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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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后来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⑧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⑨他自己更是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看来，关于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那是每天经过时都要看到的。他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发现，对一个走出乡关才一年多的知识青年来说，感受该是多么新鲜和强烈！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⑩，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对人生的选择似乎还处于徘徊状态。这时，他已是不乏阅历的快满二十岁的青年了。
①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07页。
②　毛泽连的回忆（1973年2月），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8页。
③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⑤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⑥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⑦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⑧　毛泽东：《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这里说的“本会”，即湖南学生联合会。
⑨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6页。
⑩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0页。
第02节师范生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