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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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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闹斗肿樱且蕴拱椎男亟笕ビ当д狻按禾臁钡摹Ｈ欢按禾臁焙鋈槐淞扯涑闪搜峡岬摹岸臁保�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给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显然，对傅雷来说这时候接受教训已为时过晚。因而朱女士对儿子说：“我就更连带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过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接受这种家教的傅聪正在国外学习，没有亲尝“坦白”的教训，大概也无法理解“坦白”何以获罪。因为，此时他与父亲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第8…9页）而北时的傅雷必得参与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显示了出来。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傅雷还有一点儿沾沾自喜。他认为这种政策调整的内容与必要性是他早就认识到了。他对傅聪说：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写出以上这段话的时候，傅雷大概有一种“这下好了”的喜悦与轻松，他以为自己发现的“症结”有了解结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诉傅聪，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后，傅聪却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fanatic（近乎狂热）。”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傅雷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还是个最具有独立意志，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重编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以前“为尊者讳”，没有编入傅雷提到周扬、茅盾、老舍等人的信件，现已编入。这些信给我一个印象，周扬、茅盾、老舍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但他们离官方更近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少一些；傅雷与他们相比，离官方远一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强一些。在家书中就流露了出来。但即使如此，进入政治领域，傅雷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可以看到，传统意识在政治文化中是多么强大！
果然，这一次的高兴又错了。调整政策依然是赐予的民主，而不是整个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的真正现代化、民主化。也许20年后，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算真正涉及到了“症结”。果然，还没有等到傅雷从“近乎狂热”转向清醒冷静，赐予的又收回了。不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导出了“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三）
这一次，傅雷不仅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问题，也不是再次“忏悔”和“赎罪”，写一写“犯了客观主义，没有阶级观点”的检查就能逃脱的，而是“反党罪证”“百口莫辩”，再加上“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一个以卓越的家教培养出一个无愧于人类的艺术家的杰出的学者，却带着“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明不白的自哀自责，离世而去，留下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
反反复复重读《傅雷家书》，我要再次强调，他给予傅聪的家教丰富而细致，深刻而严密；在这世界上成长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傅聪，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佐证。傅聪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但是，实施这家教的父亲没有了生存之地。在这里，我好有一比，傅雷所执着的家教犹如种庄稼，选种、播种、灌溉、施肥、锄草、松土、除虫……每一个环节都周详备至，无可挑剔。但这“庄稼汉”却恰恰没有看透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这土地有什么样的土壤结构。因为，同样的种子、肥料与耕作，在不同的土地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傅雷家书》体现了父子二人共同的人生观、艺术观与道德操守，而二人的命运迥异。
当我写到傅雷没有看透什么样的“土地”与“土壤结构”时，心中充满了敬重与沉重，丝毫没有以为我们与傅雷在认识上有了高下之分。就像去责备屈原不懂电视，李白不懂电脑，无疑是可笑的愚蠢。在傅雷所处的时代，他的认识已属“前卫”。而要认识“土地”与“土壤结构”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惨重的历史代价。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而在此之前，他也只能参与反右斗争的开展；在文革风暴袭击到自身之后，只能写下“永不翻案”的检查。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傅雷先生、夫人，安息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勇敢地承受你们的生命之重！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滋润心灵的《傅雷家书》…思文
翻译家傅雷有两个儿子，长子傅聪，是世界一流的钢琴家，次子傅敏，在教育行业成果卓著。那一日，报纸上有一条关于傅聪的消息：他谈音乐，谈音乐的修养。文章不长，短短的几行字，却让我们看到了商业社会中一位纯粹艺术家的高尚心灵。
于是，我想到了《傅雷家书》。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坐在三联书店一楼上二楼的阶梯上阅读这本书。
《傅雷家书》自1981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已发行100多万册了。这在当代纯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一部家书，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读者？我想：不仅因为它是一部教人怎样做人的书，也不仅因为书中有着浓浓的亲情，更因为，它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傅雷家书》摘编了1954年到1966年傅雷暨夫人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书信。1954年傅聪赴波兰深造，1月17日傅雷同家人一道在上海火车站送儿子去北京准备出国。次日，他写了封信给傅聪，这后来成了《傅雷家书》的开篇。1月18日和19日的接连两封信，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为自己以往“过失”深深自责的慈父：“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面对开始长大成人的儿子最初的离别，傅雷真情流露，他自责，同时也很欣慰，因为他“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成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他终于可以开始和自己的儿子平等地谈谈人生，谈谈艺术了。
在几十年的漫长通信中，傅雷所写的并不是普通的家书。他曾对儿子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的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读《傅雷家书》，是在读一个人，一个叫傅雷的严肃的父亲，人格上的父亲，他就站在你的面前，苦心孤诣，时时提醒你，让你在做人和生活方面，不敢有半分松懈。傅敏在回忆父亲对傅聪的教育时说：“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傅聪恐怕成不了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在傅聪成长最关键的十余年间，傅雷仿佛和儿子一道在国外，亲眼看着儿子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重要阶段，在艺术、爱情乃至婚姻生活方面，他无时不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倾与相授。傅雷年轻时在瑞士曾有过一次失败的恋爱，闹得差点要自杀，在信中，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一个教训，设身处地告诫儿子以此为戒，切勿磋跎岁月。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埋头书斋，不问世间事。杨绛先生认为这是种误解。确实如此。《傅雷家书》带我们回到一个动荡年代，感受一个富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傅雷。他告诫儿子：“修养是整个的，全面的；不仅在于音乐，特别在于做人——不是狭义地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与态度。”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信中说：“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之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报！”
读一部《傅雷家书》，就是看一片傅雷的“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冰心世界。
永远的家书永远的情——《傅雷家书》重读所联想到的…大风
或许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因为一本书，改变了对人和事的看法，使平淡的生活增加了些许亮色；因为书中的一个人物，产生了对生活的渴望和冲动，让纯真本性复苏，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在平庸之中迷失了自我？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重温》栏目，把那些因一本书而沉淀在我们记忆中的思想碎片重新拾起。这些书大都是被称之为人文经典的作品，经过岁月的洗刷，它们仍使我们感动着、渴望着，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一份美好的情感、一段成长的经历、一个温馨的回忆……——编者
偶一日，整理家居，不经意间一本并不起眼的小书跃入眼帘。说它是“小书”，是因为和现在市面上图书“家族”中那些器宇轩昂、装帧精美的“贵族”比起来，普通３２开本渐变的淡蓝色封面上，除了居中一管鹅毛笔和作者手迹的四字书名外，别无修饰，的确是很不起眼。可一旦看了书名，顿时觉得手中的这本书沉甸甸的，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家书》（１９８４年第二版）。翻开卷首，影印的傅先生娟秀的字迹，重又点击了我记忆长河中许多靠泊过的码头，索性停下手中的活计，展卷复读。
《傅雷家书》摘编了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６年间傅先生暨夫人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等家信１８０多封，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后来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的大儿子傅聪的信件。洋洋洒洒数万言，从父亲对国事、政事的看法，与儿子就音乐和艺术的探讨以及对儿子生活的嘘寒问暖中，教育儿子懂得国家的尊严和荣辱，做人的态度和品格。信中也不乏傅先生对过去教子过于严格的自责和悔赎，文章隽永，字字爱意涌动，使阅者无不为傅先生爱子、教子情之深切所感动。傅先生是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治家也不例外。傅先生也是严厉的，一生做事力求尽善尽美。《傅雷家书》，这本傅先生以仁慈的博爱，滴着心血写就的舐犊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先生培育子女，延续自己生命的心路历程。正像楼适夷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指出的那样，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傅先生遭受了意想不到的磨难，“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掩灭，还要为大家所认识，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也正是因为如此，《傅雷家书》虽然内容严肃，但自１９８１年出版以来，一版再版，不论在大陆还是海外，都很畅销并影响深远。
书信之于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无疑是沟通两地相思情感的使者。人们常把家比做港湾，离家在外的人就是漂泊在江河上的行船。不论是太平盛世还是炮火连天的年代，接到家书，犹如雾夜航行中看到了灯塔。亲人祝福的笑容，情人发辫的香气，还有家乡那沁人心脾的稻花的芬芳，亲情、爱情、乡情纷纷跃然纸上；欣喜、激动、释然伴随着潸潸，方寸之间淋漓尽致。还是在举国上下全都陷入“疯狂”的年代里，１６岁的我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辽西的一个县城边上服役，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合下来每天的生活费仅四角多一点。我所在的部队正在执行施工任务，体力消耗甚大，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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