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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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呆3个月”，他没有说错。　李代总统很快就发现下属部长们并不服从他的命令，军队、警察也是如此。　此外，他也缺少资金。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旨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把50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北，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蒋介石当时根本无权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这道旨令却被执行了，一则是因为这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再则他是在行使国民党总裁的权力。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因为蒋介石当时认为共产党证服大陆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2月20日，黄金运走了。如果不把这些黄金运往台湾，仍放在老地方，那毫无疑问，李宗仁要以此为条件与毛泽东和谈。　李宗仁听说黄金运走了，大为恼火。他严禁中央银行再往台湾运送任何财产；中央银行在战争期间曾没收了大量珍珠、钻石、宝石等，存放在位于上海的地下保险库里。李宗仁派舰艇及时赶到那儿，使这批货物没有被运往台湾。　后来，共产党占领上海，得到了这些珍宝。对李宗仁来说，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对于他要求的政府管理费用置之不理。由于没有黄金作后盾，金圆券市值又开始急剧下跌。　在李宗仁发现他的政府手中没有什么钱的同时，他还发现他的个人权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他有权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和苏联大使勃希钦商讨这个问题，苏联大使立即同意帮他的忙，条件是美、苏两国将来若有冲突，中国政府必须保持中立，而且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于是，外交上毫无经验的李宗仁天真地把他与苏联大使的会谈纪要送给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要求美国公开保证支持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溪口听到这步奇怪的棋，哭笑不得。　因此，当美国国务院拒绝答应消除美国自身在中国的影响时，蒋介石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冬天快过去了，南京和上海出现了很多“和谈中间人”，李宗仁一心和谈，因此对这些人的见解洗耳恭听。其中一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吴玉浩教授，另一位是李明扬将军，他曾与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有过联系，还有立法院的吴厚山。　然而，这些人除了从代总统那里得到点钱外，他们作为“中间人”并没起任何作用。　“和谈中间人”当中还有两位李宗仁的人——刘崇俊及黄奇汉。他们俩都声称是“第三派”成员，即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分子。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他们俩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月22日，李宗仁指派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两天后，他宣布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共产党的8点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代总统发现他的“代总统”是空的。　在和谈这件事上他既没有和行政院商议，也没有告诉行政院院长孙科，孙科大为恼火，拒绝承认电报有效，宣称他在立法院面前是对代总统的措施一概不负责任。他还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　2月5日，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司徒雷登拒绝了这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外。　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呆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　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是一致的）。此时，他正享受“引退”　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圆券，按官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除了蒋经国外，和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起初，他就象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然而，蒋介石精心安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但是，蒋介石颇有经验，对即将举行的和谈淡然处之。看完电报后对蒋经国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了溪口，但是委员长一点儿也不提和谈，而且当张治中一有提及此事的迹象，他就把话题岔开，一定要带张治中去看当地的美景。那天晚上，蒋经国把父亲为什么对和谈持怀疑态度及不感兴趣的原因告诉了张治中。　但是，张治中却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和谈。带着这种态度，张治中离开了溪口。　蒋介石听说毛泽东在和谈问题上给李宗仁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李代总统是从中国封建军阀一步步地升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他幻想着和共产党作笔交易，或国民党或李宗仁的部分军队统治长江以南地区。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对这笔交易毫无兴趣，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周恩来、林彪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张治中率领国民党代表团。　周恩来在下面做了大量工作，向国民党宣讲了在毛泽东原来提出的8项条件之外的“24条补充要求”。周恩来说：“这32条是不容商谈的，如果国民党想要和平，就得全部答应”。　国民党代表团大为震惊。共产党不仅要求交出早先宣布的43名战犯，而且又加了几名，包括蒋介石及夫人、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蒋经国等。　如果国民党答应了新条件，就等于无条件投降。　现在，共产党要求在它领导下重新组建国家，移交管理权，为联合政府作准备。此外，共产党的条件一开始就是要国民党为内战在道义上负责。国民党代表团要求共产党作出让步，但收效甚微。　4月4日，毛泽东宣布若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共产党要和苏联站在一边，反对美国。这一决定使前来会晤他的人及整个世界为之一震。　15日，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碟：国民党政府必须在4月20日之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草案；否则共产党军队将向长江开进。　国民党代表团派一个成员到南京向李代总统说明形势。人们所谈论的形势比从报纸上看到的要更加危急，不仅中央军必须投降，而且投降的人要帮助共产党劝说其他人也放下武器。　此外，最后通碟写得也特别清楚：共产党无论如何要横渡长江。　李宗仁和他最亲密的助手白崇禧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白崇禧觉得共产党的条件不可接受。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给李宗仁发来一封急电，建议他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但是李宗仁觉得没有白崇禧的支持，他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　此时，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局势比李代总统知道的要难控制得多。　会谈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他不能依靠张治中，因为张的亲共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他主要依靠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过去属于桂系的黄绍雄及国民党国防部副部长刘斐。但是黄绍雄的情况和张治中差不了多少，在北平，他就曾打算在共产党提出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任职。至于刘斐，人们后来发现他在国防部已为共产党秘密工作了好几年了。　最后，不仅整个代表团主张全部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条件，而且他们跟共产党一起在北平永远呆了下来。　4月17日，李代总统致电蒋介石，请求他担任总统、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回电要与代总统李宗仁及何应钦将军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何应钦是李宗仁在危急时刻下令接替孙科的。其他一些国民党著名人士也在场，包括王世杰、张群、白崇禧等。　在提到共产党的最后通碟时，蒋介石间李宗仁：“你觉得我们对此应持什么态度呢？”李回答：“我准备派人去北平和谈。”　据蒋经国回忆，蒋介石曾说：　“没有必要这么做，共产党同意和谈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部队打过长江，他们条件一旦成熟就没有和谈的余地了。此外，和平条件的第一条把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们国民党头上，党60年的光辉业绩一笔抹掉了。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传阅电报草槁说：“这封电报由我们俩联名，你作为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我作为国民党的委员长。”草案宣布与共产党和谈已彻底崩溃，政府迁往广州，继续与共产党对抗。　李宗仁对此说不出什么，只好同意签名。　杭州会议制定的一个实际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同时也是国防部长，全权控制军队。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结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尽，他回到广西的据点桂林，在那里休养了两个星期。　最后通碟规定的期限已到，仅在7个小时之后，共产党集中在长江北岸的大炮就开火了。　那天晚上，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长江口炮舰有名无实的抵抗下，轻而易举地打过了长江。李代总统大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共产党占领了南京，红色军人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程序。南京居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没有奸杀掠夺之事发生，也不碰外国人一指头，国民党军队对此或许要大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驻蒋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团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又充满了新的幻想。　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逃、澳大利亚外长科普兰以及加拿大代办切斯特·朗宁，所有这些人都抱有作为“农民革命者”　的中国共产党定会与国民党妥协的幻想。　他们分析。共产党一定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管理城市和经济。在这种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联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联合政府中领导国民党。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谈中没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共产党也会寻求美国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护人中国顾问傅敬波使他更加坚信这种天真的想法。　傅敬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邪里，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雇佣傅敬波的。傅敬波在燕京大学曾是司徒雷登的秘书，他常自信地谈到现在共产党内的“原燕京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对“老校的尊敬”等，好象他们一看到老校长，就会马上成为亲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亲信都认为傅敬波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　这种误解使李宗仁固执地认为，即使和谈失败，他也能抛开蒋介石，从而与美国做笔交易。　当一切都失去时，他能以私人名义求助于杜鲁门总统。　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时，所有大使馆也被要求迁到广州。　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过他以前的学生劝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很多国民党人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更加挫伤了国民党的锐气，加速了他们在大陆的崩溃。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很多人来到这里要他把政府迁到广州，在那里反共力量可以联合起来。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左右为难。他认为和谈没有成功，若把权力再还给蒋介石或许是明智的。但是，蒋介石已不是第一次难为他了，5月3日的重要会谈使他清楚了蒋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其他一些人乘专机飞到桂林。他们下机后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办公室。阎锡山及其随行一直与蒋介石有联系，他们告诉李代总统说委员长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他们提出了许多准备呈交给蒋介石的建议：国防部长和军事及政治领导人应有全权指挥调动中央政府控制区的军队；代总统、行政院院长在任命及解除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方面应享有宪法规定的主要权力；各地政府应只对代总统及行政院院长负责；国民党及委员长都不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欧美旅游一段时间，表面上只是为中国筹备资金，寻求支持，事实上是为了使军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碍等等。　蒋介石当然有他自己的主意。到4月25日，3个月的时间已飞驰而过，蒋介石离开溪口，坐上一艘舰艇，宣布要到厦门或台湾，实际上他是去了上海。　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防守上海的汤恩伯一直不听李宗仁有关解除戒严令、召集充足的力量来加固武汉三镇的防守的命令。恰恰相反，汤恩伯扬言他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支持他的这种行动。他下令将八个军编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并发表了一个演讲，说要在“3年内取得彻底胜利”。成千上万的苦力被他们抓去挖护城河，河旁边竖起10英尺高的竹栅栏，但这些都没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到处可见到局势混乱，蛮横残忍的现象。汤恩伯带到上海的军队有20万人。这些士兵到上海来名曰保护上海，实际上个个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征服者。他们强制使用办公处和住房，砍掉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前的参天大树，说这是为射击打靶腾地方。不论是公开的警察还是秘密警察，说某人在进行黑市交易或者间谍活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些人就地处决，根本不经正式审判。　军队控制了印制大量纸币的中央银行，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手里。他们飞到广州或台湾，以官价把这笔钱兑换成硬通货，从中发了横财。　象以往一样，蒋介石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他平素最看不起那些老是担心个人生命危险的人，因此他在市内走动时也不带保缥。或许在那种局势下，政权显得比他个人重要，因此没人动他一指头。　蒋介石在上海呆的11天中，一架专机把李宗仁在桂林会谈情况一点不漏地带给了他。　蒋经国替父亲给代总统回信，信中说：　“非常遗憾！你们要我到国外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军阀！但我同意不插手国内的大事，从明天起，我就彻底不管不问了。”　蒋介石不知道，李代总统1949年5月5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信中报怨国民政府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许多公文一起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题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5月6日，委员长离开上海来到一个秘密地方，后来人们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湾的官员们随机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至小了台湾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