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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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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
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
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
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
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
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
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
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
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
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
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
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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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
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
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
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有战略地区
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
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问题。可是，敌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
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是编造的空
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
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
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
只能停留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朝鲜境
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
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们也许并未
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
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
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
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
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
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
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
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
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
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
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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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三八线，从
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
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
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赶出去，不
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
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
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
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
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
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
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
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
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
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
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
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
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惧乐部，
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
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
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谈判有着紧
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
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
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
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
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
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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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第八章 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
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
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
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
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
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
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
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
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
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
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
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
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因此，我
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选
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
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
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
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
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
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
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
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时集中营，
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
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小岛峰岩岛上。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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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
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
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一支纪律严明
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执行各项命令。
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场地与场
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
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
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
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
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
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为了与其
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住院。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内
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纪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
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组织的模拟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
死刑在内），以便对伯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
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南日的
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
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些内容，很忠实地
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第8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理的，按照由于俘
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个明确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同时，
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应服从“收容国武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
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类法律、规定和命令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
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约，
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尔后向俘虏后脑
（）
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
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
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
义的最终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的
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
俘营内中坚分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现了发生
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共产党压力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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