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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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羌驮�前四世纪中叶到三世纪中叶的人，老子则是纪元前六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的人，早于德谟克里特约一个世纪，早于伊壁鸠鲁约两个世纪。老子的原子论思想，我认为是值得我们进行新的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质的时候，指出了“玄又之玄，众妙之门”。汉代张衡认为“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能先”。扬雄也认为“玄者，幽摊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这里所说的“玄”，用我们现代所谓的“原子”来解释它，似乎更为恰当。而且，玄、元、原三字本来可以通用。清代刊本将玄改为元，一方面是为了避讳；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两个字可以相通。我们要是把原子这个译名，改称为元子或玄子亦无不可。现在研究原子理论的人，认为德谟克里特发现了最高的不可分的单元，即所谓“万有分子”，并且竟然把它解释为原子核；那末，我们更有理由解释老子所谓众妙之门的玄，便是原子，而玄之又玄甚至也可以说是原子核了。
老子又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有些注释家，把“冲”字看作“盅”的假字，解释为空虚。其实，冲字在这里分明也有相冲的意思。不过，这并不排斥空虚之义。正如德谟克里特认为物体的起源有两个，即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有时互相冲撞，形成原子的旋风一样，老子也有这种思想。
还有，老子认为：“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又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橐籥即是风洞，不屈意即不竭，这个意思也很象德谟克里特说的旋风式的原子运动，形成着无穷的物质世界的道理。至于德谟克里特认为任何物质都是由原子和原子间的空洞构成的；物质的密度和强度，跟物质内部空洞的分布有关。这一点似乎也没有超出老子关于谷神和玄牝的概念。
什么是谷神？什么又是玄牝呢？据宋代司马光的解释：“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究，故曰不死。”这个解释比较浅显易懂。但是，玄牝却很少有人解释得清楚，有的人公然宣称因为这些文字“通俗不雅”，所以不便做什么解释。我们现在如果大胆地把“玄牝”解释为原子核，那末，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容易弄明白了。现代科学家解释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认为他把万物都当做是核子的运动和冲击的结果；而处于等速运动中的核子都互相冲击的可能。我们从老子的《道德经》中完全可以看出，老子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探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希望年青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对古代文献也能进行一番研究。这个工作只要认真去做，一定会有重要的收获。
学问不可穿凿
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这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自学与家传
昨天，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医师来信说：
“我有一个十九岁的独生女，本在××学院读书，因听力较差（患先天性右耳导闭塞，Ｘ光线检查证明，不能动手术），读到一九六一年夏季，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今夏本拟应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考试，昨健康检查证明，以听力关系不及格，如是只好在家。……我的爱人又于一九六一年去世，因此父女相依为命，不愿她登记远行。小女及我都为此十分徬徨。……请问应如何改变现状，不令小女闲坐在家？”
这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在《夜话》中谈谈，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因此，我又在这里作公开的答复。
无论是什么原因不能升学，学生本人和家长都应该抱定一个正确的态度，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
就这位老医师所述的情况而论，他的女儿既然因为耳朵有病不能升学，又不宜离家远行，那末，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她应该有计划地在家自学。古来不知有多少著名的学者都是自学成功的。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参考书籍，到外可以找得到，又有许多辅导学习的组织，自学的便利条件比古人优越千万倍，并且现在自学的效果也不比在学校读书的差多少。而这位老医师的女儿更有比别人特殊优越的条件，她可以跟她的父亲学医，使家传的学问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在这位医师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他们正好可以把自学与家传相结合，一方面解决女儿的学业前途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父亲的家学继承问题。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南北朝时代大名鼎鼎的文人江总，就是自学成名的。据《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称：“总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及长，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年少有名”，时人“雅相推重”。同样的例子，每个朝代都有。如元代的王冕出身于牧牛童，终于自学成名；明代的朱恕是樵子出身，后来成为泰州学派的继承人。这些已为一般读者所共知，就不必说了。
仅仅以历代名医的事迹为证，我们也不难断定，自学与家传相结合是完全可行的有效办法。例如，宋代的名医庞安时，便是家传医术、自学成名的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他恰巧也是耳朵有病的人。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列传》载：
“安时字安常，……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决。……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
当时他的医名传播全国，许多学者在笔记中常常提到庞安时的事迹。苏东坡在《东坡杂记》中特别写下了他和庞安时谈话的情形，颇为有趣。东坡写道：
“庞安常善医而聩，与人语，书在纸，始能答。东坡笑曰：吾与君皆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而何？”
看来庞安时不只是听力不好，简直是耳聋得厉害，所以东坡与他谈话，不能不用笔谈。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对医学愈来愈深入的研究，甚且正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了，倒更加能够专心于研究，而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当时另一个著名学者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
“高医庞安时者，治疾无不愈，其处方用意，几似古人。……庞得他人药，尝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他生平还有许多事迹，流传久远。我觉得他的事迹特别值得介绍，所以多费了一些笔墨。
至于元代的名医余士冕，也是因自学与家传而成名的。据《歙县志》载：“冕字子敬，父幼白，精歧黄理，辑有苍生司命。冕尤能世其家学，沉疴立起，试多奇中。”明代的名医潘仁仲，相传四世皆为“回春妙手”。我想这些就不需要详述了。《礼记》上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句话的意思固然不应该机械地加以解释，但是大体上说，学医的要几辈相传才能积累可靠的经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希望给我写信的这位老医师和他的女儿，能够在我们今天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以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办法，做出新的成绩。
当然，这种自学与家传的途径和办法，绝不限于医学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同样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以解决与此类似的其他困难的问题。
行行出圣人
“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加生产。一是跟我父亲种菜，二是跟我哥哥去学理发，三是在农场的公共食堂里当炊事员。我想了又想，我家没人读过书，只我一人现在初中刚毕业，干么又回去生产呢？再说，种菜、理发、做饭有什么学的？将来见到同学们一个个升学干大事，自己也怪难为情的。请你说说，我该怎么办？”
这是抄录一位青年读者来信中的一段。我把他提出的问题，认真地做了一番考虑。估计到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极个别的，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答复。
我并不认为父母之命是不可违抗的。但是，如果父母的意见正确，当然就应该服从。这位青年读者的父母，要求儿子在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这无疑是正确的。现在乡村里需要劳动力，各种生产事业都等待着年青人去经营，这是客观的实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从客观的需要，自觉地把客观的需要变成我们主观的志愿。这样，主观的志愿和客观的需要，自然而然就统一起来了。
参加生产劳动的这个志愿如能确定，那末，具体选择种菜、理发、做饭或其他，就好说了。不管你干哪一行，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成就。谁要是轻视任何一种劳动，那至少证明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对于这种庸人，你又何必说什么呢！
俗语说：“行行出状元。”你果真努力，将来也许会成了状元。不过，所谓状元本来是专指进士的第一名，它是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特殊名称。如今人们借用状元来称呼各行各业有显著成就的人，其实并不很恰当。对于这些有显著成就的杰出人物，我以为应该称他们为“圣人”。按《书经》《洪范》篇载：“恭作肃，从作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宋代蔡沉注云：“睿者通乎微也，圣者无不通也。”可见彻底精通一门知识的人，都应该称为圣人。各行各业既然都有精通业务、成就显著的人物，因此说“行行出圣人”也无不可。
先以种菜为例。要种好一片菜园子，可真不容易啊！老菜农都有一整套内容丰富的技术知识。最有经验的种菜的老把势，无疑地可以称为圣人。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古老的历史上，孔子总算是被公认为最博学的圣人了；但是，孔子对于种菜的老农民却非常尊重，他说过“吾不如老圃”这样谦逊的话，你以为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历来因为种菜而成名的人很不少。比如，宋代有一位苏云卿，就是种菜的高手。据《宋史》《苏云卿传》载：
“苏云卿，广汉人。绍兴间来豫章东湖，结庐独居。……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值。”
当时张浚当宰相，派人去请他出任重要的官职，苏云卿坚决推辞不干。其实象他这样的人，各个时代都有不少。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之下，种菜是不可或缺的生产事业之一，当一个种菜的好手，比古代逃避现实的隐士更要高尚得多了。
再以理发为例。这个行业也有很长久的历史。虽然古人理发没有象现在这么多的样式和复杂的操作技术，一般人都能自理。明代屠隆的《考槃余事》中说：“小文具匣以紫檀为之，内藏小裁刀、锥子、穵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发剔、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这就证明当时一般旅客要理发、修面等等，自己都能做。但是，古时候也有专门替别人理发的工匠。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
这个例子中说的秦会之，便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他当时如何祸国殃民，自不必说。我们引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宋代不但已经有了专门理发的工匠，而且有的理发匠手艺很高，所以秦桧一次就赏了他五千当二钱。至于从前理发业供奉黄帝轩辕氏为祖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张华《博物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