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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够改变什么-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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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到现世，范进历经社会政治和考试体制的变革，深感自己这个老朽有点无法适应，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则变幻时代了。不过新规则并不总是坏的。这不，在他皓首穷经，苦等96年之后迎来了第一个考试机会。获悉高考终于取消了年龄婚否限制的特大喜讯时，刚刚过完了愚人节。范进如同中举时一样，连呼N声：“噫！好了！我报了！”这回他决意要报考了。
范进彻夜未眠，挥毫泼墨，题诗作赋以咏情怀。虽然备考时间仓促，他还是绝不能放过百年一遇的机会。结果他创下了有史以来高考的最低分纪录。因为这个世道规则全都变了，他那套四书五经再也派不上用场。范老这才想起自己也得求变呀，虽然他还闹不清到底应该人跟着规则变，还是规则跟着人变，更不晓得规则掌握在谁的手中。反正要想考出高分，就得顺应考试规则，这一点他倒不糊涂。范老并未丧失自信，因为据说外地学子都是高分低能，惟有京城学子偏偏低分高能，他有什么可羞耻的。
然而，范老还是宁可接受高分的挑战，回到前世老家南海，成了一名绝对老牌高三插班生。就凭着他的依旧过目不忘之才和中华传统文化功底，毕业前夕在文科班上已达中游水准。根据规则，他是必须回京赶考的。此番重出江湖，范老胸有成竹。
九时正点考试铃声打断范老浮想联翩，正面背面翻完语文试卷他就算傻了眼。他向比他年轻M辈的监考老师问道：“因何我之所学与你之所考不太一样乎？我之所学可皆新编实验教材耶！”老师定睛观瞧他良久，答曰：“今年可是京城首度独立命题，并且‘3＋X’喔！汝真不知否？”范老虽然没太听明白，但他悟到原来规则又变了。唉，追不上的规则呀。
既然前面不太好答，那就先从后面做文章吧，这可是范举人的撒手锏了，不能失手啊。看那题目，不觉一阵窃喜，竟然是论“规则”的。正触到了自己的痒处，这回足可下笔千言了。不过，待他细读提示材料，又生出满腹狐疑，“论规则就规则吧，还给这么多废话干吗。我埋头苦读语数外，一心只想考高分，哪识什么世界杯啊。这‘世界杯’是不是一种世界通用的酒杯？那大概是个不赖的杯子，不然不会流行世界。而像这规则一样，要都整齐划一肯定不好，但要太五花八门了，这杯子也没法用啊，总不能拿脸盆当酒杯吧。既然材料中提示了，这个杯子与规则就要发生点关系嘛。那我这文题就叫‘举起世界的酒杯为规则干杯’……”0708（原载《青年时讯》）
人世沧桑各不同（2）
高考改革不能只重形式
政协会议上，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委员对内地高考科目频繁变更提出疑问。因为五年变了四次，规则摇摆不定让师生无所适从，对教学影响很大。
许委员在南京大学任教30年，当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0年，去年刚刚受聘到澳门工作。其对于内地高考改革的情况是有切身体验的，提这个意见绝非越俎代庖。
笔者认为，在现有考试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只一味调整高考科目意义不大。这样无法彻底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实施素质教育这么多年，高考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为什么师生会无所适从呀？因为教学还是只能围着高考这个核心转，升学和就业的现实情形要求师生不得不这样做。只在高考科目和形式上做文章，除了会增加师生负担，丧失可循的评价标准之外，并不能丝毫改变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现状，教育体制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一般说来，任何改革都会是利弊共存的。改革必然要付出代价，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绝不能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往高考科目改革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打破了僵化的考试格局，不断地引导整合知识，注重应用能力的考查。但这种考核评价体系变来变去就让人搞不懂了。比如考试科目第一年由文理两科改为“3＋X”，即公共主科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第二年就文理不分家了，“X”也成了六门副科大综合；第三年又变了，成了“3＋一门文科或理科科目＋六门大综合”。变化速度之快，幅度之大，着实令人有晕头转向之感，还让师生如何进行高效的教与学呢？有人或许会强调“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学好了知识，怎么考都没问题。但教学还是有重点的，不能平均用力吧。考试科目和形式的急剧变化的确让人无所适从，肯定损害众多考生的利益，影响发挥和考试成绩。每一次大的新变化，都是对上一次变化的否定而非逐步完善，那么到底还有没有比较稳定的评价标准？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和科目组合最能考查出能力？
每一项改革举措的成败，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高考和教育改革要维护广大学生的利益，要对他们的成长和成才负责。教育领域的改革不能拿学生利益做试验的牺牲品。当改革实践中一些负面影响凸显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及时调整策略，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稳定和规范下来。有鉴于此，教改应从根本体制上入手，不能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形式的变化。这是制定规则的基本方向。0311（原载《南方周末》）
批评黑哨就不够积极向上？
龙马大战刚刚结束，热爱足球的小荷同学又想起了她去年的高考作文，以规则为题的《失衡的天平》。这篇饱含真情即兴挥就的文章，因为抨击黑哨破坏规则而被老师判定为“思想消极”，总共60分的作文只得了38分。这个平素性格开朗有点像男孩的女生，伤心了好几天。她觉得判卷老师有失公允，这对她打击太大了。
这个作文分数对她人生的影响，肯定是消极的。这件事看似不大，然而教育无小事，“小问题”背后常能反映教育的一些致命弱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谁的天平倾斜了，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对于同一事物，同一文章，评判结果会因人而异，很难说哪一种更为公正。标准不统一就会造成混乱，就是没有规则。那么判别一种规则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是什么？是现实，而不是理想。另外，还有一个对规则的理解是否准确公正的问题。
规则当然要遵循法理与公义，检验它们都要靠现实标准，看它们给我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或者只能造成怎样的后果。拿这篇高考作文来说，判低分的依据是：教育大纲规定作文应有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但是怎样才叫“积极向上”呢？比如黑哨，是否明知其存在却不能揭露其丑恶，就叫“积极向上”；比如疾病，是否讳疾忌医瞒天过海就叫“积极向上”；比如失误，是否夸大成绩缩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叫“积极向上”。教育为何不敢直面现实？
如果我是当事考生，我也会感到迷惘，也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搞不明白，这种教育到底要教会我们什么。为什么要扼杀孩子率真的天性而变之为世故，为什么连一丝正视问题宽容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呢？难道我们只能交口称赞美好的事物，而对永远只是“极少数”的丑恶行为就得漠视到底？这样我们就会如愿以偿改变现实，从而实现“积极向上”了？说几句真话就“判低分”，这是否也算“说难”之一种。
谁都清楚那是掩耳盗铃之举，可教育为什么还要那样做，是在遵守一种潜规则吗？即使这种潜规则根深蒂固，但它不利于改进工作、改造现实，从下一代的成长和长远计，就必须首先从教育上打破。直面现实，才有公正可言，才有教育效果产生。否则虚伪的教育，将结出什么样的恶果。
这个事件，也许当事人因为“感情亲疏”影响了“认知事物”，自以为作文写得很棒，其实不然。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天平失衡危害更大，更有实际意义。而且当事考生的天平是否倾斜，因为教育天平的严重失衡已很难知晓，无从查到作文原稿。这都是考生的心血和作品，为何不能查阅呢，这本身就不公平。作文评语即判低分的理由之一“只谈足球”，也令人费解。这是一篇叙事文章，像一则寓言，虽然只写了黑哨对规则的践踏，但寓意是深刻的。判卷老师的理解力不应停留在“只谈足球”的水准。
以这等理解力去评判别人，妄下“思想消极”的断语，不解“积极向上”的实质，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这对于一腔热忱的学生个性和感情都是极大的伤害。不错，中国男足目前比较丢人现眼，如此恶劣环境下球迷的热爱尤显难能可贵，这正是希望所在。而黑哨之类与足球事业的不和谐音就愈加令人切齿痛恨。我相信，该考生饱含激情的文字一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发自肺腑灵感突现的文章一定不会差，除非不幸评判者的眼光扭曲了它。既如此，“失衡的天平”就真成了一则绝妙的寓言加“预言”。
逃避现实不是真教育。作文分数已然无法改变，但教育需要反省之处还有很多。这就是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现实意义。0806（原载《大河报》）
“感情亲疏和认知事物”可以混为一谈吗
这年高考作文题（全国卷）给出的话题是“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并以《韩非子·说难》当中的一则寓言故事“智子疑邻”为例。材料大意是：古代一位富商家的院墙被大雨冲倒，自己的儿子和邻人之父都提醒以防偷窃，不幸言中后富商便称赞儿子却怀疑邻居老人。韩非认可了这个事实的合理性，着眼点在于“邻人之父”对劝说对象不够了解，把握情势和进言方式不当，所以影响了效果。
寓言总可以有很多种解读，韩非只是讲述了一个客观事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样的理解必须合情合理，不违背生活常识。这则故事能够说明是因为感情的亲疏，而影响了对于事物的判断吗？
我们不必拘泥于这则寓言，但这关系到由此引出的该话题能否立得住脚，所以不得不对它分析判断一番。故事中的邻居也许是一片好心，而且有远见，但他或其家人的确也不能排除盗窃的嫌疑。就是让谁来理性和公正地断这个案子，也不能不做调查就把邻居排除在外。如果只是感念邻居的一片“好心”，就不做任何合理怀疑，这样才会影响认识事物的正误深浅呢。
如果再进一步延伸这个寓言的含义，它还可以警示我们防止祸起萧墙。其实很多问题、矛盾都是从内部发生和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公正地评价、认识以至怀疑。对于内部和外部应该一视同仁，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既不武断也不“包庇”。这是一种公平公正之心，也是基于认识事物的能力。公正的品行、认识能力，还有感情，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如果因为私情而做出了不公正的决定，并不是他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而是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却不愿那么做。这和认识能力就没有多少关系了，这只是一个感情问题。感情影响的不是其认知能力，而只是一种决断结果。
表面上，似乎感情亲疏影响了对于事物的判断认知，实质上只是感情左右了自己的选择。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一回事，而最终的抉择是另一回事。感情亲疏和认识事物，两者甚至互不相干。像寓言中的案例，富商的怀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邻居比儿子偷窃的嫌疑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可能不是邻居干的，但这只能由证据去说明。这种怀疑也是暂时没有证据的，但却不是无端的，在没有查实之前，也就只能停留在怀疑的层面，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再比如一部书中写到这样的事：一个警察抓获了一个小偷，小偷犯了一个重大的案子，然而这个小偷是该警察的妻妹，是抓她还是放她？警察陷入了矛盾痛苦的心情中。警察难道认识不到应该怎么做吗，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他为什么还会矛盾呢，不是因为亲情蒙蔽了他的判断认知，而是亲情本身的价值让他不忍舍弃。并不是只有认识事物才有价值，谁能否认感情也是一笔财富呢。和认识能力一样，情感也能够成事败事。情与法难以两全，维护公理还是徇私情，这和认识事物关系不大，情与法本身都有独立的价值。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待朋友也是一样，怀疑也许很理性，但很可能失去朋友。对于生活来说，感情也许比理性更重要。没有感情的生活状态是不可想像的，感情也并不妨碍理性的认知和思考。两者毕竟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又如“情人眼里出西施”、“孩子总是自家的好”等等。这仍然是感情问题，是爱的体现，不至于丧失对亲人的了解和判断。你更了解的是自己和亲人抑或外人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了解和认知并未因为感情而偏离事实。至于因为关系远近而处事不公甚至制造腐败的人，那更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品质问题。
如同对寓言的解读是最多元的，对于这个高考作文题目也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它启示理性思考，有人说它昭示人性弱点。然而这些说法都有些牵强附会，这个题目的基本判断远离了理性，也扯不上人性。如此一来，便成了一种误导，影响了考生和公众的认知判断，搅浑了我们的生活经验，让人觉得无所适从。
感情亲疏和认识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混淆了它们的界限，硬将二者扯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混乱不堪。0607（原载《凤凰周刊》）
严重变味的“状元秀”
吉林市文庙这年在祭祀孔子的活动中首次开启正门，用大轿抬出吉林省高考状元，请“高考状元游状元桥”，让高考状元引领古装祭孔表演队伍进行各项祭祀活动。祭祀者为孔子上香，并三跪九叩，手持祭祀道具举行乐舞等等。
整个事件过程，都让人感觉到一股陈腐之气弥漫其间。而主办者却在拿新时代的学生作秀，与祭祀参拜之类古时活动联系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这种“复古”的活动偏偏要拉上青春少年，将“高考状元”等同于科举时代的状元，用意何在？这将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
这年是孔子诞辰2554周年，作为对一代先哲的纪念，适当举办一些健康有益的活动当然可以。但像吉林市文庙博物馆这样完全照搬古代仪式，毫无思想内涵的祭祀，到底有多少意义？而且还要扯上“状元”来“秀”一场，复辟封建社会的陈腐习俗和风气来影响孩子和社会，实在有百弊而无一利。纪念孔子，应该重在其思想内涵的领悟和发展，而不是跪倒在孔子的脚下，向其行点火焚香、三拜九叩的封建大礼。如此顶礼膜拜，完全一副奴才相，如何能有自己的思想和时代的创新？更为不妥的是，竟然让刚上完中学的孩子置身其中接受熏陶，真的要赋予她古代状元的荣耀感吗？这对高考状元本人也是有害的。
这年的“状元秀”风头尤甚。高考状元的个人学习经验可以出书，京西“举人节”会集各地高考状元并要刻其名姓于碑铭，而像祭祀这样的封建活动居然也打起了状元牌。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高考状元作秀忙”。如此浓墨重彩地将高考状元推向前台，必然加重“惟分数论”的观念误区，与素质教育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活动只会误导社会和孩子。
某一地区的高考状元每年只能有一个，这是注定的“个别现象”，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人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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