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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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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4页。
②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6页。
④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页。
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0—221页。
⑿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0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页。
⒁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⒂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⒃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⒅《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6月28日。
⒇《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页。
（22）《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72—73页；访问郭化若记录，1982年3月12日。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36、637页。
（24）《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
（25）《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141页。
（26）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3月30日。
（27）《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2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3、104、108页。
（29）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1932年4月2日。
（30）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11日。
（31）毛泽东对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1932年4月22日。
（32）《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页。
（33）《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3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页。
（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3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页。
（37）《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38）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页。
（40）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页。
（42）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上半年。
（43）《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页。
（44）《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页。
（45）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1932年9月7日。
（47）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1932年9月25日。
（49）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1932年9月26日。
（5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1）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第52页。
（5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会记录，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56）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9月15、16日。
（57）《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页。
（58）《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页。
（59）《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页。
第14节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下）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③。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④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⑤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⑥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⑦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⑧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⑨
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⑾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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