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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飘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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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身后虽然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可他去世后除遗下几大箱书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遗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胡适死不瞑目的是晚年未能回故乡安徽绩溪，不能重游大陆山河，以致生前看到台湾的自然景观，就会与人谈起故乡的景色，每逢台湾过端午、中秋，也会谈起大陆的人情风俗。为了弥补生前未回大陆的遗憾，他在遗嘱中有一条是说将自己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赠给他洒过多年辛勤汗水、也使他一举成名的北京大学。
参考文献
韩妙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5年。
董大中：《李敖评传》，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叶公超（1）
从新月作家到外交家
学术擅中西，才高自是气雄豪
“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张兹辏В骸锻齑恰罚┑娜罚豆栽谥泄执难飞险家幌匚唬夂退谇寤谓淌贝邮麓醋鳎绕涫羌尤胄略律绲奈难氖欠植豢摹�
叶公超，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George（乔治），广东番禺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到各地作唤起民众的演讲。1925年获美国麻州爱默斯特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个硕士学位给叶公超日后从政增加了筹码，而他的母校爱默斯特大学后来送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反而不值一提。就在他念硕士时，获识英国著名诗人与评论家艾略特（又译“爱略特”），以后在1934年4月的《清华学报》上发表《爱略特的诗》，在1937年4月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再论爱略特的诗》，使叶公超成为中国介绍艾氏诗与诗论的先行者。
1926年回国后，叶公超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主讲西洋文学，兼任北京《英文日报》与《远东英文时报》编辑。他初到北大任教时，年仅二十三岁。这时他有两个得意门生，其中冯文炳（废名）比他大四岁，另一弟子梁遇春（秋心）小他两岁。他上课时十分注意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烟斗，显得风度翩翩，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授课时一口流利的英文，简直叫学生听出耳油，下课后还不愿离开教室。
1926年春，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由诗人徐志摩任主编。新月社带俱乐部性质，并非是有组织的团体，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缺乏好感，对上海左翼作家的亲苏行为十分看不惯。《新月》的出版便负有“对抗他们”的使命，如该刊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口号，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拨。叶公超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不是论争而是书评，这些书评用简约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信息，使读者及时了解世界文坛的现状和走向。1928年夏，叶公超为“新月”编辑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另与闻一多共同编选《近代英美诗选》。
《新月》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作家的诗文外，其他文章由叶公超用不同的笔名写就。在停刊前由叶公超最后主持的六期编务中，培植了不少新人，如曹葆华、钱锺书、常风、余冠英、孙毓棠、李长之、杨绛、卞之琳、李广田，等等。
《新月》杂志及新月书店停办后，有《学文》于1934年5月创刊。发行人为余上沅，主编为叶公超。作为《新月》后身的《学文》，其同仁除《新月》的成员闻一多、林徽因等人外，另加入了刚回国不久在北大教文艺心理学的朱孟实（朱光潜），此外还有季羡林、赵萝蕤、刘西渭（*吾）、何其芳。其中钱锺书发表在该刊第3期上的《论不隔》，为他后来写《谈艺录》打下了基础。叶公超由于编务繁忙，只在该刊发表过《从印象到评价》的论文，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观。
叶公超（2）
出于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叶公超在清华已有五年教龄，这时轮到他到国外休假一年，因而《学文》于1934年8月出至第4期停刊。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诗人兼编辑家梅新曾重印《学文》杂志，并由叶公超写了《我与〈学文〉》在1977年10月1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
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叶公超，除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外，还在北大外文系任讲师。在抗战开始前，他在北平一直与“学衡派”核心人物吴宓在清华园做邻居。他们一个浪漫，一个守旧，却和平共处，不似二三十年代吴宓与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如叶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吴宓主编的《大公报》上发表过《志摩的风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于诗这样与众不同的观点。
《学文》编务终止后，叶公超于1935年夏季到欧、美、非、亚各大洲旅行。他在这次环球游中一边休闲一边思考问题，写有《留学与求学》、《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从1936年秋起，叶公超为北京大学外文系专任教授，了结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华大学连续执教六年的最长纪录。
在北平执教鞭的日子里，叶公超先后开设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浪漫运动、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并培养了像钱锺书、季羡林、吴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华等高足。这时叶公超不仅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过得颇惬意。1931年6月，他与潜心攻研物理的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佳偶天成，是一对神仙伴侣。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诗经》中的“彤管有炜”一语，即长女为叶彤，长子为叶炜。他这时不仅教书育人，成了年轻有为的学者，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自由派批评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写实小说的命运》，反对左翼文人提出小说负有改造社会责任的观点，认为小说应讲究艺术性，它并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记载”。这种观点虽系针对左翼倡导的写实文学而发，但在反对小说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叶公超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新诗》，鼓励新诗人读旧诗，从中国古典诗中吸取养料，这对那些只会从英美诗中借鉴的作家来说，无异送来一剂加强新诗的音乐性与可诵性的良药。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曾把鲁迅的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分别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这里说的“非战士的鲁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鲁迅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提出“非战士的鲁迅”这样一个命题，确是对只强调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一面的补充。尽管叶公超认为鲁迅的杂感不是谩骂，就是嘲戏，没有价值，并由此否认鲁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赞赏鲁迅的散文，认为其成就超过他的好朋友胡适、徐志摩。胡适得知后，对叶公超表示严重不满：“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可叶公超认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叶公超（3）
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擅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才高自是气雄豪”的叶公超应其叔叶恭绰之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独自由云南到上海处理此事，以致被日本宪兵拘捕，投入监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叶公超结束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经董显光之延揽进入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工作。这是他投笔请缨从政的开始。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时，日军南侵后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所乘兵舰曾遭日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敌人炮火从印尼返回陪都重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对打败德国法西斯充满了信心，另把星、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气。不久他被派往伦敦任*驻英办事处处长，他的外交才能开始有了展示的机会。
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
抗战胜利后，叶公超回国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7年后，升为外交部常务及政务次长。1949年3月代理部长。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长，还一度兼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1948年冬，国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广州之初，叶公超眼看国民党风雨飘摇，处境维艰，断然决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档案运到台湾，这就使从清朝起到国民党大陆撤退时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等重要文献完整无缺地得到保存，因而蒋介石对叶公超在撤离大陆时既没有丢大印，而且又保留了重要档案的超前意识十分佩服。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总统”时，叶公超被留任，一直到1958年4月14日调任“驻美大使”为止。
叶公超出任外长前，当局曾提名傅秉常或胡适出任，后他们两人均感到国民党赴台后守的是烂摊子，工作无法开展，坚辞不出山。当时的形势的确对台湾大为不利：1949年8月初，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台湾有不少“恶言”，使其对外关系蒙上一层乌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庄严宣告成立，苏联及东欧各国，还有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士、荷兰等国纷纷承认。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叶公超为此夜不能寐，从此有了服安眠药的习惯。
叶公超任“外长”期间，有不少虽非纯粹“外交”却也“涉外”的高度敏感性事件，例如“巴拿马公使与委内瑞拉代表国际贩毒案”，“《自由中国》雷震案”，殃及王士杰被解职的“两航飞机案”，美国顾问团雷诺枪杀刘自然导致群众忿而以砖石投击“美国大使馆”案，等等。此外，与“外交”有关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于1952年4月签订“中日和约”，为*与日本接触制造了一大障碍；二是于1953年12月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台湾三十年的安定和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叶公超在任内曾兼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并先后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四次，他是国民党政权历任“外交部部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位。蒋介石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单独约叶公超在官邸共进晚餐，不久以政府名义颁授一等青云景星勋章给他。
叶公超（4）
叶公超的外交才能不管如何娴熟灵活，但均改变不了台湾“外交部”成了“断交部”，以致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凄惨局面。如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台湾驻巴黎联合国文教组织还赖在那里不走，后*代表把台湾代表团从办公室驱逐出去，那位首席代表——即《西滢闲话》作者陈源（陈西滢）当场昏倒，后竟吐血，不久死于伦敦。面对这种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解除“外交”关系的事实，叶公超下属的一位司长说：“我们现在是开殡仪馆，到处断交闭馆，料理后事而已！”也有人当面质问叶公超，如东北籍的国民党*钱公来骂叶公超办“外交”“只知道办丧事”，干的都是“丧权辱国”的丑事，这使有“文坛巨子”、“外交雄才”之美誉的叶公超竟无言以对，使那些久仰“乔治叶”的记者大失所望。
叶公超最伤心的是莫过于1961年被免“驻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蒙古于1946年元旦脱离中国宣布独立。蒋介石对此一直反对，乃至台湾现在画的“中国地图”仍包括“外蒙古”。1961年春夏之交，联合国为蒙古国入会问题，征求叶公超的意见，希望他作为五名“常任理事”之一不要用否决权。叶公超考虑到台湾的“外交”愈来愈孤单，朋友愈来愈少，为了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勉强同意蒙古国入会。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质问叶公超：“是做‘美国大使’还是做‘*大使’？”蒋氏本着所谓“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坚决反对蒙古国入会，并认为使用否决权与否，权在最高当局，叶公超已超越职权范围，何况叶氏在其报部公文中有引述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对蒋介石不敬之语句。于是蒋介石一个急电，把叶公超召回罢黜。叶公超当时不知内幕，更不知早就想取叶公超而代之的沈昌焕打小报告给最高当局，说他泄露“国家秘密”。蒙在鼓里的叶公超连双橡园的办公桌都没有整理，只带了几件衬衫、领带，提起皮包就飞回来了。“总统”将其召回，可“总统”不召见，到了第三天他才得到一个不必回任的传谕，这完全出乎叶公超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博爱宾馆绕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叶公超后来请求回美国收拾行李，也未获批准。
叶公超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英文水平曾为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极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故叶公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总统”陈诚代表蒋介石出访美国，他在记者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并答记者问，许多人均认为陈诚讲得恰到好处，唯独坐在贵宾席上的叶公超流露出不以为然和不耐烦的样子，使许多中国听众感到不舒服。叶公超对“*”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同车途中问叶公超，若当局“*”，美国将作何种反应？叶脱口而出说：“如果事先没有获得美方谅解，第七舰队会出动阻止我们。”这是一般政客不愿说出的得罪当局的话。这种“反攻须事先与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认为是“阻碍我方反攻”，有人建议应治叶公超“误国”之罪。可豪迈坦荡、言行无忌的叶公超认为，不说假话是“有道德勇气”的表现。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叶公超（5）
正因为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句是“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他做“外长”时，正在进行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以陈诚为首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有一次，叶公超在与陈诚小酌时，竟劝陈停办此研究院。理由是这研究院是为官者的“终南捷径”，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提此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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