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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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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起余力,采取“立正,,姿势,报告说:“一切正常,上校。”然而,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正常”恰恰是最可怕的:表示毫无进展。奥雷连诺上校陷入孤独,不再产生什么预感,为了摆脱寒热病(这种病一直陪他到死).他打算在马孔多找到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住事的回忆中得到温暖。他的消极情绪是那么严重,有人报告他自由党代表团前来跟他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让自己睁开眼睛。
“带他们去找妓女吧,”他嘟哝着说。
代表团成员是六个穿着礼服,戴着高筒帽的律师,以罕见的斯多葛精神忍受了+一月里灼热的太阳。乌苏娜让他们住在她家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呆在卧室内秘密商量,晚上则要求给他们一个卫队和一个手风琴合奏队,并且包下了整个卡塔林诺游艺场。“别打搅他们,”奥雷连诺上校命令说。“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十二月初举行的期待已久的谈判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虽然许多人都以为这次谈判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
在闷热的客厅里,幽灵似的自动钢琴是用裹尸布一样的白罩单遮住的,奥雷连诺上校的副官们在钢琴旁边用粉笔划了个圈子;可是上校这一次没有走进圈子。他坐在他那些政治顾问之间的椅子上,用毛毯裹着身子,默不作声地倾听代表团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他:第一,不再重新审核土地所有权,以便恢复自由派地主对自由党的支持;第二,不再反对教会势力,以便取得信徒们的支持,第三,不再要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以便维护家庭的圣洁和牢固关系。
“这就是说,”在建议念完之后,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咱们战斗只是为了权力罗。”
“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这些修改,”其中一个代表回答。“目前最主要的是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连忙插活。
“这是跟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他说。“如果你们的修改是好的,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是好的。如果我们凭借你们的修改能够扩大你们所谓的群众基础,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我们就得承认,将近二十年来我们是在反对民族利益。”
他打算继续说下去,可是奥雷连诺上校用字势阻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教授,”他说。“最主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啦。”他仍然面带微笑,拿起代表团给他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说,“我们就无异议了。”
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面面相觑。
“原谅我,上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柔和地说。”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把蘸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站起身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它交还代表团,说:
“先生们,这是你们的纸儿。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被控叛国,判处死刑。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他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行刑的前一天,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跨进他的卧室。她穿着黑衣服,显得异常庄严,在三分钟的会见中始终没有坐下。“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法子阻止你。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蒂亚死后的名声发誓,对天发誓:不管你藏在哪儿,我都要拖你出来,亲手把你打死。”在离开房间之前,她不等口答就下了断语:“你那么干,就象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正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度过的那些黄昏时,奥雷连诺上校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企图凿穿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是在制作小全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他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象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然而几乎迟了四十年寸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弄得精疲力尽;黎明,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他走进了回室。“滑稽戏收场啦,老朋友,”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说。“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咱们离开这儿吧。”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奥雷连诺,”他回答。“我宁肯死,也不愿看见你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奥雷连诺上校说。“穿上你的鞋子,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
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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