量大一点也是正常的。每人每月消耗一石二斗米，一家五口人每月（汉代家庭的基本结构）则要消耗六石米。而汉代一个普通雇工的工资在月薪三百到一千不等。文景之治时期，米价最低达到每石数十钱，米价便宜。按照当今国际上食物占收入比重的支出来计算发达程度的话，则可见当时粮食的充裕，国家的富庶。
　　相比之下，秦末汉初的时候，每石米却达到了五千钱，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能让百姓普遍吃饱肚子，似乎是一个政府最起码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却常常是个奢望，就连距今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有过普遍食不果腹的痛苦呢。
　　除了米价之外，在史书上，还这么记载文景之治：政府做到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老百姓家家吃穿不愁。粮食多得政府的粮仓不够用，只能乱七八糟堆在地下培养细菌，没有人有闲心理它们。京师中央银行的钱库因为长久不需要支出，穿钱的绳子都烂了。老百姓家家买得起马，聚会唱卡拉OK的时候，都骑自家的马，性别还得是公的，你要是骑匹母马，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甚至被拒之门外。吃饭每餐都可以四菜一汤，连各个街道守门的大爷大妈们对吃肉都腻味了……
　　可以想象是怎样的一种太平盛世。
　　但这种好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期，这得从刘邦末年讲起。我挑中了公元前196年，这一年，刘邦六十岁，是他起兵反秦十四年，纪年十一年，称帝七年，离去世还有一年。
　　我们知道，帮助刘邦建立汉朝功劳最大的人是韩信。而韩信的死或许可以说是刘邦新建的汉朝政府大规模清洗异姓诸侯王的开端，韩信就死在这一年。
　　壹
　　这一年的冬天十月，也就是年初。
　　我们知道，秦朝是以十月当作一年的开头，但并不把十月称为春，仍是称为冬。也就是说，秦朝和汉朝前期，一年的开头是冬天，我们常说“一年之首在于春”，在那时候是不适用的。
　　十月年初，刘邦派了太尉也就是国防部长周勃去攻打代地。因为去年的九月，代国的相国陈豨发兵谋反。陈豨实际上是以巨鹿太守兼赵相国的身份守卫原来的代国边境，总揽赵、代的兵马。当时的代国并没有国王，但因为代国位于边地，需要重兵抵拒匈奴骑兵的南下。
　　陈豨的谋反其实也是被逼的，他出任巨鹿太守的时候，曾经去向韩信辞别。韩信拉着他的手在院子里散了一通步，突然仰天长叹道：“子是可以说点知心话的人吗？我想和子说几句知心话！”“子”是那时的尊敬称呼，如果称“你”，就不礼貌。汉代人对别人尊称，或者称“子”，或者称“公”，或者称“君”，都是有讲究的。
　　韩信这么抑郁，很可以理解。他刚出道，就帮助刘邦击破魏国和赵国的精兵，威震天下，燕国甚至吓得不战而降。后来他又以精兵奇袭齐国，让齐王望风而遁，于是自立为齐王。继而又以齐国甲兵南下，摧破楚国精锐士卒数十万。如果他当年听从谋士蒯彻的计策，坐观刘邦和项羽两败俱伤，然后出面收拾残局，天下说不定就姓韩了。可惜因为他一念的妇人之仁，最终落入了刘邦的魔爪，王的爵位被褫夺了，国土被收走了。他一向自视极高，自以为功劳盖世，却仅仅以一个小小的淮阴侯的爵位软禁长安，龙落浅滩遭虾戏，你叫他怎么能不郁闷？他多么希望能像陈豨一样离开长安，去获得自由挥洒的机会。他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军神，长安颟顸的生活不适合他，驰骋疆场、斩将搴旗才是他的使命，可是却没有机会。千百载后，我还能从史书中读到他的后悔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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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姓王国皆诛灭（2）
虽然龙落浅滩，但朝中的功臣们，只要眼睛没瞎，都不会不知道自己和韩信的水平差距。舞阳侯樊哙，多么嚣张的人啊，功劳簿上排行第五，可是有一次韩信跑到他家去玩，他竟然像孙子一样跪拜送迎，还喜出望外地说：“大王竟然肯屈尊跑到寒舍来看望臣，臣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这家伙，连朝廷礼节也抛到脑后了，要知道韩信那时早就不是王了，可是樊哙对他崇拜得要命，叫“大王〃叫顺了嘴。樊哙是屠狗出身，没什么文化，但为人还算正直，他对韩信的崇拜显然是真心的。
　　听韩信这么悲凉地感叹，骁将陈豨也不由得心里一动，答道：“请将军直说罢，臣认真听着呢。”
　　韩信意味深长地说：“公现在要去的代国，是天下的精兵所在之处；而公是皇帝陛下的亲信大臣，如果有人告发公谋反，陛下肯定不会相信。但如果多说两次，陛下就不一定不会怀疑了，因为公手中掌握着那么多的精兵，很难让人主放心啊，到那时候，公还有命吗？”
　　显然这是韩信的切身体会，他当初以为自己劳苦功高，刘邦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没想到玩政治跟赌博一样，赌场无父子，何况朋友。陈豨是个聪明人，知道韩信在现身说法，于是急切问道：“将军，那您说怎么办？”
　　韩信说：“公在外率领精兵，我在内接应。天下说不定就是我俩的。”
　　陈豨心领神会：“将军说得好，受教了。”
　　这段历史记载是否合情理，我们可以暂且放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就算这段记载是真的，陈豨也未必就会产生什么造反的想法，他最终那么做，其实也是被逼无奈。这要从他的性格讲起。
　　战国时代有一种社会风气，上至王侯，下至将相，只要家里有钱，就喜欢恭敬地接纳一些有才能的人，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好酒好肉地养着。自己的一些庶出的兄弟或者远房亲戚，反而当奴仆使唤着。这些被养的人叫做门客。战国养门客最有名的有四大公子，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魏国的王室贵族魏无忌，他有一块封地在信陵（今所在地不可考），所以被称为“信陵君”。
　　陈豨从小就倾慕信陵君魏无忌的为人，所以一旦得到了权力，马上也开始招徕门客。他对客人的作风，也像魏无忌那样，恭敬有加，好像自己比门客地位要卑贱。这种待客方式是典型的战国时代贵族风气，在这样一种礼节中，宾主双方都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因为高贵的人装卑贱，卑贱的人摆架子，要做到都有点难度，因此被当时的社会风气视为高尚。双方都做着这些高尚的事，自然心里快活得不得了。除此之外，这种风气的产生，也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关系非常密切。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打得不亦乐乎，谁能最后胜出，就看谁手下的才士多了。诸侯们为了胜利，就得想方设法招揽才士，而要招揽到合格的才士，自然要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因为才士都是有点清高、有点脾气的，和他们打交道，不能不小心翼翼。
　　但养门客的传统，到了天下一统的汉朝，已经不适用了。圣天子在上，你招揽才士干什么？想造反吗？所以陈豨的这种行径，只能算摆阔。能养得起门客，家里没钱不行。而且从心理学上讲，有钱人装卑贱，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摆谱。只是陈豨的谱摆得太大，有一次他经过赵国，跟从他的门客乘车竟有上千辆。一千辆车，在春秋时期算是大国，在战国时代也算个小国，也就是说陈豨俨然自己是一方诸侯了。赵国的相国周昌对此很警惕，看在眼里，记在纸上，马上上书报告刘邦，认为陈豨有谋反的实力，留下来恐怕是个祸患。
　　应该说，周昌的小报告打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人的道德真的不可靠，有实力而不造反的人太少了。就拿韩信来说罢，他拒绝蒯彻的建议，好像显得道德高尚，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日后不造反。他感念刘邦的旧恩，所以不反。那刘邦死了呢？刘邦的儿子对他还会有什么旧恩吗？这点还是后来的贾谊说得好：“造反嘛，其实是有理论可以概括的：想法与实力成正比，谁有实力谁先起。在这个理论面前，任何亲情、道义都他妈的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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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姓王国皆诛灭（3）
刘邦听了周昌的密奏，大为生气，当即派出官吏追查陈豨的宾客在代国所做的一些不法之事，自然想把陈豨牵扯进去。陈豨也不傻，知道自己被皇帝猜忌了，也偷偷派人联系外援，做好应付准备。
　　汉十年（公元前196年）的秋天七月，刘邦的老爸太上皇死了，刘邦召陈豨回来参加葬礼。有了韩信的前车之鉴，陈豨当然不会傻到重蹈覆辙。九月，陈豨通电自称代王，轰轰烈烈地举起了造反的旗帜。
　　刘邦不得已，只能再次离开长安，率兵亲征。韩信欣喜若狂，他在被封为淮阴侯之后，就心情不好，经常称病不朝，这次也一样自称有病，免得刘邦带他去前线。
　　在陈豨起兵三个月后，也就是汉十一年（公元前195年）的春正月，韩信偷偷派人和陈豨联系，建立攻守同盟，自己则和家臣商量，准备伪造诏书，赦免长安各个官府的囚徒，武装起来，袭击吕后和太子。
　　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韩信只是个列侯，没有兵。而长安的官府几乎个个都有自己的监狱，当时中央直属衙门三十六个，只有一处没有监狱。不伪造诏书，根本搜罗不到宝贵的人力资源。这是很多造反者常用的办法。
　　不过我对韩信的这个策略感到怀疑，因为就算搜罗到足够的人力还不行，还得有武器。长安最大的武器库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他用什么办法能夺到武库的武器呢？史书上没有讲，可能因为这件事还没干成就失败了罢，否则真可以让我们后人惊心动魄一番的。
　　导致韩信失败的是他的一个舍人谢公。所谓舍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