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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需要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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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12）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当然是一个信息问题。所以，如何高效快速地表达、传递、共享、积累、分析信息，就成为现代社会最重大的课题。计算机在这方面可以大显身手，因此也就顺势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角色。
资源调配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因此，能否最大限度地成功调配资源，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最理想的资源调配者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家。市场竞争的作用之一就是在人群中发现、挑选出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以合法手段赚到大钱的企业家可以被看作通过了考试的合格人才。他们赚到大钱，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优秀的资源调配者掌握更多的资源，这是好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另有一种选择资源调配者的方式，那就是根据政治地位的高低。官职越大的人，越有权力调配资源。这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错位。官员升迁的过程虽然也是一个淘汰过程，但在挑选优秀资源调配者这方面，官僚体系的淘汰机制往往无效。因此，在调配资源方面，高官的能力远远不如取得商业成功的企业家。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求官员像企业家那样，具有灵敏的判断能力，只能是一厢情愿。
1980年代开始，电视机开始在中国社会快速普及。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录像机也成为深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那时，拥有一台录像机是十分惬意的事情。好看的电视连续剧，其他人只能按照电视台的播放速度慢慢看，而有录像机的人则可以借来录像带，痛痛快快地一下子看完。遇到好的电视节目，可以用录像机录下来，以后随意反复看。而且，有了录像机，人们还可以通过借录像带，看到许多电视中看不到的时新节目。
种种好处，让录像机一下子成为人们热衷追求的商品之一。但当时中国企业没有生产录像机的能力。磁鼓等录像机核心部件要求的技术条件很高，中国企业一时达不到。录像机市场基本被日本企业占领——基本上全世界的录像机市场都被日本企业占领。
那时，录像机卖得很贵，日本企业的利润很高。中国企业也很想在这个市场中分一杯羹。各地逐渐创办了一些录像机厂。政府的主管部门不打算让这些企业自由发展录像机产业。他们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此前，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发展颇为分散，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各地纷纷开办电视机生产企业。电视机的生产，既分散又落后。其实，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各地电视机生产企业都是地方政府主导创办的，没有遵照正常的经济规律。但在总结电视机生产分散混乱的经验时，政府主管部门却把原因归为市场的自发经营。因此，政府决定采取集中化的方式生产录像机，以避免电视机生产的重复建设。于是，就有了第八个五年计划中的“全国录像机专项工程”关键件龙头项目。
当时，国内共有十多条录像机生产线，政府主管部门决定，把全国九家录像机定点企业联合起来，组建成一座大型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录像机生产龙头企业。
这显然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计划经济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特点，那就是“效仿性”。制定计划的人必定要效仿现实中存在的某种生产模式。没人能计划未来的、不存在的东西。苏联的工业体系就是效仿美国1920年代的工业格局，并将其僵化下来。那种格局的特点是大工业、流水线、巨型企业。如果这种格局能够一直有效，那么，苏联还真有机会赶上美国。可是，由于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那种大工业的格局早就有了变化和调整。但苏联一直到解体时，都是坚持这种好几十年以前的产业格局。计划经济天生无法应付变化。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当代中国（13）
中国政府计划录像机的生产时，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希望通过集中录像机生产来取得技术和规模的优势。这个计划成功的基础是，录像机一直是消费者欢迎的商品。在那些计划官员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日本企业不是通过录像机赚了不少钱吗？可惜的是，偏偏就是这个无需论证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2年，按照政府的计划，国内九家录像机共出资20亿元，成立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专门生产磁鼓等录像机关键部件。1994年4月，产品开始量产。6月，华录与日本松下合资成立了华录松下公司，各出资240亿日元。一时间，华录公司欢欣鼓舞，就等着接下来在录像机市场上大把赚钱了。
可是，天不遂人愿。华录公司刚刚完成投资，厉兵秣马，准备大干快上之时，1995年，市场风云突变，VCD出现在市场中。现在看来，VCD仅仅是一种过渡性产品，但光存储代替磁存储却是大势所趋。在新产品的冲击下，录像机一下子成了过时的产品，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退到市场边缘。国内录像机的年销售量从300万台骤减到40万台。而且，以后只能继续减少，再不会出现销量的增长。
市场的突然变化，让华录公司措手不及。生产出来的录像机机芯大量积压，进口的先进设备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公司成立时的几十亿投资的贷款利息却快速增加，企业一下子陷入亏损，亏损额很快达到几亿元。400多名职工成为华录公司所在的大连市第一批下岗职工。
后来，华录公司通过艰苦的努力，转变产品结构，调整产业方向，逐渐摆脱了破产的困境。华录公司并不是失败的典型。但可以说，政府主管部门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来谋得录像机产业优势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也许有人会把这种失败归因于运气不佳。谁能想到录像机市场会那么快地衰退呢？是的，这种预测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非常难。但正是因为非常难，所以，这种投资应该由自负盈亏的企业家在市场中尝试。政府官员在这方面根本没有优势。
华录公司的创办完全是政府官员意志的产物，结局是巨额投资损失。后来，华录公司通过积极调整产品结构，顺应市场需求变化，企业逐渐好转。这时，华录公司更依靠的是优秀企业家的能力。
现代社会中的工商业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产业调整，这种高度创新性的工作是不可能依靠政府完成的。政府只能在既有格局下简单扩大投入。实际上，不仅是政府，内部结构复杂、管理官僚化的大企业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优势。许多大企业必须依靠购买有创新能力的小企业来解决产业调整问题。
在产业快速变化、市场需求难以把握的现代社会，如果政府还以固有的思路，动辄集中力量办大事，必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少数成功者，也不足为训。他们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能力更强，而是因为政府投资敢于冒过分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企业家不敢承担的。而对于纳税人来说，一个率性大胆的政府可不是什么好事。其鲁莽的举动很可能带来巨大损失。正确的办法不是试图改进政府的经营能力和市场判断能力，而是彻底让政府从市场中走开。政府的力量看似强大无比，但对于经济规律，再强大的力量也不可能对抗。 。 想看书来
当代中国（14）
不必把价格同盟当回事
亚当·斯密对商人的勾结十分警惕，认为这种勾结必定会损害公众的利益。不过，后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多虑了。面对市场竞争的商人，勾结的能力十分有限，勾结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很难损害公众利益。真正能损害公众利益的，其实是那些无须面对市场竞争的官员们。
2000年6月21日，康佳、TCL、创维、厦华、海信、乐华、熊猫、金星、西湖九大彩电生产商共同举行的全国彩电联盟第二次峰会在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制定彩电的最低限价，希望能借此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维持各家企业的利润水平。
但是，就在九大彩电巨头确定“限期10天”把市场价格全部调整到位的最终时刻来临之际，在峰会的召开地南京，众商家集体向厂家发难，把自己买断经营的各品牌彩电大幅降价销售，有的竟降价达1000元。降价引发了空前的购买彩电热潮。有的商场一大早还没开门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出现了少见的排队购买、排队付款的现象，顾客排的队伍竟长达数十米。而商场的十几个送货卡车也装满了待送的彩电。几天下来，各商场彩电销售额均比平时增长5至10倍。
彩电峰会限定29英寸纯平彩电价格在4000元以上，对这个限制，南京各商场均不予理睬。在南京商厦，熊猫29英寸纯平彩电只卖3420元。江苏省最大的百货公司新百集团的电视机商场经理李巧生说：九大彩电厂家确定的“限价”，没有哪个厂家能真正做到。
对于南京商家在市场上的公然发难，没有任何一家彩电厂家表示异议，甚至没有哪家企业发表评论。参加峰会的彩电企业只能尴尬地保持沉默。所谓彩电“价格同盟”在几天内就已经崩溃。
其实，对价格同盟更沉重的打击还不是来自南京的商家，而是来自当时正迅速发展的国美电器。当时的国美，还没有取得今日这样重要的市场地位。面对彩电厂商的价格同盟，国美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市场机会，于是，国美突然发力，反其道而行之，宣布调低彩电价格。
消息一出，业界为之震惊，双方的博弈成了绝佳的新闻题材，相关报道连篇累牍。消费者作为价格竞争最大的受益者，看到彩电同盟限价而国美降价，自然心向国美，这使彩电同盟渐成千夫所指，很快就土崩瓦解。在和彩电价格同盟的对抗中，国美几乎取得了全胜。在这次事件中，国美成了最大的赢家，其“低价”概念深入人心，市场形象一举确立。家电业也由此开始进入了“渠道为王”的时代。
对于彩电企业的价格同盟，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时的国家计委价格处宣布，九家企业达成的价格同盟违反《价格法》，涉嫌垄断。但是，不等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制裁办法，开放的市场就使得彩电价格同盟灰飞烟灭，成为过去时。那些当初参加彩电峰会的企业，有好几家现在已经从彩电市场上消失了。
从很早开始，就有人担心同行企业之间的互相勾结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直到博弈论产生以后，人们才真正理解为什么现实中很少有人会成功地组织和维持价格同盟。可以说，博弈论完美地解释了价格同盟必然走向瓦解的原因。
简单来说，当价格同盟形成以后，所有参与同盟的企业就面临一个诱惑，如果他利用其他企业维持高价的机会，降低价格，就会迅速增加销量，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加的销量完全可以弥补价格下降造成的利润降低。这个诱惑很强大。
当代中国（15）
正因为这个诱惑很强大，所以，任何企业都无法信任其他企业能够抵御这样的诱惑，所以，先下手为强、违反价格同盟的约定是最好的策略。在著名的“囚徒困境”中，两个囚犯因为被彼此隔开，而不能商定最优策略。但在现实中，即使企业可以面对面商谈，由于无法实现彼此充分的信任，他们也实际上相当于处在被彼此“隔开”的境地。
那么，是否可以说，如果企业间能够形成充分的信任，就可以长久维持价格同盟呢？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形成这种充分的信任呢？答案是，当政府出面以强制力和垄断维持价格同盟时，就会形成这种彼此之间的“充分信任”。在政府的强力作用下，企业可以不必担心其他企业偷偷降价，这时，价格同盟形成的人为高价就会长久地维持下去。
所以，面对价格同盟，公众要做的就是关注其背后是否有政府的强制力作为依托。如果有，对这种价格同盟就要坚决反对，不过，这时实际上反对的不是价格同盟本身，而是在反对政府对市场秩序的干预和破坏。如果没有发现政府强制力，那么，价格同盟就不足为虑。无须把它当回事，付之一笑可也。
2007年4月，重庆600多家洗车行结成“涨价联盟”，将洗车费由原先的10元涨到20元。车主纷纷抗议，但洗车行坚持不让步。可是，三个月后，这场轰轰烈烈的价格同盟却悄然瓦解。先是20元，然后变相打折，后来干脆降回到10元。更可笑的是，这其实不是重庆洗车行第一次“联手涨价”了。2005年10月和2006年10月，重庆汽车行就曾两次联手将洗车价格从10元提升到了20元，均无疾而终。2007年，洗车行们不知为何又一次故伎重演，也又一次铩羽而归。真可谓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值得赞许的是，面对洗车行的“联手涨价”，重庆市相关的政府部门表现出了对市场规律的高度尊重，没有轻率地进行行政干预。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够这样尊重市场。近来，对方便面的涨价，政府部门就威胁要制裁有关企业。为此，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不得不公开发表对公众的道歉信。有意思的是，道歉归道歉，但协会并没有在信中表示要求企业恢复原来的价格。
其实，方便面的涨价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许多食品及原材料价格都有了大幅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方便面虽然有可能不涨价，由企业自己消化上升的成本，但如果出现涨价，也很正常。
有人说，方便面企业可以涨价，但不可以串谋以后再涨价。关键是串谋，而不是涨价本身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只要企业不串谋，即使同时涨价，也不算违规。
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首先，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同行之间进行某种协商，实在是太容易了。甚至都不需要坐到一起。所谓串谋与否，实在难于判断。其次，如果确实出现市场变化，价格需要上涨，这时，同行之间的协商其实很有好处。
假设，同行企业之间无法就价格进行任何形式的协商，忽然，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厂商怎么办呢？如果某家厂商率先涨价，他就要冒失去市场占有率的风险，可是如果不涨价，经营压力又越来越大，甚至会难以为继。面对这种两难，厂商往往会选择采用诸如降低品质、减少分量等不公开的办法，进行事实上的涨价。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不利的，比正常涨价还要不利。消费者在这时不得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对质量下降等新的风险。对于厂商和消费者来说，这是双输的局面。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代中国（16）
事实上，本次方便面涨价以前，确实出现了部分厂商减小面块重量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瘦身”的隐性涨价行为。当然，后来随着价格的上涨，“瘦身”的问题应该被解决了。如果有同行之间的协商，就可以尽量避免这种隐形涨价行为，缩短同行之间彼此互相试探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中的败德行为。换句话说，如果市场环境决定了必须要涨价的话，大家同时涨，其实是无谓消耗最小的解决方案。
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价格同盟很可能是一种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消费者的行为，因为它可以减少必须进行的价格调整的时间和成本。于是，可以看到，在外部竞争存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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