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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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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球、录像厅、卡拉OK，典型的中国底层的流行文化，贾樟柯就是在这些日常性中发掘了美和额外的真实感，赵涛亦如此。在《任逍遥》里，穿着蔽旧的蒙古舞蹈服装的赵涛在简陋的搭台上独舞，表情冷漠而平静，她的爱、她的脆弱和无助、她无泪的痛，在镜头前让人心痛和爱莫能助。与其说贾樟柯发现了赵涛，不如说他发现了女性的另一种真实的激情和美，这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沉默的美，平实但绝不伧俗。它如此真实，并且有效。
他让她在电影面前重新开始了生活。电影，一种遥远的乌托邦的艺术，重新唤起了她表达生命的欲望，而真正的生活，沉默多年的激情，在镜头前重新开始了，这恐怕是电影给她的最丰厚的报偿。
《站台》获得了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后来的《任逍遥》也入围世人瞩目的“戛纳电影节”。法国女演员比诺什（《蓝》的女主角）对《任逍遥》里“巧巧”的角色十分兴奋。她不相信这是非专业演员演的，她认为角色里有着某种复杂性，而演员性格中内在的力量让她十分吃惊。
贾樟柯一直喜欢沿用非职业演员，他总是有些担心拍电影的经历和记忆会干扰或者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惊讶地发现，他的担心在赵涛身上完全是不必要的。这个女孩子面对最华丽的城市和最喧嚣的名利场之后，仍然可以平静地回到太原，继续教她的课。她穿着随意而简朴，她坐公共汽车。她听她妹妹讲，“姐，你记得不，小时候，你总是爬上树，把槐花儿摘下来我们吃？”这样零星的记忆犹如温暖的花，在心里静静开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4）
有一次贾樟柯去太原采景，顺便拜访了赵涛。他们在5毛钱一串的烤串店里，快乐地谈笑。
贾樟柯问，拍电影之后对她可有什么改变？赵涛则回答说，她的生活变丰富了。贾樟柯就不明白了，什么是生活丰富了？赵涛就说，以前她对人不注意，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拍完电影之后，她开始观察别人、理解别人。曾经脾气很火爆、很耿直，有看不惯的事情立刻会冲突起来。她对许多人际关系的小挫伤变得更耐心和宽容。“我真的很佩服她，宠辱不惊。”贾樟柯后来说，“她接受事情的宽容度是很大的，不会因为华丽的场面而无所适从。”
因为拍电影，赵涛亲眼目睹了许多中国北方的下层生活，切实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而走进戛纳，面对鲜花、掌声、镁光灯、频繁的媒体关注，她亦表现了罕见的冷静与自如。她并没有接近那条星光大道，而是躲在一个咖啡屋里喝了好几天的咖啡，就连准备好了泳衣，都没有到海滩上去展示一番。 “我想那些繁华的背后，是很荒凉的。”
● 她沉默的时候，身上的激情在歌唱
有两个演员已经成为了贾樟柯电影的主要标志。一个是扮演小武和崔明亮的王宏伟，一个是扮演尹瑞娟和巧巧的赵涛，而在将来，他们是贾樟柯电影里不停出现的形象。
赵涛对于贾樟柯电影的意义，并非单纯是表演，她有着有很强的即兴能力，带给导演许多创作上的灵感，包括细节的处理、台词的阐发等等。因此，他要“随时体会她每点的变化”。17岁的时候，赵涛作为艺校的毕业生去深圳实习。《任逍遥》之后，赵涛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们当中一个恋爱的故事，贾樟柯新电影《世界》里的细节，由此而阐发。赵涛时时给他以意外的惊喜而又十分自然。
“《世界》里有一些情节，比方说女主角晚上没有班车回郊区，她只好到了一个地下旅馆去。我原来就想她一个人坐在床上。她就说：“导演我能不能拿手机，然后找信号？’这既让人明白这是一个地下室，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角色无法与外界联系的孤独感。这种空间里的很细腻的反应，真的是太好了。
“她和男友出现矛盾，她又一个人躲到地下旅馆。她说导演我需要一个透明的雨衣做道具。我又不理解了，又不下雨，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她解释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旅馆，第一次来的时候很脏，第二次我还必须来的时候，我会有所准备。’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要裹着雨衣在肮脏的床上度过一夜。这透明的雨衣既有视觉上的想象，而且又表达了女性内心的细微，而后者对于我的电影，是很重要的。
“赵涛经常让我意外。我们一大群人去国外陌生的城市，而往往记路最清楚的就是她。也许是我们对跳舞的女孩子的一个误解，我没有想到赵涛会去读小说，她有一次很突然地对我说，‘导演，我们要不要拍韩东的小说’，她就开始说他的新小说《扎根》是多么好，大段地讲述了韩东各个时期的小说。这又让我吃惊。”
清华南门的万圣书苑的二楼，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味，一个女孩儿张望着缓缓走过来，长发，齐刘海，面容沉静，眼睛温和。她看起来比屏幕上还要削瘦。
赵涛目前在北京舞蹈学院进行“专升本”的进修，功课繁忙，很快她会拿到毕业证。在拍过3部电影之后，她坦然承认了自己目前的困惑和茫然：她很想成为一名职业演员，却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走这一条路。
采访机缓缓地翻转着，无声地记录着这个女孩儿柔和而清晰的声音。她开始讲她的故事，和舞蹈，和电影，她因为电影而发生的转变，逐步呈现出来的热爱以及一种高度的清醒。她并不诗化自己的经历。她显得理性、内敛而清醒。而她沉默的时候，身上的激情在歌唱。
我亦为她感到欣喜。在这个明星璀璨、争相喧哗的时代，她所呈现出来的节制和自律之美，以及对内心诚实的守护、与虚荣和浮华对峙，这将为她赢得电影和艺术的尊重。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1）
一个世故的疯子，一个天真汉，这是一个有趣的艾未未。他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文艺书籍的编辑，他还是一个热心于公共事物的，散漫、即兴的知识分子。
●“尚且可以发声的雄性”
很多事情和艾未未有关。比如，奥运会的主场馆，他是中方顾问，可是他刚刚对着英国人的报纸大骂过它；他和那些在草场地建起的灰色房子有关，前去膜拜的文艺青年会嫌它不如798生动，而作为国内最早的艺术画廊之一，他确实没有把它商业化；他和一些汉代的陶罐有关，他摔下来为了 “证明重力原理”；他和一些书有关，1994年出版的《黑皮书》和之后出版的《白皮书》、《灰皮书》，已经成为记录上世纪90年代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他和一些摄影有关，在一组黑白摄影作品当中，他分别对着华盛顿白宫、北京天安门、柏林议会大楼和巴黎埃菲尔铁塔，那是他在“研究透视”；他和某些艺术家们有关，每天都有艺术馆和基金会的人、作家、摄影师和导演拜访艾的住宅，“他们连长城都不去，就来这儿，急切地想知道中国发生着什么”；他与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卡塞尔艺术展”有关，实际上他是2007年“卡塞尔艺术展”上最出风头的艺术家，他带领了1001个中国人腾空而起，飞到德国格林童话的故乡，轻松地完成了一次时空转换的童话——那一次，一个大胡子在卡塞尔小镇被当成明星，而他在厨房里热心帮厨、扫厕所、背靠在树上蹭痒痒，或者和大伙兴高采烈地冒雨坐电车去看摇滚演出。
艾未未还和400只在天津被解救的流浪猫有关，他派车过去，和一些年轻人勾结起来，避免这些生物受伤害。前天他愤怒地和笔者说起一个儿子诉讼母亲虐待的案子，最后竟然没了下文，他因为这些荒谬的事情非常生气。实际上他有强烈的同情心，也许在精英阶层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某种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然后他花了很长时间为北京青年杨佳的杀人案奔走、呼告、口出恶言，等等，以至于有人说，这个大胡子一定是疯了云云。
他公开抨击某些公众人物。他丝毫不掩饰他对张艺谋拍古装大片的鄙薄；他并不怪自己的老朋友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过于天马行空，因为他更忠于自己，甚至忠于自己所处的年代；他更赞赏王朔，因为他在这个时代具备最大的诚实；他抨击媒体的娱乐性：“中国的这种表面的娱乐性，反对科学的，反对进步，反对确凿的事实。”他讽刺“精英”：“中国哪还有精英？中国没有精英。如果说大众都是苍蝇的话，中国的精英无非是绿的苍蝇，或者是翅膀上反光的那种，通常我们最喜欢把苍蝇拍拍过去的那种。”
不管怎么样，艾未未是主观的、情绪化的、决断论的。他并不忌讳在媒体上大放厥词。他不但骂过他的同学张艺谋的电影，他还骂过风马牛不相及的院士钟南山的电脑。他用“无耻”形容过许多人，他也看不惯父母、家庭、朋友、社会和任何权威，最后他非常生气地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我自己”。
这是典型的艾式语言，颠覆、调侃是他常用的修辞。他擅长制造语录，作为日常的消费。据他的朋友、艺术家李文说，艾未未甚至制造了一些类似毛主席语录的纲领，以假乱真。而他的朋友、出版商丁晓禾说，艾青、艾未未、艾丹讲话的刻薄，是有基因的，其实没有坏心，仅仅是即时的反应而已，对朋友也是这样。他经常看见在饭桌上，两兄弟无情地刻薄着、揶揄着对方。艾丹经常“不屑”地说“那个大胡子”。而艾未未却对记者说：“那个艾丹，大家都说是我弟弟，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而且我还很讨厌他。” txt小说上传分享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2）
大多数名人更愿意隐瞒自己的时候，艾未未最大限度地暴露了自己。他擅长制造话语，这些话语与其说是他想传达给公众的一种姿态，不如说是他给50岁的自己一种暗示：“我是尚且可以发声的雄性。”他不忌惮使用大量爆炸性语言来表明他斩钉截铁的、势不两立的态度。
● 穷鬼和人格分裂者
其实艾未未吃过所有的苦。写下来的话，怎么也会比余秋雨深情，比赵忠祥丰富。
艾未未出生于1957年。童年，父亲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不满一岁的艾未未就随父母到黑龙江农垦农场，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他们住在“地窝”里，无非就是在地上刨一个坑。1978年，艾未未离开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来到了纽约，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在纽约的12年中，他花了大量时间轧马路、看展览、逛书店，他还兼职做过保姆、建筑工人、画匠等，甚至在大街小巷贴广告。他经常身无分文，有一次给某个著名男高音在歌剧院里跑龙套，“只要长着中国人的脸就可以。”他是如此寂寞，所以和另一个寂寞的纽约诗人金斯贝格（Allen Ginsberg）成了好朋友，后者是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作家，他的《在路上》这几年成了中国背包族的畅销书。那时艾未未住在靠近托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的公寓，屋里只有一张床垫和冰箱，冰箱里只是一些胶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那里其实是谭盾、徐冰和陈凯歌等人的据点。而后来，他又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12年后，父亲病重，他不得不回国，在此之前，他并不给家里写信。他感到的是生活的挫败感，他没有学位、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结婚。
“大多数人即使辛劳一生也不会太有钱，这是我过去一直认为我不可能有钱的原因。后来别人算命说我40岁以后，钱就会掉下来。”
“如果你40岁既没名也没钱，那你会怎么样生活？”
“无所谓。我至少还可以去死吧？”
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认为对一个人好，就是给他很多的钱。”艾未未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或许因为这样，艾未未会经常帮助和扶持年轻艺术家。10年前《铁西区》的导演王兵没有钱买录像带，艾未未给他拿了一万，不打借条。他帮助一些艺术家办个展，他带领朋友去濒临倒闭的酒吧给地下摇滚乐队捧场，尽管他声称他不听音乐，然后他又资助没有能力办理护照和签证去参加“卡塞尔艺术节”的侗族农民。总而言之，艾未未的大方是出了名的。艾未未有一个“食堂”，他和弟弟艾丹经常请朋友去那里吃饭，而很多朋友也会不请自到。那里的饭菜可口。他们的朋友丁晓禾说，艾未未的爷爷是一个地主乡绅，方圆几十里唯一一家订上海《申报》的人，他经常在家大宴宾客，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过来喝酒、聊天，而艾青、艾未未的好客和大方，大概也是有家族基因在起作用。
艾未未爱笑。他经常笑得像突然漏气的气球，眼睛、鼻子皱成一团。他说，他刚才打开家门，对面有两个人就非常兴奋地说“出来了，出来了”，接着有人跑来对他说：“你家是不是没梯子啊，我借个梯子给你摘柿子吧。我看了很久了，你家的柿子差不多可以摘了，去年你们就没有摘啊。”艾未未乐疯了，说：“我家不但不摘柿子，我家还往树上挂柿子呢。” 。 想看书来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3）
一个世故的疯子，一个天真汉，这是一个有趣的艾未未。他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文艺书籍的编辑，他还是一个热心于公共事物的，散漫、即兴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时候，他什么都不大是。“那个大胡子。”他弟弟艾丹没好气地说，那时他正在“食堂”装鬼吓人。他也许比我们想象的都要简单些。
“他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人，开放型的，一点免疫都没有。奇怪的是所有朋友都喜欢他。”他的夫人、画家路青说。而他自称为“人格分裂者”，也许他自己也对这个时代的缺陷略知端倪。
“我可能是打车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从1993年回国开始打到现在。在车上可以休息，只是那些出租司机老把我认成一个很傻帽儿的歌星。”
我们谈过他的观念作品《童话》，后来我们还谈过男女关系的问题。艾未未眯着眼睛坐在他灰色的大院里接受太阳的暴晒，桌子上放着两杯绿绿的热茶，几只猫在追逐影子。10月24日，艾未未准备去德国做个人艺术展。他太繁忙了，还要利用业余时间给他的工作人员剃头。他还要去纽约做个展，还有澳大利亚。现在，英国《艺术评论》把他评为了世界知名艺术家里第68位。“这个数字不错哈。”他眯着眼睛，饶有兴趣地说。
● 《童话》背后的艺术态度
吴虹飞：《童话》是如何策划产生的？
艾未未：去年我到瑞士爬山，看到大量的意大利人从身旁走过，就想到带一些牵肠挂肚的中国人做一次旅行。当时朋友问我对“卡塞尔文献展”有什么想法，我就说想带一些人去旅行，最初是想带卡塞尔人口百分之一的人，那就是2500人，后来经过计算，觉得1000人的规模比较合适。1000太通常，所以又加了一个，就是1001。这里是童话的故乡，格林兄弟的铜像在这里。我对格林童话其实没有印象，因为生长在革命时期，小时候只接触到《愚公移山》。上一次旅行的时候我在机场买了一本美国人登月的画册，其中一个登月者谈到了一段与“童话”有关的话，回去后经过讨论，便定名为《童话》。从去年提出这个想法，我筹备了大概10个月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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