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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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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历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消歇的一天。
【放逐】两个人的端午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 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
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
今人把牵涉到女性身体的书写命名为“身体写作”。这是一种纸上的舞蹈，它意味着被儒学禁锢了两千多年的汉民族已经失去了歌舞能力。当“美女作家”们腰身粗如水桶，满脸长满横肉的时候，她们开始把丑陋的身体搬上纸面，纸上谈兵，想像性地舞姿轻盈，韵吐呻吟。这不是身体之美，而是性压抑的宣泄。身体美学被阴谋化地缩略为下半身的性，下半身的性置换了身体美学的辽阔地域，并堂皇地取而代之。
这是身体美学的全面沦亡。
后宫，是一座小型的战场。当男人们在真正的战场上与对手搏杀，以军队的集团建制大规模地互相屠戮的时候，后宫里的女人们也在构筑着一条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有楚河汉界，同样有深深的巨大的鸿沟，只不过，刀光剑影让位于精致的帷幔后的阴谋。
后宫的建制出自周礼。《礼记·昏义》详细地规定了后宫的数目：“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除皇后外，共计120个后妃。周室衰微后，严格的后宫制度开始走形，至汉朝，后宫已经扩充为十四等，开启了“后宫三千”的男权泛滥时代。
中国史上后宫之德的楷模是刘秀的原配妻子阴丽华。她的故事，为残酷的后宫之战涂抹了一丝温馨的暖色。
汉光武帝刘秀在新野，听说了阴丽华之美，无限向往。到长安看到执金吾车骑盛大，不由得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19岁的时候，刘秀终于完成了心愿，娶了阴丽华为妻，不过此时的刘秀离执金吾的理想还差着老大一截呢。刘秀起兵后，为了扩大势力，与真定望族郭昌政治联姻，又娶了他的女儿郭圣通，南征北战，一直带在身边，阴丽华则留在南阳老家。第二年刘秀称帝，把阴丽华接到洛阳，想封她为皇后。阴丽华以郭圣通已经生子的名义坚辞，刘秀只好立郭圣通为皇后。17年后，郭皇后年老色衰，刘秀终于逮着机会，废郭皇后，立阴丽华为后。《后汉书》对阴皇后的评价是：“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阴丽华的儿子继刘秀皇位，是为显宗。阴丽华在皇太后的位置上平平安安地度过了晚年，活了60岁，寿终正寝。史家评论，正是阴丽华的后宫之德才使得她福寿双全。
后宫的铁律是争宠、妒忌和因此导致的寿夭，而阴丽华的命运，却堪称后宫潜规则的异数。
以阴丽华的后宫暖色为背景，上溯一百多年，我们看到了有史可稽的最为残酷，也开创了后宫之战的血腥事件。这一事件是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
【宫刑】蚕室里的花朵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在七年前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回信，必会上达天听，但他虽然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由此可见，司马迁并没有后悔，他只是感受到了耻辱。这个耻辱是汉武帝强加给他的。司马迁完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汉书·司马迁传》），只留一个副本在京城，藏之名山的正本要等待后世的圣人明君来传承，这是对汉武帝的最大轻蔑。至少从传说中的夏朝就已经出现的宫刑，在司马迁的一册《史记》面前，失去了专制皇帝所要求的身体媚术的功能，转化为巨大的心灵耻辱，以至于司马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后悔，对他身体的戕害，甚至催生了司马迁从“以求亲媚于主上”到“发愤著书”的决心，催生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宫刑的耻辱，死亡的残酷，身体政治学的媚术铁律，在“千古书信第一”的《报任安书》面前，统统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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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刺客诞生的周期逐渐拉长了，聂政之后220余年，才涌现了中国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刺客荆轲。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荆轲流浪到燕国的时候，和高渐离交好。高渐离是狗屠，善击筑。筑是一种自宋代以后就已经失传的乐器，1993年长沙渔阳墓重新出土，木质五弦。《汉书·高帝纪》中有关于筑的形制的描述：“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其音悲亢激越，恰恰符合荆轲和高渐离出没于燕市之中的心境：“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筑的第二次现身是在荆轲出发前往秦国，燕太子丹及其宾客为荆轲送行的易水之畔：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这就是著名的易水送别。像往常一样，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变徵之声撼动了每个送行者的身世之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悲歌，更令人怒发冲冠。
荆轲刺秦王失败后，高渐离为躲避秦王的追杀，改换姓名，受雇于人做杂役。主人家堂上常常有客人击筑，高渐离彷徨不能离去，每每指摘说哪儿好哪儿不好。主人听说后，召高渐离上堂击筑，满座称善。这是高渐离之筑的第三次现身。然后：
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
———高渐离想，久隐贫贱之日没有尽头，于是退下，拿出匣中的筑，穿上见客的好衣服，更换容貌上堂。举座皆惊，纷纷用平等的礼节迎接他，奉为上客。高渐离击筑而歌，满座宾客无不流泪而去。
这一次筑的现身，使高渐离恢复了以往的名声，成为上流社会争相延请的上客。名声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秦始皇也是一个爱乐之人，明知道高渐离是荆轲的好朋友，是一个漏网的危险分子，还是把他召到了身边：
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为了随时能听到高渐离的筑声，秦始皇弄瞎了高渐离的眼睛，让他随侍身边。稍稍离秦始皇近一点，高渐离筑中置铅，再近一点的时候，高渐离举起灌满铅的沉重的筑扑向了秦始皇。像荆轲一样，盲眼的高渐离并没有能扑杀秦始皇。高渐离隐忍数年，就是为了今日这毫无把握的一击。这是高渐离之筑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现身。最后一次击筑的时候，残身的高渐离不再是把筑当作乐器，而是当成了一件杀人的凶器，一件为生死之交复仇的凶器。引荐荆轲的田光先生曾经评价荆轲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不知道满目黑暗的高渐离，当他举筑扑向秦始皇的一瞬间，是哪一种勇敢之人？他也像荆轲一样，怒而色不变，坦然接受既定的命运吗？
刺客，只有到了高渐离替荆轲复仇的时刻，才展现了它深沉的内涵。至此，刺客彻底成了和国君、和权势者毫无关系的一种称谓，它不为权势者所用，它只对同样无权无势的真正的知己效忠。没有任何取媚的意图，高渐离和荆轲，这一对平等的兄弟般的知己，把残身变成了动人的友谊，变成了前赴后继的对抗强权的牺牲。
从要离到豫让，从豫让到聂政，从聂政到高渐离，残身的身体政治学，逐渐褪尽了取媚的色彩。洋溢着美感的仪式，让位于穷尽复仇的深沉选择。那支久已失传的筑，把刺客的最后身影，定格在同样残身的司马迁那部伟大的《刺客列传》之中；像那支筑一样，自《刺客列传》之后，刺客那种撼人的行为之美，也久已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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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远观与亵玩的精神分析
周敦颐在他的著名小品文《爱莲说》中如此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眼中的莲花，只可远远地观望，却不可凑近身前，细细地亵玩。亭亭玉立的莲花，是自足的存在，是纯洁的化身，不假手于他者，不为观者的视域而“染”而“妖”。当佛祖释迦牟尼在莲花座上跏趺而坐的时候，莲花隐喻着净土。汉语语境中所有有关莲花的语义，都指向清净无染的意象。但是，有一种被称为金子一样的莲花，却颠覆了这一语义，从而使只可远观的清净自然物，转变成了供人亵玩的畸形玩物。这种想像的莲花就是金莲，民间俗称为“三寸金莲”。
用金莲来替代女人的小脚，据说起源极早。金莲捍卫者们甚至追溯到治水的英雄大禹，声称大禹的妻子，九尾白狐化身的涂山氏女娇就是一双三寸金莲。还有人说商纣王的宠妃妲己，因是千年狐狸所变，变得了娇媚的身体却变不好一双脚，于是就用布裹了起来，引得宫女和民女纷纷效仿。把缠足的起源追溯到两条狐狸精身上，恰足以证明中国男人心中对以“狐媚”著称的狐狸精的深刻艳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狐狸精情结”的集大成之作。狐狸精，这种不仅以其美貌和性主动者的身份自荐枕席，而且又同时能使人致死的妖怪，是中国男人心头的两难选择。因此，在大量的文人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月色溶溶夜，花木寂寂春”的偏僻古庙，洵称尤物的狐狸精和英俊纤弱的白面书生媾和后，一定要有一个道士来祛魅。只有经过这一道程序，病入膏肓而不自知的白面书生才能起死回生，重新做人。这一固定书写模式，暗合了中国男人的猎艳心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但是，狐狸精毕竟足以致命，如果运气不好，或者道士的法术竟然抵不过狐狸精的千年修炼之功，那么，原本惹人艳羡的白面书生转眼间就变成了对世人劝谕的反面角色。正是基于这一深忧，男权社会创造了“金莲”这一对狐狸精的天才替代。
金莲仅仅是一双脚，层层缠裹的结果，女人非但不能淫奔，甚至连走路的功能都衰弱了，缠得比三寸还要小的女人，甚至走动都要人抱着才行。女人被禁锢在了家里，象征着狐狸精被禁锢在了家里，从远观，从对白面书生的艳羡，变成了自己独自一人的亵玩。从此之后，狐狸精不再有害，使人致死的一重功能消失了，只剩下“狐媚”的一重功能，只剩下身体的媚术，取媚于男权社会的审美风尚。
【逼良】林冲夜奔
除非被杀，一个人的身体能被逼到什么样的高度？
梁山，海拔米。五代至北宋末年二百余年间，黄河屡次决口，泛滥的河水汇聚到梁山周围，形成了著名的梁山泊。王安石变法时，因为喜欢兴修水利，有人向王安石献策：“决梁山泊八百里以为田，其利大矣。”王安石是个明白人，毫不犹豫地反驳道：“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邵氏闻见后录》）则八百里水泊梁山，并非虚言。当朝代末世，走投无路的好汉们被“逼上梁山”的时候，压迫者们也许并没有想到，他们对人的身体的逼迫，居然仅仅逼到了不足海拔二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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