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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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阵地上打仗是不行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让他再说一遍。当他说完后，库图佐夫把手伸给了他。
“把手伸给我，”他说。他把那只手翻看了一下，摸了摸脉，说道：“你不舒服，亲爱的。想想你说些什么。”
库图佐夫在波克隆山，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关六俄里处下了马车，在路边一张长凳上坐下。一大群将军们聚在他四周。莫斯科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在其中。这群精英分成了小组，互相议论阵地的利弊，部队的状态，各种不同的方案，莫斯科的现状，总之是关于军事问题。大家觉得，虽然没有被赋予讨论的使命，也没有这样的名目，但这就是一次军事会议。谈话始终保持在这些共同的问题范围内。要是有人透露或打听私下传闻，声音就低了下来，随之又立即转到共同问题上。没有戏谑，没有笑声，连笑容也不曾出现在这些人中间。大家努力保持高贵的身份，各小组虽在分开议论，又都努力保持与总司令的近距离（他坐的长凳成了各组的中心点），声音总要使他能够听得到。总司令在倾听，并时而询问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未参与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他大部分时间听一个小组的谈话，然后神情沮丧地——仿佛他们谈的完全不是他想了解的那样，——转过身去。一些人议论选定的阵地，但不就事论事，反而评论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在证明，早就铸成了大错，本来应在前天发动战斗；另一些人谈的是萨拉曼卡之战，身着西班牙军装刚刚到来的法国人克罗萨叙述颇为详尽（这名法国人同在俄军服役的一些德国亲王一道，分析了萨拉戈萨城之被围。①曾经预料过也会那样保卫莫斯科的）。第四圈人中，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谈他决心与莫斯科义勇队一道捐躯于城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惋惜他当时处于情况不明之中，如果他先就知道是这样，情况就会不同……。第五圈人阐述了他们战略设想的深刻性之后，讲了部队今后应向何方运动。第六圈人则言不及义。库图佐夫的面容越来越焦虑消沉。从这些人的所有谈话中，库图佐夫看到一点：保卫莫斯科是没有任何兵力上的可能性的，照其意义充分讲来就是如此，即是说，其不可能的程度很大，假如哪个昏聩的总司令下达了作战命令，也只会出现一场混乱，而战斗仍不会发生；不会发生，是因为高级军官不仅承认据守之不可能，而且在谈话中只讨论无疑要放弃这场防守战之后的事态。军官们如何能率领士卒奔赴他们认为不可能打一仗的沙场呢？下级军官，以至士兵（他们也议论纷纷）同样认为据守不可能，因此不能明知失败而去硬拼。若谓贝尼格森坚持过防守战，其他人还加以讨论过，则此刻这一问题本身已无意义，其意义只在于作驳难和阴谋的藉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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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八○八年法军围攻西班牙萨拉戈萨城，该城防守数月才被法军攻陷。
选好阵地的贝尼格森，热烈地表现了一番爱俄国的爱国精神（对此，库图佐夫只得皱眉头）之后，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明白如昼地看到了他的目的：如果保卫战失败——把过失推给库图佐夫，是他不战而回师麻雀山，但假如成功呢——则记在自己帐上，要是不采纳建议么——则可为自己开脱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这一阴谋现在已不能使老人有所触动。一个可怕的问题抓住了他，怎样解开它的答案，他还未听到过谁说出来。这个问题现在仅仅是：“难道放拿破仑到莫斯科的是我吗，是我什么时候放他进来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当我向普拉托夫下令撤退的时候，或是前天晚上我要打个盹、命令贝尼格森处理军务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些吗？……但是在什么时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这件可怕的事呢？莫斯科该放弃，军队该后撤，所以必须这样下令。”下达这道可怕的命令，好像与拒绝就任总司令是一回事。可是不一样，他爱掌权，也习惯于掌权（驻扎于土耳其时，作为僚属，他对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受到的尊敬艳羡不置）；他相信他肩负拯救俄罗斯的使命，谨此之故，才违背皇上的旨意，顺从民心，他被遴选为总司令一职。他相信，唯独他一人能在此危难之际充当元戎之任，全世界也唯有他一人能无所畏惧，承认不败之拿破仑为己之敌手；但是，一想到他必须下达的那一道命令，便不寒而栗。应该决定些事情呢，应该制止他周围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谈话了。
他召拢几个为首的将军。
“Ma　tête，fut－elle　bonne　ou　mauvaise，n’a　qu’a　s’aider　d’elle－même．”①说过之后，他从凳子上站起来，然后乘马车去菲利，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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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我的脑袋不管是好是坏，也只有依靠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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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点正，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雅诺夫一间宽敞、也是最好的房间里召集了会议。这一庞大农户的男人、妇女和小孩，统统挤到隔着过厅的那间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只有安德烈的一个孙女玛拉莎，才六岁的小姑娘，呆在这个大房间的壁灶上，勋座抚爱她，吃茶时赏给她一块方糖。玛拉莎怯生地欢喜地从壁灶上瞧着将军们的面孔，制服和十字勋章，他们相继进屋，对直走向客位，在圣像下的宽凳上落座。老爷爷，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的库图佐夫，有意避开众人坐在壁灶后边不见亮光的角落里。他埋在折叠扶手椅里，不停地咳呛着清嗓子，不断拉抻礼服的衣领，虽然衣领是敞开的，仿佛仍卡着脖子。来人相继走到陆军元帅身旁，有的握手，有的鞠躬。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生气地朝他摆手，于是凯萨罗夫明白，勋座不愿让人看见他的脸。
农家的杉木桌上摆着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旁的人多得坐不下，勤务兵只得又抬来一张长凳放在桌边。在这条凳子上就座的是刚来的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在圣像下边的首位上坐着挂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巴克莱—德—托利，他一副苍白的病容，高高的额头与秃项连成了一片。他患疟疾已有两天，此时正在发冷，快散架了。和他并排坐的是乌瓦罗夫，他低声地（大家说话都这样）告诉巴克莱什么事情，手势动作极快。矮胖的多赫图罗夫眉毛高挑，双手叠放在肚皮上，凝神谛听着。另一边坐的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把棱角英武双目有神的头颅托在宽大的手掌上，流露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拉耶夫斯基不耐烦地像往常一样裹他的黑发卷儿，时而默瞅库图佐夫，时而瞧瞧进出的门。科诺夫尼岑刚毅优美、和善的脸上，闪烁着温和狡黠的微笑。他碰到玛拉莎的目光，对她挤挤眼，使小姑娘乐了。
大家在等贝尼格森，他藉口再次视察阵地，而其实还在享用美味的午餐。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整个这段时间里没有正式开会，只是轻言细语谈题外的话。
库图佐夫在贝尼格森进屋时，方才从角落里起身，移近桌子，但只稍许移动，让桌上的烛光照不到他的脸。
贝尼格森率先发难：“是不战而丢掉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战而保卫之？”接着是长时间的普遍沉默。大家都阴沉着脸，寂静中只听到库图佐夫生气地在喉咙管里咳痰。所有的目光都看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愁眉不展，简直就要哭了。但这一时间却不长。
“·俄·罗·斯·神·圣·的·古·都！”他突然发言了，用愤怒的声音重复一遍贝尼格森的话，藉以指出这些言辞的虚伪。“请允许我告诉您，阁下，这个问题有位俄国人认为没有意义。（他向前探出他那沉重的身躯。）这样的问题不该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我请这些先生们来讨论的是一个军事问题。问题如下：‘拯救俄国靠军队。牺牲军队和莫斯科冒险打仗值得吗，还是放弃莫斯科不打这一仗更有利呢？这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怎么看的那个问题的所在。’”（他摇晃着身躯倒向椅背。）
辩论展开了。贝尼格森并不服输。尽管他同意巴克莱等人认为无法在菲利外围打一场防御战的意见，但毕竟满怀爱俄国的爱国精神和对莫斯科的深情，他建议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往左翼，第二天进攻法军右翼。赞成和反对该意见的引起争辩，莫衷一是。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赞成贝尼格森的意见。不知几位将军是觉得放弃古都前应该作出些牺牲呢，还是出于其它个人考虑，但他们似乎不懂得，此次会议已不能改变事情的进程，莫斯科现在已经放弃。其他将军倒懂得这点，已撇开莫斯科问题，谈起了部队撤离时应向何方转移。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瞧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会议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她觉得，一切不过是发生在“老爷爷”和穿长袍者之间的个人争吵，她管贝尼格森叫穿长袍者。她看出他们俩对话时怒气冲冲，而她内心里向着老爷爷。在争论中间，她发觉老爷爷迅速向贝尼格森投去机敏的一瞥，接着她高兴地察觉老爷爷对穿长袍者说了句什么，使他偃旗息鼓：贝尼格森突然涨红了脸，愤愤地在屋里转来转去。给贝尼格森造成如此影响的话，是库图佐夫平静地低声地说出的，关于贝尼格森建议的利弊的意见，即关于夜间军队从右翼转移至左翼，好发起对法军侧翼的进攻。
“先生们，我”——库图佐夫说，“不能赞赏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的近距离内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军事历史也肯定这个看法。例如……，（库图佐夫仿佛在沉思，他搜索例子，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看了贝尼格森一眼。）就拿弗里德兰战役①来说吧，这一战役，我想，伯爵是清楚记得的，进行得……不完全顺利，仅仅因为我军在距敌军太近的地方重新部署……”接着是一分钟的沉默，但大家觉得这时间长极了。
辩论又重新进行下去，但时时中断，都有一种无话可说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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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里德兰在东普鲁士。一八○七年法俄两军在此对垒，贝尼格森指挥有误，导致俄军失败，法军得以攻入俄境。
在一次谈话的间隙，库图佐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要发言的样子。全体都望着他。
“Eh　bien，messieurs！Je　vois　que　c’est　moi　qui　payerai　les　pots　cassès．”①他说，然后慢慢起身，走向桌旁。“诸位，我听了你们的意见。有人是不赞成我的。但我（他停顿了一下）借助以陛下和祖国赐予的权力，我——命令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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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诸位，看来得由我赔偿打破的罐子了。
将军们随即庄严肃穆地退场，像参加完了葬礼一样。
有几位将军用不大的嗓门向总司令谈了些情况，说话的口气与在会上的发言已迥然不同。
玛拉莎背向外小心地爬下高板床，光着一双脚，摸索着壁灶的梯坎，下地后站在将军们的腿缝中跑出屋子，家人早已在等待她吃晚饭。
打发了将军们之后，库图佐夫长久地用臂肘支撑着桌子坐着，老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什么时候，究竟什么时候，终于决定了莫斯科要放弃？什么时候决定这个问题的，是谁的过错？”
“这一点，这一点我没料到，”他对前来的副官施奈德说，此时夜已深了，“这一点我没料到！这点我想都没想过！”
“您该休息一下了，勋座。”副官说。
“现在不！他们将会嚼马肉的，像土耳其人一样，”他没有理睬副官，咆哮着，用肌肉松弛的拳头敲桌子，“他们也会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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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时与库图佐夫意见相悖的拉斯托普钦，在比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上，即是在放弃莫斯科与火烧莫斯科的问题上与库图佐夫对立的拉斯托普钦（他便是事件的领导者），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动。
这一事件——放弃和烧毁莫斯科——与波罗底诺战役后不战而撤离莫斯科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俄国人，不是凭理智，而是凭祖先传下来的感情，便能预见到所发生后切。
从斯摩棱斯克起，这片俄国大地上的所有城市乡村，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参与和他的传单，也曾发生过在莫斯科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人民漠然地等待着敌人，没有惹事生非，没有骚动，没有把谁撕成碎片，而是平静地听天由命，感觉到自身有力量在艰难时刻到来时找到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敌人快要抵达时，最殷实的居民才出走，撇下财产不顾；最贫穷的没有离开，却烧掉和摧毁了留下来的东西。
对将要发生、也的确总会发生的事的预感，在俄国人心灵里代代相传。这种预感，尤其是对莫斯科将被占领的预感，在一八一二年，即存在于俄国的、莫斯科的社交界。那些还在六月份和八月初就开始离开莫斯科的人，表明他们料到了这一步。那些驾车离开的人带着拿得走的财物，留下房屋和一半财产，他们这样做是由于隐而不显的（latent）爱国主义，它无须用言辞表达，不是用那献出子女以图救国等类似的违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而是不知不觉地，简单地，有生机地表示出来的，所以，总是产生出最有力的效果。
“躲避危险可耻；从莫斯科逃跑的是懦夫。”他们被告知。拉斯托普钦在通告上向他们灌输，离开莫斯科是耻辱的。背懦夫之名于他们有愧，出走有愧，但他们仍然在走，知道就得这样。为什么他们走呢？切不可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占领土制造的暴行吓坏了他们。他们都出走，首先走掉的是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保存完整，在拿破仑占领期间，那里的居民与迷人的法国人度着好时光，当时的俄国爷们，尤其是女士们，是很爱法国人的。
他们走，是因为俄国人根本不会去想，莫斯科在法国人统治下是好呢还是坏。受法国人统治绝对不行：这是最坏不过的。他们在波罗底诺战役之前就在离开，其后走得更快，不顾守城的号召，无视莫斯科卫戍司令打算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作战的声明，无视定能摧毁法军的空中气球的存在，并且，也无视拉斯托普钦在通告上写的昏话。他们知道：军队是应该作战的；如果军队不作战，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则更不能到三座山去抗击拿破仑；应该走，无论毁掉财产有多么痛心。他们走了，不去想富丽堂皇的大都的巨大价值，它已被弃置，被付之于大火（偌大的一撤而空的木头城，必然有人会纵火焚毁）；他们都走了，人人为自己，也正是因为他们走掉了，才造成一个伟大的事件，永远成为俄国人民的殊荣。那位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女伴从莫斯科登程去萨拉托夫乡下的贵妇人，模糊地意识到她不是侍候波拿巴的，而且害怕会按伯爵的命令被人留下，作的就是拯救俄国的大事，做得简单，真诚。拉斯托普钦伯爵呢，他时而羞辱逃跑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那儿都不能用的武器发给一群醉鬼，时而抬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大主数运走圣骸和圣像，时而扣押莫斯科全部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车拉走列比赫正在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将烧毁莫斯科，时而讲述他已烧毁了自己的房屋，并向法国人发了一篇宣言，庄严地谴责他们焚毁了他的孤儿院；时而认为火烧莫斯科的光荣归于他自己，又时而否认其光荣，时而命令民众捉住所有奸细并押去见他，时而又为此责备民众，时而遣散全部法国人，叫他们离开莫斯科，时而留下奥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